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主席言和语，

上海乘风破浪船。

政界传闻当总理，

成都一宴赴黄泉。

话说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以低沉的声音博播送了一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11日中午，柯庆施骨灰盒由专机从成都运抵北京。

中共中央组成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毛主席的名字列在委员中第一个。

13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刘少奇主祭。

同一天，华东六省一市——上海、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为柯庆施举行追悼大会。

可以说，对柯庆施的追悼仪式是足够隆重的了。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许多的大人物，官方却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定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把他们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了党籍，同时将他们的骨灰迁出八宝山。

后来，依然“顾不上这个问题”。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只字未提柯庆施。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也就只有柯庆施一个人了。

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因为没有官方的定论，所以民间的评论分歧很大。柯庆施去世不久，对他的评论基本都是正面的。很多纪念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学生”一词一时成了柯庆施的代称。

粉碎四人帮后，对柯庆施的负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甚至说，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

那么，柯庆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氏，其父柯日昌的表姐是晚清洋务大臣李鸿章的儿媳妇。李鸿章在位时，柯日昌凭借其表姐的关系在李鸿章家中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管事。李鸿章失权后，柯日昌回到故乡创立了一所私立小学，柯庆施就是其第一批学生。

1920年，18岁的柯庆施开始与陈独秀通信。陈独秀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陈独秀给来信，让柯庆施来上海。这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柯庆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其他见过列宁并同列宁握过手的人不是牺牲就是叛党，柯庆施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唯一同列宁握手的人。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团转党”，由张秋人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战爆发后，柯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

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进入延安之后，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还开了对柯庆施的审查斗争会。

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1947年11月12日石门解放，成为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柯庆施被任命为石门市市长，12月石门改称石家庄。

1948年5月柯庆施两人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同时解放军总部任命刘伯承司令员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南京市市长，任命柯庆施为南京市副市长。

1950年5月20日，柯庆施被任命为南京市市长。8月5日，中央决定任命柯庆施为南京市委书记。

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1958年，柯庆施直接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1960年，柯庆施担任重新组建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柯庆施到上海以后，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柯庆施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在柯庆施主政上海的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关于柯庆施有两个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

当时在北京周末舞会很普通。可是上海柯庆施以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由禁止舞会，禁止交谊舞。

柯庆施紧跟毛主席。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主席语录，床头放着毛主席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说：“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巴金、丁玲、丰子恺、郭绍虞、黄佐临、张骏祥、沈浮、应云卫、白杨、上官云珠等等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也都到齐了。

柯庆施出席了当天的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接着，柯庆施进一步阐述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这就是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3月8日，刘少奇听取文化部负责人的汇报，在提到戏曲表现现实生活问题时说：“能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现实生活的戏。不适合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历史剧。让大家看看戏，好好休息，也是鼓舞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也是为政治服务。”

文艺界人士感到北京有些领导的讲话，同“大写十三年”说法相距甚远。

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一批示，成为上海文艺界“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因此有人就说柯庆施就是“左”，是“左家庄”人士。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主席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主席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主席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当时毛主席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主席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主席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于是，柯庆施声名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柯庆施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主席的言论，特别是毛主席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端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柯庆施养成一个习惯：刚从毛主席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主席那里的最新信息。

1957年暮秋，柯庆施在办公室里苦苦思索：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表彰，而年底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报告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摸准毛的政治脉搏呢？

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1947年11月，柯庆施在石家庄市当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后，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现在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社的总编，同时兼任柯庆施政治秘书，专为柯庆施起草重要文稿。

柯庆施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主席那里审阅。当时，毛主席正在杭州，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他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柯庆施的报告又一次打响。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便是从柯庆施报告的题目提取的四个字——《乘风破浪》。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主席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进”。毛主席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主席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195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会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乘风破浪”提得好。当天晚上毛主席找胡乔木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说：“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主席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他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还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多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从此上上下下都称柯庆施为“柯老”。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内，只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被毛主席称为“老”，他们的年龄皆年长于毛主席，而柯庆施是个特例。

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应该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周恩来觉得自己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接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在南宁会议上遭到批评的周恩来，已正式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而毛主席在会上又一而再、再而三表彰柯庆施治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方，“以柯代周”之势呼之欲出。但在毛主席没开口前，谁都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

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她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把柯庆施请到了她自己喜欢住的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后来有人说，这就是柯庆施从此就与“四人帮”勾结的证据，并推理说，如果柯庆施不死，“四人帮”就可能变成“五人帮”。

