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用了“文革传人”在文学城网站发表的“猜着同胞的足迹穿越”一组文章里的不少材料和文字,特此致谢。)
一.地理、人口、地名溯源与宋、元、明、荷治、郑治时期
地理
台湾本岛南北纵长约三百九十五公里,东西宽度最大约一百四十四公里,面积三点六万平方公里左右,环岛海岸线长约一千一百五十公里。岛上七成左右为山地和丘陵,平原主要集中于西部沿海。
台湾距福建海岸的平均距离约二百公里。台湾海峡最窄处为台湾侧的新竹南寮渔港到福建侧的平潭岛,两地间直线距离约一百三十公里。
今天,中华民国的控制区域包括台湾本岛与附属的二十二座小岛、台湾海峡中澎湖列岛的九十座岛屿以及金门、马祖和南沙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太平岛等。
人口
台湾现有人口二千三百四十余万,其中超过七成集中于西部的五大都会区,以行政中心台北为核心的台北都会区居住人口最多,约有七千万人。台湾人口分汉族和原住民族两大族群。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五万~一万年前),台湾就已有人类居住。在台湾生存已有八千年之久的原住民族由几十个属于南岛(Austronesia)民族的部族组成,其中中华民国认定的有阿美、排湾、泰雅、布农、卑南、鲁凯、赛夏克、邹、达悟、邵、噶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赛德克、拉阿鲁哇和卡那卡那富十六族,台湾地方政府认定的有西拉雅、大武垅和马卡道三族,另外还有二十多个尚未被识别和认定的族群。原住民族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居于主体民族的地位,不过目前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左右。汉族依民系及移民年代的不同而分为闽南(河洛)、客家与外省族群,其中闽南裔为台湾最大的族群。外省人是指一九四七—一九五0年代初期跟随中华民国政府赴台的移民及其后代。台湾还有一批新住民,他们是以跨国通婚或其他原因归化台湾而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士。
地名溯源
台湾的名称来自于南台湾原住民西拉雅族的Tayouan/Tavoan,意为“交会之地”或“滨海之地”,又一说为源于大武垅族的Taiouwang。来垦的闽南人将之译写为汉字“大员”、“大苑”、“台员”、“大湾”或“台窝湾”等。荷治时期台湾被称作“大员”,明郑将台湾称为“东都”(郑成功时代)或“东宁”(郑经时代)。纳入大清版图以后,清朝改以“台湾”设置台湾府,“台湾”遂成为此岛的称呼。日本古代曾称台湾为“高砂”、“高砂国”或“高山国”。中国官方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把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高山族”,显然是受日本人的影响(其实日本人把台湾的原住民族群以居住环境的不同而分为两大类:高山族和平浦族)。
台湾在西方曾被称作Formosa(福尔摩萨,意为“美丽”),源自葡萄牙语里的Ilha Formosa(“美丽岛”)。
宋、元、明时期
十世纪时的宋朝,汉人开始在距台湾本岛约四十五公里的澎湖列岛开垦定居。一一七一年,南宋正式把澎湖划归福建路晋江县。赵汝适在一二二五年所著的《诸蕃志》里提到“泉有海岛,曰澎湖群岛,隶晋江县”。不过因汉人与原住民部落格格不入,以及原住民的贸易资源对汉人缺乏吸引力,双方少有互动,仅有少数汉族渔民与原住民从事物物交易,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
一二八一年,元军东征日本,因台风等原因失败,迂回琉球国,途经澎湖,划澎湖于福建泉州路,设澎湖巡检司,企图以澎湖为跳板,再次夺取琉球国,进而征服日本。澎湖巡检司是澎湖列岛的首次行政区划。明朝仍依前例于澎湖设置该官署,直至一三八四年因实施封海政策而将之废除。
一五六三年,鉴于包括倭寇在内的海盗在东南沿海一带大肆劫掠,遇到官兵追击就逃至澎湖然后远避台湾的情况,朝廷遂复设澎湖巡检司。
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抵达了东亚与台湾一带,但是他们与台湾的关系仅止于用鸦片等交换一些原住民族的物品,没有殖民的企图。
约在一六一七年,明朝水师军官赵秉鉴意图谋反,以台湾为根据地,于赤崁(今台南中西区)首次构筑城寨。一六二四年,武装海商颜思齐在魍港(今嘉义县布袋镇一带)设立十寨作为据点。
