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谈话之后不久，程之朗升任本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党委书记是一位军队转业的局级干部，他特别欣赏程之朗的淳朴 踏实。换句话说，对这个老实得有点傻气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他最为放心。一般来说，在一个单位里党的领导跟行政领导多数相处不好的原因就在于两人互不买账，都要抓权，都会直接向上级邀宠，都去向上峰说对方的坏话；而作为上级，却又喜欢保持这种分裂对抗的形势，以便掌控局面。程之朗在政治手段上的零分，在心机权谋上的空白，在行事处世上的怯懦，在上下关系上的无知，都是党委书记觉得他的可爱可信之处。他跟党委书记之间，简直不是平起平坐的行政领导跟党领导的关系，而是勤务兵跟总司令的关系；尤为可贵的是，这是真诚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他懂业务，肯做事，能解决问题，会担当责任，指挥生产是本领一流；然而，在别的方面，他事事仰赖书记，事事听从书记，比孩子对父母还要依顺。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不抢夺风头，有了成绩，他绝对由衷地认为是党领导得好；有了问题，他马上诚恳地承认是自己安排失当。接待什么阿尔巴尼亚或朝鲜、越南的外宾，他因不善交际而竭力回避；有什么出国访问的机会，他更因害怕有失国体而坚决推辞。在跟书记私下接触时，他常常央求对方在政治上多教导自己，在不得不当众讲话时，他总是预先写好稿子请书记审改。他是厂里跑党委书记办公室跑得最起劲的一个，不是拍马奉承，而是请示汇报；不是讨好邀宠，而是怕出差错；不是怀有利己之意，而是只想搞好工作。这些种种，怎能不使书记对他绝对放心交口赞誉呢。书记初来时，也曾用怀疑的冷眼审察过他。表面看去，他的所有表现，都跟一心靠拢组织拼命显示积极的人的表现毫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真心，别人是假意。书记是个老谋深算的老革命，识别真假，慧眼独具。要不了多久，他即得出结论，这个程之朗是个靠得住的人。他是那么的老实，(书记知道，现在，有几个人真的老实？)那么的不会在嘴皮上和实际上讨便宜，(书记也知道，现在，有几个人不想讨便宜？)那么的不会钻空子，那么的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那 么的真心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薄弱，那么的不懂依恃岳丈的势力----这种人，才是最佳的合作对象；这种人，才是最理想的提拔对象。因为他们实心实意，因为他们知恩图报，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作往上爬 的阶梯，因为他们不会见利忘义过河拆桥，因为他们对我们有真心的感激和仰赖。 然而，对丈夫的种种表现，罗晓阳却不免怨言频频了。 她对爸爸说，”你看，这个人，要厂不要家了。他当上了这么个大厂的头，我们老婆孩子叨上了什么光？文艺演出的票子都给别人，连个车子，都成了书记的私家车了。一天到晚骑着他那老破车，是演给别人看还是怎么的？谁给你记上功啦？” 少将看看女儿，含蓄地笑笑，不紧不慢地说，“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图小利的人，是没有大出息的。” “大出息？省省吧。瞧那寒酸样，像大出息的人吗？那个官，还不是靠了你的牌头才混上的？要是没有你，到退休，恐怕那副工程师的副字都还摘不了帽呢。” “也不见得。”少将说，“你，对他，恐怕还不怎么了解呢。” 晓阳睁大眼睛看着父亲说，“难道还是你了解他？” “咱们先别下结论。”少将说，“车子算什么？你要用车，给我来个电话就行。” “倒不是我在乎坐车。司机小方早说了，给他个电话就行，不用绕程主任那圈子。” 实际上，程之朗不用厂里配备给书记、主任的小车，绝不是表现“艰苦朴素”的一种做作，而是他有一种特殊的心虚。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他从小家里就有私家汽车；上学放学，都是汽车接送的。他把自己的幼时家庭生活，看成是一种罪恶，而自己也有一份。坐上汽车，他就觉得自己反动阶级出身的狐狸尾巴难免露馅。而，实际上 ，他在党委书记面前的那种无限顺从和谦恭自抑，也正是一种自感隐藏着可耻原罪的自卑与心虚。但是，在党委书记和少将岳父眼里，他的表现，却变成了一种难得的品质。这符合他们这代掌权的共产党人挑选提拔对象的标准。他们欣赏、信任、需要：在技术业务上真正得力、在政治权术上不玩花招，在人格品质上忠诚老实，在为人处世上敬宗尊祖的人。 少将看出，自己的女婿前程无限。 经过跟刘少奇的恶斗，跟林彪的恶斗，以及将邓小平的抛弃与对文革派的失望，十年下来，耗尽了体力与心智，成了风中之烛的毛泽东，丧失了从容安排继承人选的余裕。 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诚心诚意地认真物色过自己的无比威严显赫的权柄的继承人选。长期以来，他把接掌大位的资格和机会拿在手里当某种诱饵，以换取某个一度与他势均力敌的党内巨头对他的支持和跟从；如对刘少奇。或者，以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交换自己一时急需的某种助力，如对林彪。自己的目的达到之后，他即刻就将这个被他以公开的宣告或党章的条文钦定的接位者看成是最可恨的敌人。 这是不可避免的心态。这是典型的独裁者的人性表现。 因为，大凡独裁者，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民族救星和民众导师。他的手里集中了极度膨胀的权势与力量，这使他得以为所欲为、役尽天下苍生，把他的人性的每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他不可能承认有哪一个同僚有资格有本领继承自己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他不可能甘心让哪一个下属从自己手里把他恶斗了一辈子经略扩展而成的地位和权势不费吹灰之力地接收过去。