可是在“四人帮”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了。

1964年4月20日，柯庆施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

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

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

就在柯庆施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时候，收到了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邀请，于1965年3月23日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不料半个月后，柯庆施却在成都病逝了。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

1967年夏，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通过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造反派“战报”，传遍了全国。如同火上浇油，使“文革”顿时升温。惊心动魄的标题：《谁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柯老被害之谜》……略摘几段原文，便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儿：“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的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这一连串“完全证明”、“完全是预谋”，斩钉截铁一般，毫不含糊。

那么，柯庆施究竟因何而死的呢？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12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4月6日凌晨2点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吴云溥和陈文。吴云溥当即挂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是办公厅副主任舒超接的，报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陈文给北京中央办公厅挂电话，报告了彭真。胡允平打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他们都在电话中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6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因为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由市委书记王一平、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率队的上海医疗小组乘专机抵蓉。医疗小组都是上海第一流的医生，其中有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以及崔之义、林兆耆、荣独山、董方中等来自上海各医院的著名医师。他们都不知道飞往哪里，给谁治病。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才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麻醉师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庆施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一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4月8日，仍旧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

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和护士们排成一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柯庆施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进行。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和贺龙也赶来，表示深切悼念。

根据彭真电话指示，对柯庆施遗体要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当晚，柯庆施的遗体被运往成都医学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细的解剖。著名泌尿科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了讨论。北京、上海、四川的医生根据柯庆施病症及尸体解剖结果，一致认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但是那一针镇静剂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后柯庆施病情转危，为此方兆麟受到严厉的审查，在“文革”档案中有方兆麟当时写的“交代”，成为记录柯庆施之死最翔实的历史文献。

方兆麟医师所写的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

1965年4月6日上午10点，我正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工作。忽然，党总支来电话，告知有紧急任务，准备好麻醉机、麻醉药等，随带一点风凉衣服后等一会儿就有车子来接，与护士唐子林一起做准备工作。电话未告知去什么地方，为谁治病。

不久，汽车接我和唐子林到机场。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同去的有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此外还有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

中午，专机起飞。到成都已是傍晚。到达招待所以后，才知为柯庆施治病。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赴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次日（4月7日）上午，由四川医学院麻醉医师闵龙秋等陪同，一起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手术室、麻醉机以及手术用具，选择好一手术室，准备为柯庆施动手术用。从崔子义、董方中处了解到，柯庆施暂不宜手术，目前的诊断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

下午，大约二时至三时间，我被叫去。与医生们商量用什么镇静剂可使他安静下来。我提出用硫苯妥钠。会诊医生们同意。护士把0.5克硫苯妥钠用注射用的蒸馏水冲成2.5%浓度的溶液20毫升。之后，我本想请当时在柯庆施身旁的医生去注射，因为我知道柯庆施不喜欢见到陌生的医生。当时，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子，拿着注射器，来到柯庆施床前。

在我动手之前，医生、护士们作了分工，一部分观察呼吸、一部分观察血压脉搏。由护士帮我，在柯庆施手上进行静脉注射。我把硫苯妥钠慢慢推入，自己边用手指扪住柯的脉搏，推入10毫升药水之后，柯庆施安静地睡着。呼吸、脉搏、血压，都没有大的变化。

我在床旁继续等候、观察5至10分钟，无变化。薛邦琪叫我离开柯庆施睡的地方，我就离开了。

晚上，薛邦琪又叫我去，于是我第二次进入柯庆施卧室。当时，柯庆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状。经医生讨论，决定气管插管呼吸。插好气管导管之后，发现呼吸、心跳停止。于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

8日，我与四川医学院闵龙秋轮流为柯庆施作人工呼吸，柯未见好转，血压低。开始使用升压药，效果尚可，但后来效果不好，不易维持血压，小便没有。

这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对我说：“这一次，怎么没有把尚德延找来？”我回答：“最好把他找来，多一个人好商量商量。”尚德延是北京阜外医院麻醉医师。1964年，柯庆施在华东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时，是由他和我负责麻醉的。

这天晚上，花了很大力量来维持柯庆施的血压。医生分为两组，分班守候在柯庆施床前。

贺龙参加了讨论柯庆施治疗方案，指定薛邦琪总负责。参加讨论的领导同志还有王一平、钱信忠。

9日上午，柯庆施血压仍不好，继续做人工呼吸。情况越来越差。以后心脏又多次停搏。

最后一次停搏之后，大家轮流做胸外心脏按摩……胸外心脏按摩一直做到晚上，陈丕显、魏文伯赶到，这才决定结束抢救。

有词《梧桐影》赞叹：

千顶团，

春申印。

崇拜伟人留骂名，

神奇去世无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