荷治(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与郑治(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时期
一六二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将澎湖建成贸易前哨站,但被明将沈有容击退。一六二四年,占领澎湖的荷兰人与明军签约,放弃其在澎湖的经营,转而登陆台湾南部。荷兰人首先在北汕尾(今台南四草)建立简易商馆,同年于一鲲鯓(今台南安平)建设行政中心热兰遮(Zeelandia)城(今安平古堡)。为了增加米、糖等农作物的产量,荷兰人开始招募福建沿海一带的居民迁往台湾开垦,其中许多人因此定居于台湾。
自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年,台湾北部为西班牙所占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与社寮岛(今和平岛)筑城,之后又占领了蛤仔难(今宜兰),并在沪尾(今淡水)兴建圣多明哥(San Domingo)城(今红毛城原址附近)。
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在台湾争权夺利,前者于一六四二年攻占了西班牙所据的鸡笼地区,赶走了统治当地十六年的西班牙人。
荷兰殖民政权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的统治机构,是大明、日本、朝鲜半岛与南洋之间贸易的枢纽。
一六二九年,西拉雅族和大武垅族原住民因不满东荷兰公司占用大量土地,又与其敌对村社结盟,趁荷军前往扫荡汉人海盗未果,返回大员(今台南一带)渡溪之际发动突袭,杀死了六十三个荷兰士兵。
一六五二年,以郑芝龙旧部郭怀一为首的汉族移民,因为甘蔗业衰退而谋生困难,加之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局新征的苛捐杂税,起事反抗,那次共有四、五千个汉人参与,约为当时台湾汉人人口的四分之一。虽然郭怀一部众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大部分只有镰刀作武器,不敌荷军的火枪,加之荷军又有台湾原住民的协助,遂被镇压。这次事件历经十二天结束,据说共有二千汉人被杀。反抗平息之后,荷兰人于府城(今台南中西区)兴建商业中心普罗民遮(Provintia)城(今台南赤崁楼)以加强维稳。
郑芝龙是垄断福建与日本之间走私生意的海盗大枭,后去日本经商,娶日本田川氏为妻。其子郑成功一六二四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小时随母亲生活。一六二八年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官至都督同知。郑成功六岁时被父亲接到福建泉州南安县安平镇老家,田川氏因为江户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国而无法随行。郑成功稍长后被送往金陵求学,并成为监生。一六四五年,郑芝龙走后门取得幕府特许,将田川氏接到福建与郑成功团聚。一六四四年明亡后,郑芝龙被南明弘光政权封为南安伯。次年弘光政权灭亡,继之以隆武政权,郑芝龙又被封平国公,把持军政大权。一六四六年清军入闽,攻陷安平,郑芝龙降清,后被软禁于北京,在一六六一年被杀。田川氏为免遭清军凌辱,自缢而死,享年四十五岁。黄宗羲的《赐姓始末》载:“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郑成功余生矢志抗清,与其母之死有莫大的关系。他仰赖沿海地区的税款以及与日商的贸易,率领其父旧部和宗族在东南沿海与清军对抗,成为南明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一六五五年,郑成功受明昭宗敕封为延平王(因为他曾被赐姓“朱”,还被称为“国姓爷”。朝廷视其为日本人,所以不必忌讳)。
自一六五七年起,郑成功三伐江浙,九征闽粤,均遭清军击退,仅得凭借海战优势固守厦门和金门一带。清朝重申海禁、断绝沿海居民对其接济之后,郑成功决定进攻台湾以解决军粮问题,为此他于一六六一年二月率军约二万五千人横渡台湾海峡,在海上和陆地连续击败荷军。一六六二年一月,郑成功强攻热兰遮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揆一(F.Coyett)与评议会反复商讨后,决定放弃抵抗,缴械投降。二月,双方达成协议,交换俘虏,荷军携带私人钱财撤离台湾,由此终结了荷兰对台湾三十八年的统治。
