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黄连问了七个问题，从公务员服务态度、特务机关胡作非为到交通法规的具体执行等等。蒋经国当时坐在那儿十多分钟听黄的“训话”。依惯例，立法委员质询问题，行政官员需要回答。但是，以前没有人曾问过蒋经国任何实质性问题。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出来为老板护驾，裁定对黄的问题，蒋可以书面回答。此时黄已走下发言台，他立刻转身向倪文亚高声抗议，要求蒋口头答复，并直指倪角色错乱，立法院院长的立场居然不在立法院一边。倪文亚坚持裁定，黄就再次抗议，“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明明要求口头答复，哪里有用书面答复的道理？没有这个道理，这是笑话，没有这个道理！”于是黄用嘴、倪用议事锤干将起来。事后黄印了一万份“给倪文亚的公开信”到处散发，指责他的裁定不符议事规则。

黄站直了平视蒋经国的行为，捅破了几层窗户纸：行政院应该向立法院负责，而立法院是全民的代表；行政院院长不比立法委员“大”；既然你说你要为人民服务，服务质量就不是你服务生本人可以随意表扬的。

黄在立法院还曾指称青年党和民社党是国民党装点民主的“公厕里的花瓶”。

一九七五年，黄与党外立法委员康宁祥创办了《台湾政论》。

一九七八年，黄出任《这一代》杂志社社长。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黄因为美丽岛事件在家中被捕。陈水扁是黄的辩护律师。黄被判刑十四年。

入狱以后，黄每天在马桶旁作俯卧撑以保持体力。

一九八四年，黄表示将于四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北京之日绝食。当时黄及姚嘉文、张俊宏和林弘宣自判刑以后，一直被拘押在看守所，没到监狱执行。看守所是临时收容人犯的地方，待遇和设备都不符合法律规定。这次绝食行动，黄一马当先，家属劝说无效。五月四日，姚嘉文、张俊宏和林弘宣等人跟进。九日，黄因绝食脱水，被送进三军总医院。党外人士组成了美丽岛政治绝食声援会，推举尤清、黄天福、江鹏坚、谢长廷和费希平等八人为联络小组，尤清代表声援会发表了一份“追求民主，分担苦难”的声明，强调黄等人绝食的目的绝非“胁迫政府赦免罪行”，而是通过自我牺牲的行为，希望警醒当局的良知，并唤起全国同胞的注意，共同关切台湾的内外危机。在外界的声援之下，黄等人在同年六月被移至台湾最大的军人监狱新店明德山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黄在坐牢的最后几年里备受礼遇，到医院检查身体时不用上手铐脚镣，他的牢房里甚至有彩色电视、大衣橱和录音机。

一九八七年五月解严前夕，蒋经国批下假释公文。次日，黄与张俊宏出狱。

民进党成立时，黄正在监狱服刑。出狱后不久，有人问黄如何看民进党，黄说：“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不在时，伙计当家，现在‘头家’回来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因种种原因而再三拒绝以后，黄加入了民进党。十一月，黄从姚嘉文接过党主席的位子。一九八九年十月，民进党第四届党主席选举，黄成功连任。

一九八九年县市长选举，黄带领的民进党以张俊宏的著作《到执政之路》为理论，提出了“地方包围中央”的主张。选举结果，民进党大胜，选上了六席县市长，其中尤清攻陷了台北县所谓的“总统的故乡”。

一九九0年三月，因“万年国会”的资深国会代表企图扩权，引起学生前往中正纪念堂抗议，爆发了野百合学运。民进党也进驻中正纪念堂抗议。黄抨击资深国会代表是“老贼”，并称总统李登辉是“大贼头”。三月十五日，黄率民进党籍国会代表在烈日下的总统府前求见李登辉，宪警人员棍棒交加，黄遭四肢悬空架起，被抛在远离总统府的街头。当晚三家电视台及翌日的各大报均大幅报道了这则新闻，举国哗然。感受到民情沸腾的总统府央请与黄有私交的一个商界大佬居间协调，十九日更派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亲赴黄府致歉，说明李登辉对于宪警人员的无礼行径全然不知情。三月底，黄收到总统府派专人送柬邀请入府。民进党感受到李登辉的诚意，停止了街头运动。

