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
徐家祯
(二)
父母与徐氏部份亲戚摄于杭州
(左二,舅婆;左三,二叔祖母;左四,三叔祖母;左五,母亲;左六,父亲;左七,父亲之 外公;左八,二叔祖;左九,二舅公;左一,大舅公)
在我的两位叔祖父之中,我一直是把三叔祖礼耕先生放在更亲近、尊敬 和爱戴的地位上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的人品得到我的敬仰,也因为他比另一 位叔祖跟我们一房更加接近的关系。
半个多世纪之前,我曾祖父故世之后,我的二叔祖和三叔祖共同经营起 杭州和绍兴的工商企业。可能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原因,祖传的产 业在他们二位手中不断发展,不久,他们在沪杭线上的重镇嘉兴也开起了绢丝 厂。抗战爆发之后,他们终于在上海也办起了纺织厂,从事绢纺事业。随后, 整个大家庭移居上海,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
属于整个家族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又分散在绍兴、杭州、嘉兴、上海 四地,管理上当然就有不少不便之处,于是两位叔祖就作了分工。似乎二叔祖 主要分管杭州方面的企事业,三叔祖则分管上海方面的。(注 1)所以,虽然,作为大家庭的成员,我们三房人家几十口人总是住在一起的,但是,我看见三 叔祖的机会总要远远多过二叔祖。
不常见到二叔祖的另外一个原因,则跟两位叔祖的不同生活作风有关。
二叔祖立民先生,用目前的标准来看,不是一个生活作风很严肃的人; 但用半个世纪前做人的标准来衡量,或许也无可非议。他在上海、杭州娶了好 几位姨太太、设立了好几个“小公馆”,常不住家中。另外,又在杭州、上海, 购置了不少山岭、田地。购田置地,在过去当然是被人当作美谈的。谁知大陆 变色之后,地主成了最大的罪人;而资本家至少在初期是没有得到触动而被视 为团结对象的。二叔祖的地产在改朝换代之后当然是被政府充公了,然而他却 不但没有被划为“地主成份”而受终身的苦辱,而且连开农民“批斗会”都据说是 由他的儿子、我的一个堂叔去代替的。“文革”之中,我家和三叔祖家“扫地出 门”,弄得一夜精光;二叔祖却因“狡兔三窟”,不但没受很多批斗之苦,而且 “扫”出了主要房屋,还可以到上海和杭州姨太太的小“公馆”中“安居乐业”,直到 七十多岁在杭州寿终正寝呢!可见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或许确有命定,否则何以 二叔祖一生能如此转祸为福、逢凶化吉呢?
三叔祖徐礼耕先生全家摄于四十年代初
(前排左起:我十四叔叔徐祖颐、三叔祖母、廿二姑母徐萱苏、十八叔叔徐祖东、十六叔叔徐 祖豫、三叔祖徐礼耕、廿一叔叔徐祖涛;后排左起:八姑母徐宣寿、六叔叔徐祖美、九叔叔徐 祖鹏、十一叔叔徐祖惇)
三叔祖礼耕先生在生活上一向严肃、俭约,从不奢侈浪费、招摇铺张。 不过很有趣的是,虽然三叔祖从未娶过一个姨太太,但是,他一生之中倒也娶 过三位太太,他的子女人数比有几位姨太太的二叔祖还要多得多呢。看来,这 也是命定的。
三叔祖的第一位太太是当时杭州首富王家(注 2)的小姐。那位三叔祖母 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病故了。据说,那位太太能说会道,性格喜乐,身体健壮, 她为三叔祖生了十多个孩子!所以,连上二叔祖的孩子,我一共有二十四位堂 叔叔和堂姑姑!我到现在还算不清第一位三叔祖母一共生了多少孩子,因为有 几位我没见过已经夭折。我见过的由她所生的子女就有九位。
这位太太去世之后,三叔祖就娶了一位填房,也就是我在前文所说从福 建给我来信的那位堂叔的母亲。那第二位三叔祖母据说为人十分能干,又做一 手好菜,对待三叔祖前妻所生子女,也能视同亲生,她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动在 大家庭的上上下下中得到称赞。可惜不知为什么,终归不能如愿以偿。后来, 生下我那位堂叔之后一个小时,即闭目长逝了。那时我才一岁,当然不会对那 位叔祖母有任何印象。(注 3)
在杭州天竺上坟(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左起:我四姑母徐萱贞、二叔祖母、九叔叔徐祖鹏、二叔祖徐立民、十一叔叔徐祖淳、我父 亲徐定戡、十四叔叔徐祖颐、三叔祖母、七姑母徐萱福、五叔叔徐祖潮、三叔叔徐祖伟、六叔 叔徐祖美)
后来,三叔祖又娶了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填房,生了一个女孩,也 即我最小的一位堂姑母。虽然在辈份上我要叫她姑母,但在年龄上,她要比我 小上三岁呢!最后一位叔祖母与三叔祖一直生活到“文革”结束,到八五年夏天 过世。那年我正回国开会,会后回上海度假,三叔祖母已重病住进医院,不久 即病故,我正赶上参加葬礼。住在南半球的我难得回国一次,竟会见到叔祖母 最后一面,大约也只能说是有缘的了。而三叔祖一生前后共娶三位太太,最后 竟然全都先他而故世,这难道不能说是前定的吗?