恋乡的郑成功将热兰遮城改称安平城,改赤崁为东都明京,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次年六月,郑成功因急病去世。
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厦门起兵,打败其叔父郑袭,回到台南继位,一六六四年改东都为东宁。
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与明郑签订通商条约,取得了在台设立商馆的许可。
明郑建立了完整的政府体制,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设孔庙、行科举,一时境内大治。
郑经死前,原打算传位于长子郑克臧,但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发动政变,杀了郑克臧,幼子郑克塽继位。
一六八三年,明郑水师在澎湖海战中被施琅等所率清军水师打败,郑克塽被迫投降。清廷于一六八四年四月设立了台湾府,归福建省管理,下又辖台湾(今台南周围地区)、诸罗(今嘉义周围地区)和凤山(今高雄周围地区)三县。
郑氏三代统治从一六六二年起至一六八三年降清为止,共二十二年。
台湾中部的原住民部族在十七世纪曾建立过一个跨部落的王国,即后世所称的大肚王国。大肚王国由原住民部族的二十七个村社组成(后来只剩下十五~十八个村社),共主称为“大肚王”。在鼎盛时期,大肚王国的疆域南至今之鹿港、北至今之桃园,后期则仅限于大肚溪流域一带。该王国在一六四四年向入侵的荷兰人降服。一六四五年四月,荷兰人召开南部地方会议,“大肚王”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订约,大肚王国因此失去了部分主权,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大肚王国从未归顺过明郑。一六六二年明郑统治台湾后实施“兵农合一”政策,派遣军队分赴各地屯垦,侵害了原住民部族的利益,导致明郑和大肚王国发生过数次武装冲突。
二.清治(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时期
清廷在统治台湾之初采取消极治台政策。一六八四年暂时取消海禁期间曾有过一波赴台移民潮,不久康熙帝依施琅的建议再次实施海禁,并颁布严格限制汉人渡台的“渡台禁令”,先是以“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粤东人屡次帮助郑军对抗清军)为由将数万在荷西时期居住在台湾的粤东人强制遣返内地原籍,又严格限制内地人携家眷赴台。不过沿海省份仍有不少人冒险偷渡,在台湾西部各处落脚定居。汉人在拓殖台湾西部的过程中,不断挤压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后来又慢慢开始向台湾的东部开垦。一七一九年,施世榜在二水(今彰化东南)一带兴建水圳(水渠),引浊水溪灌溉,成为早期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一七二0年起成立了“府城(今台南中西区)三郊”产商合一组织,大大促进了外销,外销增加又刺激了米、糖等农业产量的增加,奠定了府城成为文化商业重镇的基础。
由于初期清廷派来的官吏素质良莠不齐,加上官民之间语言的隔阂,以及清廷对台湾民众的高压政策等,导致武装起义或骚扰事件不断发生,朱一贵案、林爽文案及戴潮春案被称为清治台湾的三大“叛乱案”(朱案:一七二一年,凤山县官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农民不堪其苦。朱一贵原以养鸭为业,他伪称明太祖后裔,举事造反,号召“反清复明”,一度攻破府城,于府城大天后宫登基。后叛军内部分裂,在清军的进剿之下,屡战屡败,朱被俘后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林案:林爽文是彰化天地会的首领,一七八七年一月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取缔天地会,林大怒,攻击官府,竖旗反抗,自称“盟主大元帅”,未几攻下彰化,杀死孙景燧。清廷调粤、浙、赣、桂、黔、湘和鄂等省军队赴台征讨。一七八八年二月,林兵败被捕,在北京被凌迟处死。乾隆把平定林爽文民变列为他的“十大武功”之一。戴案:自一八六二年四月起事至一八六五年五月平定,历时三年多,戴案是清代台湾三大民变中持续时间最久者。事件起因又是官府镇压天地会。民变涉及台湾整个中部与部分北部地区,与事者包括各地土豪。戴原是彰化一带的地主和天地会的首领之一,本无意造反,被部众逼上梁山。当时清廷与太平天国鏖战正急,一时无力东顾,仅能依靠雾峰(今台中雾峰区)林家(与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陈家并列为台湾五大家族)等土豪乡勇势力与之抗衡,此后双方长期相持不下。戴伪造符印,封官许愿,安抚百姓,俨然自成一国。后来战情逐渐变得对清廷有利。一八六五年一月,戴向清廷投降,终被斩杀)。