一九九0年四月，李登辉接见黄和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共商筹备国是会议。黄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进入总统府的反对党主席。黄向李提出六大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李承诺这些目标可在两年内完成。

李在会见黄信介等人时说，蒋介石、宋美龄等人有一大弱点，就是贪恋权位，该退的时候，就应该“万缘放下，涅槃寂静”。

五月，黄与在野国是会议筹备委员张俊宏和康宁祥等人出席了国是会议筹备会，再次与李登辉会面。

一九九0年五月，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宣布“一年内完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两年内完成国会全面改造”，并颁布特赦令，特赦了黄、施明德、许信良、林义雄、吕秀莲和陈菊等二十位异议分子。

六月，国是会议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黄与会。

黄所领导的民进党内的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的政治理念有不少不同：前者主张议会道路，支持李登辉主导的国是会议和宪政改革，后者主张群众路线；前者主张台湾人民“有主张独立或统一的自由”，后者强调台湾人民“有主张独立的自由”。

黄被特赦后，于九月二十七日恢复了他的终身立委身份，在复职四十分钟后，黄发表“请与我一同告别旧时代”的演说，辞去终身立委，为解散“万年国会”的诉求以身作则。

黄对台湾独立取务实态度，他舍弃“建制的台独”与“法理的台独”的风险而专注于“实质的台独”的落实。黄认为台湾的政治体制内涵如何，比宣布独立更为重要，“实际政治上，有许多事可说不可做的（如反攻大陆），有许多是可做不可说的（如台独）”。一九九0年十月，在黄任期内的民进党第四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00七决议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明白宣示台湾的事实主权与中国和蒙古无涉。

然而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在黄卸任党主席的隔天，民进党第五届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通过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基本纲领，即一般通称的民进党“台独党纲”。

黄任党主席时期，民进党财务不佳，每个月开支需要花费约一百七十二万元，黄每个月平均贴给党一百五十万元。黄任党主席两年，从家里拿出了逾三千万元。

黄在二0一0年蔡英文连任党主席以前，是民进党唯一连任两届党主席的人，并且是民进党迄今唯一一位两届党主席任期届满的党主席。

一九九一年十月，许信良当选为民进党第五届党主席。黄从党主席的位子退下后，安排他的女友（黄还有正室和外室）担任民进党的国际部部长，许信良无可奈何。

卸任党主席后，黄任民进党首席顾问。

一九九二年四月，黄担任民进党发动的要求总统直接民选的“四一九大游行”总指挥。

同年底的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黄以“元帅东征”为口号，参选花莲县立委，以区区六十二票败给国民党花莲市市长魏木村。由于民众指证国民党作票，舆论沸腾，民进党要求验票，上千民众前往花莲县政府抗议，检察官只得受理验票，在验票时发现有十二个投票所出现了七百三十八张“幽灵选票”，选票数目比来投票的选民多。花莲地方法院检察署查出多个选务人员用预藏的选票趁着其他监票人员清点票数而不注意的时候，暗中投入。一九九三年侦结选举弊案，魏木村及其弟魏东河等被起诉判刑，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黄当选。

一九九五年，黄因健康原因，放弃了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的机会，由彭明敏参选。

一九九六年五月，黄被李登辉聘为总统府资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黄因脑溢血送医急救，虽然手术成功，当晚恢复了意识，但在同月三十日上午因心肌梗塞引发心脏衰竭去世。黄未能见证政党轮替。

黄有句竞选名言：“国民党只是个人民团体而已，跟理发工会一样的性质。”

黄经常被人称为“台湾民主之父”、“民进党永远的大佬”和“永远的欧吉桑（日语“老爷爷”）”

施明德（一九四一—二0二四年）

一九六二年，童年时曾目睹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二十二岁的施明德，身为国军炮兵少尉，因参与组织台湾独立联盟被抓并被判无期徒刑。被捕后的侦讯期间，施惨遭酷刑，全口牙齿都被打至脱落，从此开始了他的假牙人生。

