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在美国，念研究生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课程、得学分，叫 by course;还有一种是做研究，写论文，叫 by thesis。我记得那时系里的所 有研究生好像都是选的前一种方式，是否有 by thesis 的，我没有印象。

          我一到系里报到，当时的系主任李英哲教授就带我到各办公室去认 识系里的各位教授和讲师们。还带我到我们的助教办公室去认识其他助教。 我刚到时，系里已经有三位助教了，都是女士。两位是台湾来的，一位姓 谢，一位姓周。还有一位女士是中国大陆来的，姓王，也是上海人，外语学院毕业，比我早到一年。我的办公桌就与王女士的拼在一起，面对面坐。 于是，我刚到时，系里连我一共有四位助教，合用一个大办公室。

1981 年在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助教办公室

          这四位助教中，周女士很年轻，她专门帮助李英哲老师编写汉语词 典(或是课本，我已经忘记)，不负责上课。每天，她自己上好课后，就 在她自己的那张小书桌上埋头编词典，很少跟我们交谈。

          谢女士、王女士和我三位，则是与讲师们合作给大学本科学生上汉 语课的助教。谢女士话也不多，上好课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很少在办公室 里坐。于是平时办公室里只有我，以及周、王两位女士。

          王女士年纪比我大，来美以前已经在中国教过不少年英语，有外语 教学的经验。我发觉她的教学方法很生动活泼、新颖多变，于是一有空就 去听她上课，向她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教学方法。

          我到夏威夷以后半年，系里又来了一位台湾来的男助教，姓连，也 是英语系出生，准备在美国念博士的。他的办公桌与我和王女士的拼在一 起，成了一个“品”字形。于是，我们办公室就有了五位助教。连先生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脸上常带笑容，非常用功。上完课，就跑图书馆埋头读 书。有一次，他太太从台湾来探望他，他也带她跑图书馆，而不是带她去 看看夏威夷的热带风光。我们别的助教常常以此作为笑话来取笑他，他也 只是笑嘻嘻的并不生气。记得那时，大陆和台湾还没有任何关系，政治上 处于敌对状态。有一次，我们五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在我和王女士的办 公桌前用一架 instant camera (即刻成像的相机)照了一张相。照好相， 抽出来一看，背景是我贴在墙上的一张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图”。连助教看了看就连连摇头说:“这张照片我不能寄到台湾去!”连先 生后来得到博士回到台湾，成了台湾清华大学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我去台 湾开会时遇到过一次。现在连教授已经荣休了。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些事?

1982 年夏天王女士毕业，同学们都借她的礼服拍照

(背后墙上即那张连先生见了不敢寄到台湾去的地图)

          我在夏威夷大学学习和工作的最后半年，又来了一位台湾助教张女 士。张女士与我同学和同事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吧，但她为人十分热情， 与我关系很好。后来我到了澳洲，在完成我的论文时，张女士给了我很大 帮助。张女士念完硕士之后又继续念了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台湾政治大学的教授了。张女士到夏威夷大学时，上海的王女士已经毕业走了，所以 我们办公室还是只有五位助教。

大

约 1982 年摄于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助教办公室

(好像坐在王女士的书桌前)

          东亚语言系的硕士课程是两年的。前一年半的三个学期只选课，得 学分;最后一个学期除了选课外，还要完成一篇论文(好像 6 个学分，占 的比例很小)。我是 1981 年九月入学的，按规定，应该在 1983 年九月毕 业。

          我到美国纽约，时在 1980 年 2 月初，正在卡特总统任期之内。那时， 正值美国经济危机，记得在纽约时，银行利息竟高达 20%左右，失业率也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在纽约的第二年就是美国的大选:民主党的卡特和 共和党的雷根在电视里辩论。那时我正住在纽约 Elmhurst 区一栋公寓暗 无天日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除了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和走廊尽头的一 个厨房外，一排有五个房间。其中三个大概是被在饭店打工的所占用的。 他们的生活日夜颠倒，我只闻其声，却从未与他们谋过面，连他们长什么 样都不知道。另一个房间住着一个台湾学生小严，在圣约翰大学念书，就 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常去他房间谈话。美国竞选期间，我帮卡特，他帮雷根，我与他边看电视，边争论。有时争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倒 又成了好朋友。其实我与小严都不是美国公民，都没有选举权，所以我笑 话说:我们是“皇帝不急急太监”!最后因为美国的经济问题，卡特只当了 一任总统就落选，去做木工，给纽约黑人造房子去了。雷根上台后实行了 一系列措施，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这是后话了。