一七三一年年末,因清廷官吏指派劳役过繁,原住民部族在大甲一带的大甲西社群起武装抗官,烧毁了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衙门,杀伤衙役兵丁数人。事发之初,时任台湾镇总兵吕瑞麟正在北台湾视察,闻变赶回猫盂(今苗栗县苑里镇),被原住民围困,随后吕瑞麟逃入彰化县治,并征兵围剿,结果仍未平复。
一七三二年八月,负责征讨大甲西社乱事的福建分巡台湾道倪象恺的刘姓表亲邀功心切,将大肚社(今台中市大肚区)五名前来帮助官府运粮的“良番”(归化的原住民)斩首,谎称那五人是大甲西社的“作乱生番”,此事引起已归化的原住民的愤怒,涌进彰化城抗议,官府却胡乱敷衍,更加引起大肚社原住民的不满,他们联合原大肚王国各成员部落两千余人围攻彰化城,焚烧附近数十里民房,汉人百姓也受池鱼之殃而逃散。
事件扩大后,其他各原住民番社群起响应,原大肚王国领域内的山谷平原都陷于动荡之中。这是清治时期原住民武力反抗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当时署理福建总督的郝玉麟先后从大陆征调了官兵六千多名赴台征讨,并派台湾总兵王郡前往督征。清军采用“以番制番”的政策,使各敌对部落互相攻击。十月中旬以后,清军兵分七路,先后攻克各反抗军据点,各部落被迫投降。事件历经七个月,十三名领头人依清律被判决斩决枭示。
乱平之后,各族民众陆续逃离原居地,迁往埔里(今南投县北部)一带。参与的番社势力大幅衰退,大肚王国终告彻底瓦解。
一七二四年,台湾增设一县(彰化)、二厅(淡水、澎湖),清廷并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一七三二年,清廷首度开放凭证携眷渡台。乾隆年间废止了官员不可携眷的规定,后期又进一步更改渡台措施,百姓不需凭证就可举家迁徙入台。此时台湾移民以漳州人和泉州人居多,客家人居次。
一七八四年清廷辟鹿港为新港口,鹿港开始成为台湾中北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重镇,与其他两大贸易港合称“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万华(今台北市西部))”。
由于先来后到而产生的土地与水源分配的冲突,台湾的汉人族群间经常发生械斗。同时,汉人不断侵占平埔原住民的土地,迫使平埔原住民逐步汉化或移往高山接受山地原住民的庇护。对于此现象,清廷官衙无法遏止,某些地方官甚至故意漠视泉(州)漳(州)之间、粤闽之间、客闽之间的族群分化与争斗,以求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效,削弱潜在的叛乱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列强逐渐由海路进逼。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数度出现在台湾外海,觊觎北部的基隆港与西海岸中部的梧栖港。一八六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部分台湾港口(鸡笼、淡水、安平(今亿载金城)和打狗(今高雄))对外通商。
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以八瑶湾(今九棚湾)事件(一八七一年琉球宫古岛渔民在台湾遭原住民抢劫杀害,即“牡丹社事件”)为由出兵恒春半岛。清廷官员对日本人表示,台湾原住民“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十月,大清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明确声明“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朝并支付了日本五十万两银子作为赔偿。双方同时确认台湾属于大清,而宫古岛属于日本。
