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

二月，陆军成立“射线中心”以适应未来的核战爭。

七月，台美签订“改进台湾省学童午餐协定”。

十月，台湾省政府供应学童营养午餐计划开始实施。

十二月，台湾政府教育厅通令高级中学文化教材以《论语》和《孟子》为主。

一九六五年

二月，台湾土地资源开发委员会成立。

三月，行政院通过“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以加强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人民生活。

六月，台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

九月，行政院核定“辅导国军除退役官兵就学、就养、就业管理办法”。同月，行政院设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

十一月，中山博物院落成。

一九六六年

二月，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在台北举行，公布经修正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三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第四任总统、严家淦为副总统。同月，为了吸引投资及增加出口换取外汇，经济部正式建立高雄加工出口区，这是台湾的第一个加工出口区（随后台中潭子、楠梓、临广、中港和屏东等十大园区先后成立，从万峦至高雄港四十分钟的车程成了当时世界上生产线最绵密的聚落，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代工者，他们创造出了纺织、成衣、鞋子和雨伞等产业的“台湾制造，世界第一”。二0二一年，“加工出口区”进入历史，被改名为“科技产业园区”）。

十月，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责文化大革命毁灭民族优秀文化。

十二月，蒋介石核准台北市改制为直辖市。

一九六七年

七月，台湾政府通令各县市立即恢复设置国语推行委员会。同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他紧密结合政治与文化，既使台湾产生了一批从属于威权体制的文化附庸，同时也在无意中锻炼出一支积极投身于反对威权专制运动的文化新军。

八月，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下设自然及数学、人文及社会、生物及医农、工程及应用、科学及教育五个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

一月，行政院公布对台湾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的“九年国民教育实施条例”。同月，经济部宣布外贸方向以农工业培养贸易，以贸易发展农工业。同月，蒋介石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提出“革新当前社会风气指导纲领及实施要领”。

三月，教育部成立国民教育督导委员会。同月，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决定全面推广全民体育。

五月，教育部编列四百万元以资助翻译世界名著和编印科学辞典。

六月，台湾省政府决定配合实施职业教育及九年国教而禁设私立小学及初中。十月，第一架空军自制的“介寿号”初级教练机升空试飞。

十一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十二项工作计划，以增进国民德智体群育修养。

一九六九年

四月，国民党十大通过党章修正案，撤去副总裁一职，增设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并通过了“现阶段党的建设案”、“中国国民党政纲案”、“策进全面实施平均地权及贯彻耕者有其田纲领”以及“积极策进光复大陆案”。

九月，行政院设立卫生署，扩大原子能委员会，并成立原子反应堆安全评估委员会。

十月，中国电视公司开始播出彩色电视新闻（为亚洲继日本后的第二，排名世界第八）。

一九七0年

一月，行政院报告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十五年来已安置退除役官兵就业近十八万六千人。

三月，国民党十届二中全会举行，通过了“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案”，目标为加速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经营收益及促进乡村都市化。

一九七一年

八月，台湾掀起“保钓”热潮。

十月，蒋介石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二七五八号决议以前宣布退出联合国。

一九七二年

三月，蒋介石连任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连任副总统。

五月，国父纪念馆落成启用。同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把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蒋经国。在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间，蒋介石审阅了蒋经国一九七一年的日记。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大量感想，如“日间看经儿去年日记，精神为之一振。此儿可继我事业，完成革命”、“经国日记今日全部阅毕，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忧多愁，有损其身体；喜者，其智能充裕，志气坚强，足以继承我事业也。”

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蒋经国在国民大会宣布：将以五年为期，克服万难，加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中正国际机场、台中港、苏澳港、中国钢铁公司一贯作业炼钢场、高雄造船厂和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厂等九项建设。第二年又加上了兴建核能发电厂，这些项目被统称为“十大建设”。

一九七四年

六月，蒋介石在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五十周年校庆发表训词“黄埔精神与革命大业的再推进”，严厉批判批林批孔运动：“共匪畏惧中华民族文化集大成的孔子，敢于悍然‘批孔扬秦’，自炫其浮于暴秦百倍之恶，而攻孔子万世师表之圣。我们尤其可以断言：今天不是毛贼将打倒孔子，而是毛贼终必为我民族圣哲孔子的精神所诛殛！所以我们今天的不动如山，正是为的明天的动如火发！”。

九月，桃园国际机场开工（一九七九年二月启用）。

台湾的选举

一九五0年七月，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蒋介石随即把台湾的地方自治扩展到了县市议员和县市长的直接选举。