蒋介石去世，全台大赦，施的无期被改成十五年有期，于是在一九七七年蹲满十五年出狱。施在外面一共呆了两年六个月，又进去了。

就是在这两年六个月的自由之身期间，施活得精彩纷呈。

刚出狱的一九七七年，正赶上党外大举参选的年头。施被特赦但依然没有公民权，不能参选，不过当局没说不能助选，于是施去帮助也是刚放出来的台独狱友苏东启的太太苏洪月娇助选。

苏东启在一九六一年以云林县议员的身份因涉台独案而遭判无期，太太也因他坐过牢。云林许多人觉得苏坐的是冤狱。施帮苏太太竞选，让苏的儿子穿上前面写着“我爸爸有罪吗？”、后面写着“我妈妈有罪吗？”的竞选背心满街走。苏太太一举高票当选云林的台湾省议员。她的票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同情票。最早的同情票就是施发明的。

云林一役，施的政治天才引起了黄信介的注意。一九七七年的选举以后，施被黄揽为手下大将，黄信任施到如此地步，曾把自己的银行存折与印章交给施，告诉他该拍板就拍板，该花钱时不用报告。后来黄主导的所有美丽岛活动，施都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

政治之外，施还是柔情万千的泡妞好手。施一生结婚三次，但绯闻不断，女友无数（他对女性交往有著名的“三不政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其中第二任妻子是美国人艾琳达（L.Arrigo）、施的民主战友，而艾琳达就是施在两年六个月的自由之身期间泡来的。施曾如此描述自己的洋妞缘：

“艾琳达也不是我的第一个洋恋人。当年为什么会一再被洋妞喜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自我消遣：‘大概我番仔的味道重点吧，才有番仔缘。’不管怎么说，我真的非常感激那几位洋妞。她们不以财富、地位和知名度来衡量我，她们让我在那么落魄贫贱的时刻，重拾了对人性和人生的信心。她们陪伴我，在垦丁、在关仔岭、在台中公园、在青草湖、在北投、在植物园、在基隆公园、在东部和横贯公路的翠绿天地中，接近大自然。

我讨厌像一般‘政治人物’那样摆一副道貌岸然的虚伪架构，我敢谈风花雪月，不讳言自己的感情。”

一九七九年，施因为在高雄事件中担任游行总指挥而再次被捕。

一九八0年，美丽岛和高雄事件大审判之际，其他受审人在军事法庭上一一撇清与游行暴动事件的关联，只有施拒绝律师辩护，担起一切责任。施要求军事法庭不要滥杀无辜，连续大声吼叫：“我是总指挥，请判我死刑！”

关于台湾主权，施在军事法庭上表示“台湾应该独立，而且已经独立了三十年，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那时的蒋经国曾杀心萌动，好在他特许了一批名流旁听庭审，并召见其中的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询问观感。沈先生深谙天意难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还是斗胆谏曰：杀人影响国际视听；杀人只会培养烈士；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的子孙还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

施被判了无期徒刑。施是唯一义无反顾、不惧死亡的人。

施被关在绿岛，那时艾琳达已被当局驱逐出境，施的别的家人不知情，法律也不允许他们到牢里看望施。施连卫生纸都买不起，只能把内衣撕成一块又一块的布，将最难以启齿的身体部分的污物擦净。之后，施想到母亲的米浆，于是每天上午只吃半碗白饭，挨着饿，把另一半米饭做成米浆，洗净布料，重复使用。

一九九0年李登辉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施才结束连续长达四年七个月的绝食和三千零四十次的强制灌食，以无罪之身恢复自由。施离开监狱时对媒体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宽恕”。

他那时四十九岁，却坐了二十五年半的牢。他无家可归，兄妹在国外，出狱那一夜，施睡在陈菊的小客厅里。

一九九二年，施当选为台南市立委。

一九九四—一九九六年间，施担任了第六届民进党主席。他率团访问美国时，向美方表达，“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施给台湾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就是“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他知道民进党的党纲必须赋以新的诠释，否则美国会用尽各种方法阻止民进党执政。施希望推动政治改革，希望台湾政党轮替，同时主张民进党不宣布台独。