三叔祖徐礼耕与部分家人摄于上海江苏路朝阳坊 20 号住宅走廊中(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中排右起第二人为徐礼耕,左起第二人为第三位叔祖母俞同瑛)
在个性方面,我的两位叔祖也很不相同。二叔祖即使不在杭州或姨太太 处居住,我也很少看见他跟别人很亲切地闲谈,尤其是跟我们这些小两辈的年 轻人。再加晚年因有眼疾怕光,成天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不苟言笑、不可 亲近之感。我们小辈对他更是有点畏惧,不敢在他面前随便说笑。三叔祖则完 全不同。他生着一个结实的身躯,大而圆敦的脑袋,头发不但花白,而且稀疏得几乎秃顶,头顶及脸上满脸红光;两眼虽并不大,却炯炯有光,长长的寿眉 向眼角挂下。在我与三叔祖接触的三十多年中,我从未见他穿过西装。过去, 他常穿长袍;四九年之后,则总是一身藏青色的布中山装,脚蹬一双圆口布鞋, 完全是中国旧工商业家的本色。三叔祖讲起话来嗓门响亮,大笑起来笑声洪亮、 开朗。分家之后,我们买的房子正在他家隔壁。隔着一堵墙和院子,我们还常 听见从三叔祖家饭厅传来的洪钟般的笑声,那时,我们常常可以断定,一定是 三叔祖家有客人来了,他们正在高谈阔论。三叔祖性格诚笃,待人厚道,为人 四海,善于结交朋友,也乐于助人,所以无论是有钱有势或落泊潦倒的朋友、 亲戚,都常去找他,常常家中三教九流,高朋满座,他则有求必应。在杭州工 商界,他是无人不晓的头面人物;在上海,他也颇有名望及地位。三叔祖无论 对平辈、小辈,甚至下人,都平易近人,我在他面前从不感到拘束或不安,我 们常能以平等的地位来讨论各种问题。但是,三叔祖也有光火发怒的时候。那 时,他会满脸胀得通红,鼻子里还发出呼呼的声音。我母亲常说,这是“虎相”, 因为老虎发怒时,也有这样的威风。三叔祖倒确是属虎,属虎而又有虎相,按 相书据说是有福的。三叔祖撑起若大家业,虽然一生中也颇多风云,但终能渡 过风险,一生不愁衣食,子孙满堂,享有高寿,也总可算是有福之人了。
注 1:其实,后来我看到三叔祖礼耕先生写的那篇现在已作本文附录的回忆录,我才知道,实 际上,两位叔祖父的分工是三叔祖管杭州企业,二叔祖管上海企业。所以,我平时很少 看到二叔祖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分工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经常住在姨太太小公馆中的 原因吧。
注 2:王家住杭州骆驼桥,所以人们称“骆驼桥王家”。王家的企业王悦昌绸庄是当时杭州最大 的绸庄之一,与蒋广昌、吉祥恒等齐名。蒋广昌即蒋海筹所创办的绸庄,他儿子蒋抑卮 后来又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并参与集资修筑沪杭铁路。而吉祥恒绸庄,即我曾祖父徐 吉生先生创办的绸庄。此事可见本文附录〈徐礼耕先生之回忆〉。
注 3:关于这位三叔祖母,可参见本书第 7 章〈廿四叔叔〉。
参考文章的注2, 找到介绍近代工业在省城的文字。王悦昌绸庄、蒋广昌和吉祥恒三个巨头。个人感觉您家族企业在杭经营开始时间相对较晚。蒋抑卮先生(和吉生公同时代)是迁居杭州后蒋家第四代,后来又计划参与保路运动和浙江兴业银行。
我摘录的那段话出自刘瑜老师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我时常会读一读《山居杂忆》中的文章,有些文章会反复读,唯独“扫地出门”和《续忆》中抄家那几篇始终不敢读。有些历史,残酷的令人不敢直视。
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