一九五0年九月—一九五一年一月，全民按地区分六期选举第一届县市议员。

然后是第一届县市长选举。那时蒋介石有些安全感了。在县市长选举中选出了一些非国民党籍的地方长官后，蒋介石说：“当选的市长，虽不是本党提名的人，但都是台湾知名人士。……就国家社会而言，这是很可欣慰的，……只要他愿意依照三民主义的理想，参加国民革命建设国家的工作，……即使他不是本党同志，本党也要提他做候选人，而且在合法的范围内尽量支持他、协助他”。

蒋介石把民主选举变成了独裁的手段，台北市长选举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国民党为谨慎起见，二十一个县市不是同时选，而是分八期进行，从一九五0年十月选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台北市排在中间的一九五一年一月。为了彰显国民党的“民主”，国民党在台北支持无党籍人士吴三连参选而不推举国民党的候选人。原来已经有三个国民党籍人士报名参选，国民党设法“劝退”，结果两人遵命退选，一个叫林紫贵的坚决不退，结果国民党整出个“掩护匪谍入境”的罪名，把不退的林紫贵抓了起来，让吴三连轻易当选。

一九五0年的县市长直选是吴国桢提议、计划、推出并组织操作的。他在口述回忆录里说：

“我必须首先呈报给他（蒋介石），以便他传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然后交给中央政府执行。当蒋看到草案时，他没有表示反对，但他的大多数贴身顾问却持异议。他们的观点是：如果进行选举，由于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台湾人，所以大多数职位将归他们。我说，除非让台湾人自由选举，否则他们仍然会感到自己像个被征服者，依然会怨恨我们。他们反驳说，如果大多数的市长、县长让台湾人当了，我们怎么指望他们忠诚呢？我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没有人会忠诚于我们。……蒋通过默许，表示了他对我的完全支持。”

吴是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毕业的政治学博士，他从政很早，是典型的党国官僚，曾任陪都重庆市市长与党国艰困时期的上海市市长（其间他经历了金圆券风波）。吴是蒋介石的嫡系，给蒋介石当过秘书，以致在中共一九四八年底公布的国民党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名列第二十四。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曾上了一九五0年八月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

吴是实干派。当时才经历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党国内部要求改变独裁皇权体制的声音有所抬头。吴上任后开始把“政府”与民众拉近，吴之前的省政府的长官多为外省人，吴一下子把他的省政府里二十五个委员中的十七个让本省人或是“半山”担任，这样，外省人取代日本人为新的殖民者的形象有了改观；另一方面，本省人对台湾当地的各种弯弯绕绕的了解，当然会强过刚来不久的外省人。

第一届直选，投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二～九十五，十五位县市长中，本省人与“半山”占了十三位。

（吴治下的另一件大事，是关于守法的。这是吴能干的财政厅长任显群的佳作。中国人做生意一向“活络”，比如零售店的帐通常是扯淡，一本明帐后面都有一本暗帐。销售发票少开一张，就少缴一笔销售税。任为了增加税收，想出了个诱导民众守法的主意，他统一分配发票给商家，然后鼓励民众购物后索要发票，政府则以开出的发票号码定期抽奖。民众买东西后要一张发票等于买了张彩票。一下子，民众购物后“守法”讨发票的数量立即飚升。统一发票实施后的第一年，政府所收的销售税大涨了百分之七十六。直至今日，统一发票开奖依然是台湾的一项全民娱乐。）

然而吴只干了三年多的省主席。

诱导民众守法不容易，让独裁者守法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吴搞出来的民主局面，结果让蒋家爷俩给打回了原形。印在纸上的宪法之外，还有说不清楚的法，那就是蒋经国掌管的多层次的特务系统。

基隆市参议会选议长，某“特务团体”为了操纵结果，把两位议员给绑架了，搞得选举无法进行。吴闻讯介入，救出议员，查出特务身份。可是，吴要严惩特务的企图非但没有成功，特务反而被升官。吴在搞清小蒋在老蒋的庇护下视其为傀儡后，撂挑子走人，去了美国。

吴后来对老蒋有“爱子甚于爱民，爱党甚于爱国”的评价。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县市议员间接选出了第一届临时省议会议员五十五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五三年二月，全民按地区分两期选举出第二届县市议员。

一九五四年五月，全民选出第二届临时省议会议员五十七名。

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分两期举行的第二届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为台北市市长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王民宁。王是本省人，曾任职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和总统府中将参军，他名声不佳，有在台大医院看病不排队而被医生责备后报复把医生抓起来的劣迹。国民党强力助选，势在必得。同时参选的还有四十一岁的无党籍候选人高玉树。选举日开票，高玉树居然以十一万对九万七千领先。当晚电台广播不说高胜选，只说“高玉树得多数票，仍在统计中”。原是国民党划定的地盘，忽然旁落，没人敢作主。在美国国务院已经发电报祝贺高玉树当选的情况下，蒋介石最后拍板：“选举有效”，高这才确定当选为市长。