他的同党的反对派拿着如丧礼的黑字白底布条，到民进党党中央一楼斥责他：”台奸，滚出民进党中央！”

一九九五年，施主张政治大联合，他促成了与统派立场鲜明的新党前召集人赵少康等人在立法院商谈合作的“大和解咖啡”，而有些人认为省籍和解、党派和解不利于政治仇恨的动员。

施还曾提出引起朝野争议的“金、马撤军论”，他建议在金门和马祖设立和平特区，“金、马应走向非军事化”。

施被外界喻为“台湾曼德拉”，曾两度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民进党于一九九九年五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了早期的台独党纲。

二000年陈水扁赢得总统大选，自认“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梦想已经实现的施于二00一年立委选举前宣布退出他赌上生命换来的、细心呵护、希望将之推向执政的民进党。

施在随后两届的选举中以无党籍身分参选立委，皆落败。竞选时施申请演讲活动场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都予以拒绝，只有云林县县长苏治芬念着施当年与其父的旧谊同意批准。

也许因为施没有真正握有权力，也许因为二十五年半牢狱的磨炼，施没有跌入俗套。后来施做了一件大事：

施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但是，台独是手段，台湾民众的福祉是目的，这个关系，施不含糊。二00六年，陈水扁贪污丑闻开始曝光以后，扁加速向独派靠拢，寻求政治掩体也得到了政治掩体。作为民进党大佬和独派前辈，施不顾多数独派人士的游说与施压，毅然在二00六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红衫军倒扁运动，红衫军走上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要求阿扁下台。两次大游行分别创下了五十万及一百万人的纪录，那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集会。施在雨中下跪，向正直的台湾人民下跪。

然而施最精彩的举动，不是把红衫大军聚集起来，而是在百万红衫屯兵总统府前时，顶住诱惑，毅然把红衫军解散，让民主回归民主的机制，没有冲动地率众冲入总统府。施的追求与素养，在红衫军的和平落幕中尽显无遗。

施与陈水扁划清界线，也与昔日民进党的同志们渐行渐远。二00八年民进党败选下台后，施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二0二四年一月，赖清德在就职民进党主席时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当时施撰文说，很高兴他四十四年前站在军事法庭上说的“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如今已成为台湾的共识。

同年一月十五日，施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八十三岁。

陈文茜曾经说过：施“是我在台湾见过的永远不会退却，也永远不会妥协大原则的唯一领导者。”

施逝世的当天，刚刚当选为台湾总统的赖清德在“脸书”上发文悼念。文中推崇施是民主先行者和人权捍卫者，也是智慧勇敢的政治家，感谢他传承爱、和平、非暴力的创党精神，让台湾继续在民主的道路上壮大，与世界民主阵营共同守护民主价值。

对于这位一生选择站在执政者对立面的前辈，施曾尽力反对的陈水扁也于同日发文“悼念一代枭雄施明德前主席”，称其是民主先知，带领民进党强而有力地冲撞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并写道：“先知都是寂寞的。一代枭雄施明德、永远的民进党主席安息吧！”

施作为曾经的党魁，有足够的远见和度量，也有他教徒世家基因中的慈悲和仁爱。他说：

“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是，我们并不是通过革命和战争赢得胜利的。民间的抗争和国际的非议，形成的只是压力。事实上台湾执政党走到那一刻，并不是完全失去了暴力维持的能量。当他们愿意开放党禁，且承诺未来的票选轮替时，我们所有的同仁都只会接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革命者流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既然接受了这样的有序转型、组党竞争，就意味着我们事先承认了对手党的合法性，也预示着整个民间社会都提前达成了对该党往日恶业的宽恕。我们不能在竞选上台之后，再去一一追究所有曾经的帮凶。如果那样，那既不符法理，也不孚诚信。民主社会正常的党争，就会继续沦为血腥的命争，人民就会继续绑定在仇恨的铁枷之上。”

施为他的回忆录起名为《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他说：“我自己印刷了两百部，每部定价两万元。愿意花如此昂贵书款购买的，才是我真正的读者。”

有施这般引刀成一快赴难求变的死士，民国也才有主动弃权开放党禁的总统。施活下来了，蒋家子孙也才真正地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