2005年，我还在中国驻科特迪瓦经商处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当厨师，有一天领导跟我说：“今天开始要加几个人的菜，华为来了几个人也在我们这里搭伙”。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华为这家公司，没想到后来我竟然和华为有了十余年无法割舍的牵连。

               饭量最差的员工都吃了两大碗
 
      几个月后，当时华为科特的负责人陈雷找到我说：“史师傅，我们自己要建食堂了，要不你过来我们华为当厨师吧！”我之前觉得华为这帮年轻人特有朝气，很与众不同，加上我当期的合同差不多也到期了，所以没有过多考虑，我卷起铺盖卷就来了华为科特迪瓦代表处。 
      当时的科代已经有10多名员工了，可是都还在搭伙吃饭，建设本地食堂的任务就交到了我身上，我带着代表处的一个胖胖的秘书东奔西跑到市场上买各种东西。第一次自己开食堂，才知道有多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在科特，炒勺、圆底铁锅、中国菜刀什么的统统买不到，尤其是我的法语不好，所以要买什么我都是靠比划告诉胖秘书，胖秘书再翻译给商家听，就为了中国菜刀这种稀奇的产品，售货员就给我拿出过斧头、柴刀、铁锹等东西……最后只能买个大点的水果刀代替。后来我每次回国都要带上一堆厨具过来，过安检的时候老费口舌解释了，我还记得2006年员工张海兵从国内人肉背过来一口比他自己还大的铁锅，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话说回来，当时从我接手也就几天工夫，食堂就开伙了，头两天桌椅板凳还没有到位，大家都是端着碗蹲在地上吃饭，我现在还记得开伙第一天，就连饭量最差的员工都吃了两大碗。非洲卫生条件不好，科特当地买不到消毒柜，我就采用土方子：高温消毒法，拿了个大锅，把碗筷放里面一直煮着，这个效果很好，我们从来没有员工因为食品卫生问题生过病，直到后来机关送来了消毒柜，这个“高温消毒法”才算下岗。
      后来，华为的业务越来越大，新来的同事也越来越多了，海鲜、肉食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些东西在超市买比较贵也不太新鲜，于是每周六代表处都会派出一名员工跟我一起去海边的肉菜海鲜市场做采购。
      每周我都能从员工那里听到很多大家如何奋斗、签单的故事，让我很是激情澎湃，我觉得我能把饭做好，其实就是帮华为签单出了力。
 
               被疟出来的“专家”
 
      2006年，我第一次得了疟疾，当时以为是感冒，所以吃了点药带上口罩继续下厨做饭。结果做着做着人就站不稳了，几次差点儿把自己掉到锅里去。然后回屋躺下想休息一会儿，但马上就发了高烧。当时的代表黄煜看我倒了，马上找人开车送我去医院，前前后后住了五天院，才觉得身上有劲了。我退烧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坏了，这都几天了，大家怎么吃饭啊！”然后马上奔回食堂去，准备下一餐的伙食。
      不过得过一次疟疾之后，咱也成了“专家”，一有新员工来，我就给他们普及疟疾知识，再有员工生病，我观察下他们发烧的规律，问问他们不适的感觉，基本也能快速判断是不是得了疟疾了。
      2007年，搬迁了新食堂，我在搬迁期间工作太累没有注意休息，抵抗力下降太多，又被疟了一次，不过因为有了经验，所以康复得也比较快，之后几年还得了几次疟疾，不知道是否是有了抵抗力的缘故，我基本都没有住院了，每天按时吃点药，晚上打一针，白天还能继续做饭，很快也就好了！
      不过到了2013年之后，公司在西非的环境改善和防疟疾工作做得越来越全面了，不仅我再也没有疟过，整个代表处得疟疾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两个小时包出500个饺子
 