          我在夏威夷大学念研究生时，雷根总统刚刚上台，新经济政策还未 实施，美国经济还未复苏，所以找工作很难。很多好心人提醒我:两年时 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年以后有什么打算，要早点做好准备。要是要找工作 的话，就要早点申请，等到毕业，就来不及了。因为在美国，只有念书的 学生才能申请 F1 签证。一毕业，签证取消，就得离开美国。我见到过几 位台湾学生(当时在美国大学里，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真是少之又少的凤 毛麟角)，已经是在美国念了近十年书的“老学生”了。他们因为不想回国， 为了保住“学生签证”，就只好念完一个硕士，再念一个博士;念完一个博 士，再去念一个硕士(另外学科的)!

          那么当时我对于毕业后的前途有什么打算呢?老实说:并不十分清 楚。即使早在上海申请去美留学时，我就并没有十分强烈的、一定要在美 国定居下来的想法。出国前，我的想法是:即使没有办法在美国念书，到 美国去看看西方社会，见识一下世面也好;要是能在美国念书，得个学位 再回国，那就是赚了外快了;如果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在美国定居下来， 当然我也愿意，但这就像是得了意外收获，中了头彩，要看到时我有没有 这个机会和运气了。

          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期间，我的导师们，尤其是李英哲教授和郑良伟 教授，常动员我毕业后去加州的伯克利大学语言学系跟王士元教授念博士 学位。郑良伟教授是研究闽南方言的权威，他对中国方言特别感兴趣，所 以他一直希望我研究吴方言(上海方言是其中一个分支)。而我，则有点犹豫，因为觉得年纪大了，再这样念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工作呢?我可 不想也变成一个“念书专业户”，最后念成一个“老学生”!

          如果在夏威夷大学完成学业以后不再继续念博士，那么只有两条路 可走:一条，找到工作，把学生签证改为工作签证，就可以继续在美国留 下去了;另一条，打道回国。我想先试试前面一条路，看看走得通走不通。

          1982 年夏天，比我早到一年的王女士毕业了。她后来告诉我，她早 作打算，很早就开始物色工作了。临近毕业，她竟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一 个教职，有六年合同。我和别的同学们在恭贺王女士喜得佳职的同时，只 有羡慕和眼红的份。

1982 年王女士毕业了，大家借她的礼服拍照，过过瘾。

(坐在王女士书桌前)

          王女士走后，接下来毕业的应该就是谢女士，因为她比我早来半年， 所以，应该比我早毕业半年，那年年底就该毕业了。因为谢女士平时独来 独往，很少与我们交流，所以，我也就不知道她对毕业有什么打算? 是否 已经开始求职或者申请再念什么学位了。

          王女士在离开夏威夷前，好心地提醒我: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现在 就要开始投寄申请信。她还告诉我申请工作的手续和需要准备的材料。我 按照她的指点，在 1982 年年中，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就向据我知道在美国开设有教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的三十多个主要大学投寄了申请信。 不久，我就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十多封信的回复，可惜的是，没有一封信说他们有职位空缺欢迎我去申请的! 有的回信干脆说:“没有空缺”; 有的不 但说“今年没有空缺”，而且说“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空缺”; 有的还说: “我们不但没有空缺，还要裁员。” 记得我还收到过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 授(注 5)和纽约市立大学唐德刚教授(注 6)的亲笔回信。他们两位虽对我 的求职无能为力，但郑重其事地回信给我，还是很让我感动的。尤其是夏 志清教授，虽然在信中告诉我说他们大学没有空缺，所以对我的求职请求 无法效劳，但他还在回信中附了一个剪报，好像是全美中文教师学会的广 告，说，以后可以注意这个学会的广告，凡是美国有大学出现中文系教职 的空缺，就会在他们学会的会刊上登招聘广告。夏教授的诚恳态度使我十 分感动。我好像也收到过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注 7)的回复，但说的 是什么就不记得了，大概只是一封泛泛而言的英文信，总没有夏教授那么 热情、真诚吧。至于还有十多所美国大学，干脆连回信都没给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