在帝制社会，传位给儿子，不管愿意不愿意，放心不放心，总之家族利益有了保障，且有祖制成法，自有成例可循。在现代的专制社会，这就是独裁者第一头疼的事情。一想到自己凭了浑身架数历经无数险阻扫除多少强敌才抓到手中的大权，日后不得不一古脑儿让某个小子白得了去，他心中的恨意、嫉意和失落感就不打一处来。于是，原该是最中意最欣赏最贴心的对象，在内心深处一下子就变成了最仇视最提防最不能相容的死敌。如果他还有时间，他就一定对那接位者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不对那也不行，直到将之废黜、眼看那小子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狼狈下场才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从另一方面去看，独裁者绝对只把自己看成人，神，上帝，而把任何别人只当做自己手里的工具和棋子。真正出类拔萃的同僚战友，不是被他践踏成了奴才便是让他斩绞成了肉酱。最后在他周围的，就只剩下一些无能无耻而又阴险狡猾的小人，而对这些小人的嘴脸和本质，独裁者又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在独裁者行将离世的时候，他总是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看得上眼。最后的唯一选择----同样出自人性规律----就是，只好在绝未觊觎他的大位、从未伸长脖子等着的、候选圈子之外的人里面挑选一个喜出望外的幸运儿，以造就此人成为世上最大政治暴发户的巨大代价，换取其对本人身后英名或者家族利益的长期保护。至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我死之后，洪水其来”，管不得那么多了。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报，程之朗闻之如丧考妣，浑身发抖，不能自制。 多年的领导干部做过来，他已习惯于跟这个政权合为一体、休戚与共了。 他没有像许多干部工人那样地一下子惊呆，继而放声大哭起来。 他的震惊和内心的凄惶远甚于一般的人。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仿佛精神上的支柱一下子崩塌了，从此连生活的方向都失去了。 对毛泽东的死亡，应该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民众的哀恸是由衷的，真实的。 民众，不管世上哪一个地区和何种民族，对于专横的、残暴的，虐迫他们、视他们为草芥的独裁领袖，都有一种天生的敬畏和奴性的爱戴。因为民众好比羊群，领袖就是牧人。牧人越是凶狠冷酷，羊群 越是驯服听话。牧人如果疏懒随便，丢开鞭子，也不吆喝，羊群就走散了，赶不回来了。反之，在真正的民主政体里，领袖视民众为主人，无时无刻不向民众献媚讨好，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只望民众把选票投给自己，这时，民众就会变成刁蛮的悍主，对他们的公仆肆意指责横加挑剔，总之是一百个不称心。领袖稍有失职或失德，辱骂和嘲讽就奔泻而来，直至将之淹没为止。这就是人性。群体意义上的人性。不认识这一点，人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何以一些不正义不公道的社会结构反而看上去更具凝聚力，而某些十足的恶棍倒比一些伟人更能获得长久的拥戴和习惯成自然的好评。 大陆中国的民众，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受的统治的性质与形式，与他们历祖历宗所惯受的截然不同。以“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为标号的统治者，无事无时无措无处不在向民众显示一种明确无误的军事征服的本质和特点。所有的私人财物，说剥夺就剥夺；所有的个人自由，说取缔就取缔。一切的个人，在全面的意义上统统成了俘虏 ，除了无条件服从，人们不能希冀任何方面的自主之权。原先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摧毁；原先的人际关系，被完全改变。中国人信奉了几千年的维系纵向横向感情信义关系的许多美好原则被扫荡无遗。几分 类似邪教，几分有若黑帮，每一个人都必须绝对忠诚于统治者----甚至只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他就是上帝和龙头老大，他就是灵魂和肉体的主宰者。人们必须时时歌颂他赞美他感激他敬拜他，必须时时 准备着为他舍弃自己的一切。人们被教导说私心私欲是可鄙可耻的，期望吃好穿好则是邪恶的意念。为了实现那位神人合一的领袖的伟大理想，人们应该终身流血流汗吃苦赴死。而，这个军事政权又不断训练出足够使用的各级党工把持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监视和压制着每一个人可能产生的不满之色与反抗之意。这样，二十七年下来，出头之鸟早已打光，剩下来的就多是吓坏了的，驯傻了的，适应了的，迷信盲从的良民了。毛死之时，三、四十岁以下的多数人已经不记得、不知道、不相信中国人曾经有过以及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活法。他们不知道人应该有些什么权利和应该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微渺的，不足道的，甚至是天生具有罪恶思想的，活着就是领袖恩赐的幸福，活命就是为领袖不停地劳动、对领袖不停地感 恩和赎罪的过程。因此，当他们获悉这个领袖竟然也会像所有的凡人那样死去时，怎不惊骇、绝望乃至痛不欲生呢？何况，人类还有一种本能的势利倾向，芸芸的众生，总是簇拥在一个最凶狠最厉害最有财势的强者周围，向他欢呼，为其作伥；而一旦发觉失去了这个偶象，人们的悲伤是可想而知的。 程之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