      后来，科特的人员越来越多了，我一个厨师已经忙不过来了，公司又给我派来了一个搭档邓师傅，到了08年底，又给我们增派了一名厨师袁师傅，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厨师团队，大家互相切磋技艺，互通有无，不仅能给员工提供更多花样的菜式，我们自己的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这期间，我们还遇上了一件大喜事。2008年之前，每位来西非的外派员工吃饭补助是5美元一天，大家还得自己掏点腰包垫些钱才能吃好。有些员工因为想自己做饭或者去拜访客户等原因，就不在食堂吃饭，这5美元也可以退回去，也有少数员工经常不吃饭，这样虽然省了饭钱，但对身体可是不利的。到了2008年2月份，公司有了新的政策，员工每天的伙食标准涨到了15美元，而且为了鼓励大家在公司就餐，不吃饭也不再退费了。这个政策一出，不仅员工们欢呼雀跃，我们厨师班子也是很高兴啊！以前一顿饭只能出4个菜的，现在咱能出8个；以前只能吃得起虾米的，现在咱们偶尔也能来顿龙虾啦！
      大家出门在外的，年夜饭可是每年的重点，每次我们厨师班子都得至少提前三天做准备，因为当时科特的中国人已经多了起来，所以靠近年关，石斑鱼、龙虾之类的都得提前预定，花生、瓜子、旺旺雪饼之类的得提前半个月订货，有时候还得靠关系，不然根本买不到啊。饺子这东西可不好做，为了满足代表处所有中方员工的需求，提前三天就得抽出空来包饺子，我每次都是准备至少两种馅儿，别的厨师做皮，我来包，但时间上仍然赶不及。好在有员工家属发现了，马上叫了其他家属过来帮忙，一堆人七手八脚的，两个小时能包出500个来。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年夜，在一万五千多公里外大西洋彼岸的陌生国度，我们一群人围坐在餐桌前，吃着自己包的热腾腾的饺子，每个人的心里虽有对亲人的牵挂，但也都是暖暖的。
      后来，过年前员工家属帮包饺子就成了例行的活动，不同的人包出来的饺子形状各异，一碗饺子可能有十种姿态，吃起来不仅美味，也是极有乐趣。

                           把饭做好了，大家才能不害怕
 
       2010年底到2011年初，科特政局动荡，新老总统因为权力交接问题而开战，公司撤离了一些员工和家属，只留了部分人员坚守。为了保证坚守的人员有饭吃，我主动申请留了下来。到了2011年的3月份，局势的发展让我们始料未及：战火已经烧到了社区，我们院子上面都有子弹在横飞。我抽空猫出去，找关系抢购了足够26名坚守员工一个月所需的米、面、油和煤气藏在宿舍里，每天我都是偷偷摸摸得给大家做饭，生怕有什么大的动静引来军队。
    在局势最恶劣的两周里，我们所有人都闭门不出，靠窗的员工也都搬迁了房间。我记得有三颗子弹打进了我们宿舍，其中最危险的一颗子弹穿透了窗子和窗帘后，打到墙壁上，然后又反弹到两个躲在角落的员工身边，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过害怕是害怕，可没有人退缩，更没有人提出要回国，那两个员工也只是换了个位置就继续办公。
      当时管安全的是副代表韩硕和行政科长林显钊，代表处每天点两次名，开一次安全工作会议，而我作为厨师，外出采买是躲不了的，其实心里也有点害怕，不过我想，我把饭做好了，大家才能不害怕，要是我手哆嗦，饭的质量下降了，大家吃得出来，自然会想：“完了，厨师都吓坏了，这可咋办啊!”
      政变的时候，有个本地黑人司机正好送员工到宿舍，刚准备下班回家呢，外面就政变了，这司机也回不去家了，只有在宿舍里陪我们躲了两周。两周后，局势稍微好了一点，我叫上这个本地司机，在雇请的两名持枪保安的护送下，潜入2公里远外的中国超市补充调料和干货。在超市大门口的马路上，我看到了今生中最恐怖的一幕：三具正在烧焦的军人的尸体横在路上，其中一具尸体的上半身还保持着坐姿。
      不久后，航班恢复了，为了安全起见，公司又撤离了16名同事，最后还剩下我们10人留守在科特，粮食、蔬菜什么的也不多了，外面又很难买到，虽然大家得节衣缩食，但我还是设法保证大家每顿饭三菜一汤，一周给大家一次搞一次火锅、包一次饺子，外面风声稍微松一点儿了，我就猫出去找食品，感觉跟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地下武工队似的。好在有惊无险，就这样又坚持了一个月，最终挨到了局势恢复正常。
 
                          转正了，“小史”成了“老史”
 
       2012年，是我们厨师的好年份！我们西非厨师统一从外包转为了入职慧通公司，咱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号，终于转正了！这让我兴奋的几天睡不着觉。
      2013年初，代表处厨师轮岗，我先是被派到几内亚工作了半年多，然后转到了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我惊奇地发现了很多科特的老员工也来到了这里，大家看到我也是乐呵呵地说：“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一转眼，我在西非工作已经十年了，从20多岁干到30多岁，从“小史”变成“老史”，我把青春洒给了西非，也收获了员工们的理解和认可，自己也开拓了眼界，学习到了不少知识。这种青春是无悔的青春，这种经历也是金钱买不到的！虽然我没有谈过一个销售合同，没有建过一个铁塔，没有签过一个单，但我能坚持为华为员工烧好每一碗菜，做好每一碗汤，让他们吃好了就不想家，我的人生就是和华为前进的战车捆绑在一起的！
      如今我已经30多岁，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华为，带着我宝贵的经验和难忘的经历回到故乡自己创业，那时候我会把我在非洲的照片挂在餐厅里，因为我在华为的艰苦地区工作过，我为我的经历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