虽然是市民选出的市长，高玉树却因一句“选举有效”而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当选后，高市长为人民服务，在台北广修道路，其中第一个想到的“人民”就是蒋介石。蒋介石上下班的汽车走中山北路得穿过铁路，火车来了就得等。高市长于是修了个过铁路的高架桥—复兴桥，使蒋介石过往再不用等火车了。高玉树的口述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他（蒋）不以我为非从政同志，而视我为后生晚辈，宽宏厚遇，勉励、垂询有加，使我毕生难忘，内心岂止是感动而已，热泪都夺眶而出呢！我决心尽瘁都市建设，报答总统的关怀、知遇之恩。”

高玉树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最早公布自己财产的市长。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九五五年一月，全民按地区分两期选举第三届县市议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全民选出第三届临时省议会（同时改为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六十六名。

一个本省的党外人士，被称为“大炮”的郭国基参选临时省议员。郭敢说，“大炮”因此得名，他竞选时常带一门玩具炮作为道具造势。郭既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也坐过党国的监狱。竞选时郭在一个演说中说了些台语，下面听讲的外省人一时搞不懂郭说了些什么，开始喧哗。郭于是说了句一直流传至今的名言：“乞丐赶庙公”，就是说，本省人是主，外省人是客，连家乡话都不让说，客人在欺主。

这个“乞丐赶庙公”的说法，是郭为了赢得选举而挑动族群对立，只是当时军警宪特等国家机器都在不足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手里，少数人管控着多数人，多数人不开心是必然的，族群对立早已有之，郭只不过是挑明了而已。

党国利用选举为独裁体制服务，但是每次选举的举行，都是对社会大众最直接的提醒：应该用选举而行使的民主权利你还没有真正拥有。国民党为了维护权力，对选举无所不用其极的操控，勾起民众对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的向往。

有了选举，当局的恶行就生动形象地摆在了大众的面前，而社会对民主的追求就表现在几年一次的选举上。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的第三届县市长直选中，高玉树竞选连任第三届台北市市长，他的对手是国民党全力支持的台北市议长黄启瑞，最后黄以十七多万票领先高的十一多万张。选举结束后，高的竞选办事处贴出“君子不计成败，公道自在人心”和“宁可光荣的失败，不求不光荣的胜利”的标语。高玉树的幕僚向美国大使馆官员抱怨当局通过警察施压选民投黄的票、党工控制开票、把高的得票变成废票、作票给黄等等各种舞弊手段而拿到了五～六万张非法选票。

对蒋介石感激万分的高玉树因此也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说：“国民党在台湾办选举，很少是干净的。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往往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宁可丢失民心，也要赢得选举。……党部党工，为求胜选，不择手段，买票、作票，各种方法尽出，导致选风败坏，贿选猖獗，好人难出头，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致命伤。”

那时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提出了五点要求：1）关于现役军人、警务人员、有关办理选举事务的人员、各级公务人员和教员，不得协助候选人为选务活动；2）监察小组召集人不该由国民党地方党部主任委员兼任；3）派驻各投票所、开票所的监察员，可由各党派（当时台湾有两个花瓶党，青年党与民社党）共同推荐，平均分配；4）废票和无效票必须会同监察员当场唱票；5）现任县市长参选下届县市长及省议员竞选者，不得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供竞选活动或作竞选宣传之用。

这种公民意识和公权力公平的概念，没有选举的实践是整不出来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全民举行第四届县市议员选举。

一九六0年四月，全民选出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七十三名。在二十一席县市长中，国民党占了十七席，台北市市长由高玉树卷土重来。

一九六一年一月，全民举行第五届县市议员选举。

一九六三年四月，全民选出第三届省议会议员七十四名。

一九六四年一月，全民举行第六届县市议员和第五届县市长选举。

一九六八年一月，全民举行第七届县市议员选举。

四月，台湾选出第四届省议员七十一名及第六届县市长，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次中，国民党取得十七席，高雄市市长由民社党籍人士当选。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台湾立委增选补选，此为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首度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的补选，共选出立委十一名，党外阵营郭国基和黄信介两人当选。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华民国第七届县市长、第五届省议员及第一次增额立法委员同时举行选举，选出省议员七十三名和立委五十一名。

一九七三年三月，全民举行第八届县市议员选举。

蒋介石给台湾人表达不开心留的出气孔就是选举。戒严之下，民众通过选举可以尽情并安全地表示对两蒋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