清廷在日军出兵台湾后的五月底,也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主持台湾海防。沈葆桢在安平、旗后(今威震天南)等地修建炮台以及开辟八通关古道等加强后山(即台湾中央山脉以东地区,常用来指称花莲和台东两县)的防御,并革新台湾行政。一八七五年二月,清廷根据沈葆桢的提议正式废止了“渡台禁令”,因此携眷渡台的汉人大幅增加。沈葆桢的继任者福建省巡抚丁日昌萧规曹随,推行革新,任内设置招垦局,鼓励闽粤居民来台开垦,并开办矿业,以机器开采鸡笼煤矿,还架设了当时台湾的第一条电报线。
一八八四年,清廷与法国因越南爆发中法战争,法军出兵澎湖列岛及台湾北部,刘铭传受命前往台湾,多次击败法军登台的计划,在沪尾大捷中使法军最终放弃登台。一八八五年,清廷将台湾从福建分离出去升格设立台湾省,由刘铭传兼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进一步加强防御措施,整理军备,同时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在他督台期间,开通了从基隆到新竹一百公里长的台湾的第一条铁路,建立了电报局、煤务局和铁路局等一系列管理机构,成立了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等教育机构。
一八八八年,兼任福建巡抚与台湾巡抚两职的刘铭传决定开拓财源,解决台湾过度仰赖福建财政的问题。他计划清理全台的田赋帐册,以统一的税率取代过去复杂混乱的旧有田税,同时丈量全台的农田,以查清过去隐匿未报官府的开垦田地。
一开始丈量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台湾北部的土地很快就丈量完了,但在台湾中部展开丈量时,彰化县知县李嘉棠所派的官员测量草率,并且趁机大肆勒索,因此人民愤愤不平。李嘉棠强迫县民领取错误的丈单,而县民本来就对丈量工作十分抗拒,去领丈單的人很少。李嘉棠就把两名死刑犯钉死带到西螺和北斗游街以威吓乡民。鹿港与各地士绅连名拦路申诉,但官府虚与委蛇。
一八八八年十月五日,浸水庄的富农施九缎在乡亲的恳请下,出面主持公道,率领数百人喊着“索焚帐单”的口号,插著“官激民变”的大旗前往县城。施九缎的口号鲜明,且严禁群众半路打劫,因此加入的群众越来越多,到达县城时已有数千人。城内的李嘉棠惊恐万分,他紧锁县城,并发电报下令各乡团派两百人前来支援,但发报时错打成“两人”,加上通往县城的道路都被群众封锁,因此一时无人支援。不久围城民众剪断电报线,全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十月六日,有清兵从嘉义赶赴彰化,但是在途中遭到袭击,死伤十余人。
十月七日和八日,李嘉棠一方面请地方乡绅协助与围城民众谈判,一方面开义仓救济饥民,博取城内居民的好感。而城外民众仍坚持攻城,因清军死守被击退。
十月十日,雾峰林家的第六代林朝栋率领清军(著名的栋军)并新招募的部队一千八百人抵达城外,城内清军趁势开城出战,在内外夹击之下,围城群众溃败。之后,林朝栋指挥旗下陆续击溃各地起事群众,而布政使沈应奎则招安各地,并查询民变缘由。
事件平定后,李嘉棠因丈量不公、激发民变而被革职查办。民变参与者因林朝栋等人提议从宽处理,故仅为首数人被官府捕杀。事件的首领施九缎为民众所掩护,自始至终未被官府捕获。施九缎事件是台湾建省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变事件。
施九缎事件意味着刘铭传在台湾中部的土地丈量工作以失败告终,整个计划被迫停止。台湾省财政照旧吃紧,在台的新政也在不久之后随着刘铭传的离职而结束。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唐景崧就任台湾巡抚。
清廷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加上日军一八九五年三月占领了澎湖,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之主权割让给了日本。
台湾清治时期始于清将施琅于一六八三年攻占台湾,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帝国,虽然清廷从未全面统治过台湾,但名义上统治了台湾计二百十二年。
台湾现有人口二千三百四十余万,其中超过七成集中于西部的五大都会区,以行政中心台北为核心的台北都会区居住人口最多,约有七千万人。
台湾的现状是前殖民者和前被殖民者的种族民族斗争。类似于南明南宋东晋的处境。内部没有融合,外部有新的殖民者虎视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