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潮夺弟命，

拨云见日泯恩仇。

直言写信陈云府，

岂料官途掉转头。

话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序幕。

文化大革命起初只是为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后来逐步演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抄“牛鬼蛇神”的家，揪斗“走资派”，把被“走资派”夺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进入夺权阶段以后，围绕权利分配，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清华大学也出现了多个红卫兵组织，其中影响最大和人数最多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因其核心的战斗组以林彪指挥的“28团”命名，故自称“团派”、“老团儿”，团派以蒯大富为首，有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撑腰支持，是红卫兵组织的主流派。另一派是井冈山四一四总部，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故简称“四一四”、“老四”，四一四是比较温和的一派，属于在野的。

1967年8月初，四一四发表了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说：“《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四一四是右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就想找出《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们也一直怀疑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罗启征和一些人就是“黑手”。但他们没有证据，而且虽然毛主席多次批评了“四一四”，但并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思潮。

毛主席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后，团派欣喜若狂，他们一方面在学校组织人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宣言。一方面成立专案组开始抓人。

1968年除夕，团派专案组把四一四的罗征启抓走。

罗征启被关在了北京郊区的延庆县西拨子公社三堡村。

这个地方罗征启比较熟悉。修建清华三堡疗养院时，罗征启就去过几次。1964年暑假，清华学生在南口8321部队当兵；1965年暑假，清华学生又在昌平工程兵技校当兵，这两次清华学生当兵都是罗征启带队。两次带兵的总结，罗征启就是在三堡疗养所写的，所以他对这一带地形和路线都比较熟悉。

罗征启一被关到三堡，就在考虑如何逃出去。

3月27日半夜，罗征启从被关押的二楼房间跳下，因为没有月光没有看清地面，把脚腕给崴了，只好一步一崴地沿着公路往昌平走，辗转联系到四一四总部。4月1日，四一四总部把罗征启接回清华科学馆。

罗征启逃跑后，团派专案组孙耘等人就到罗征启家把罗征启父亲抓走，但是没有得到罗征启的消息。

4月3日晚，团派专案组孙耘带了十来个人去罗征启父亲家抄取照片，孙耘带人进屋抄家时，罗征启的胞弟罗征敷从家中跑出，被专案组王庆章和张建国驱车抓住，王庆章用擦车的棉纱堵住罗征敷的嘴，再用麻袋套上。拉到“团派”总部清华甲所，打开麻袋一看一看，罗征敷已经死了。他们就把尸体送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被群众打死了。

北医三院将死人事件报告了公安局。

孙耘和王庆章只好到北京公安局自首。公安局认为当时人多手杂，七手八脚，到底是谁把罗征敷弄死的不好确定。于是就把孙耘当首犯，送到海拉尔关押。

孙耘原名孙毓星，1962年考进清华，是当年河北省的理科状元。他家庭成分属于“资产阶级”，必须有非常革命的表现，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加入了清华大学最大的红卫兵组织“井岗山兵团”，并以“孙耘”之名开展活动。后又改回原名。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找罗征启谈话，让罗征启重新组建党委宣传部，在宣传部组建之前，帮他抓落实政策工作。刘达说，落实政策在清华阻力很大。很多领导干部自己挨过整，也整过别人。蒋南翔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但文革前他也整过不少人。刘达说：“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很坚决。清华的冤假错案很多，必须彻底搞清楚，否则拨乱反正是很难的。”

罗征敷之死在文革期间就已经结了案，并处理了相关人员。但是罗征启认为弟弟毕竟是因为自己死的，他虽然没有追究当事人，但是心里还是难以释怀。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等“五大领袖”被正式逮捕，一场“揭批查”运动势如燎原，不出一个月全国就滚雪球般抓进去数万人。

1978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敲罗征启家的门，来人叫孙铮，她是文革中团派专案组成员，后来和孙耘结为夫妻。她一进门就说：“罗老师，你认识我吗？”

罗征启说：“认识，你是孙铮。”

孙铮说：“我代表孙耘来向您请罪。当时我们年轻无知，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很对不起你和你的家人。”

罗征启问：“孙耘在哪里？”

孙铮说：“还关着。”

罗征启问：“为什么还关着？”

孙铮说：“他是罪犯，这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关着。”

罗征启问：“判刑了？”

孙铮回答：“没有，但案卷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

罗征启问：“你找我，希望我做什么？”

孙铮说：“我只希望你原谅我们。孙耘如果能出来，一定亲自来向您请罪！”

罗征启就把孙铮带到自己办公室，说：“你等一下。”罗征启写了一封信，写完让她先看了一下。因为孙耘是北京市公安局送到海拉尔的，所以信就写给了海拉尔公安局的，请北京市公安局转。信中说，孙铮来向我道歉，态度是诚恳的，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

孙铮看了这封信，当场泪流满面，说：“罗老师，我没有想到您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代表孙耘感谢罗老师。”

孙铮走后，罗征启把这封信给自己的爱人、父母、姐妹们都看了，他们都同意罗征启的做法。随后，罗征启将这封信通过清华办公信箱送给北京市公安局。

1980年春节，孙铮和孙耘来到罗征启家，孙耘说：“罗老师的信一去，海拉尔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看了罗老师的信也很感动。他们说我这十年改造态度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把我放了。”

罗征启说：“出来了就好，今后好好干吧！”

孙铮夫妇说：“我们两人想考研究生，不知行不行？”

罗征启说：“我赞成！让海拉尔派人来清华征询对孙耘的处理意见，剩下的事我来办。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孙耘说：“专业方面我在监狱里有准备，就怕政治课。”

罗征启说：“政治课好办。”他立即让政治教研室搞了一份黄美来编写的研究生考试的政治课复习提纲寄给孙铮他们。

不久孙毓星就收到了海拉尔公安局的文件（海公字［80］第27号，其核心内容仅一句话：同意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党委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给与适当行政处分。

孙铮夫妇参加了1980年的高考，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考试结果出来以后，孙毓星以总分415.75获得第一名，孙铮也考得不错。但是，哈工大看到孙毓星档案里面有“反革命杀人犯”的记录，不敢录取他。

孙铮夫妇说：“即使哈工大不录取，我们也满足了，是我们有错。”

罗征启考虑了一下，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招生办，并转黑龙江省委。大意是：孙毓星考试成绩好，这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业务尖子。文革时期，他们二十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现在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应当是化冤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等等。

罗征启把写好的信给胡启立、汪家镠看了，他们也赞成，胡启立对罗征启说：“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我和家镠说要向你学习。这样一来，清华两派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罗征启还把这封信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何东昌看。他指着稿子说：“严重错误？是罪行！你怎么连‘罪行’两字都不敢写？难道杀了人还是严重错误？”罗征启当场拿起笔把“错误”改成“罪行”。

胡启立说：其实你不必给他看，你自己表态就行，和他没关系。

后来罗征启还是把“罪行”又改为了“错误”。

信发出去后不久，黑龙江省委派来了两个人找罗征启，查询这封信的事。

罗征启说：“这信是我写。孙毓星是个才子，年轻人犯错误，已经惩罚了十几年了。像这样的人，拉他一把，就成了人才；推他一把，就成了社会负担，何必呢？”他们说，省委书记杨易辰看了信还是不敢定。送到中纪委王鹤寿那里，王鹤寿又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对井岗山、孙毓星二人研究生的问题的批示是：“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胡耀邦。”

新华社记者唐梅找到罗征启，要求采访。唐梅真名唐贤美，是新华社国内部负责人，秦基伟将军的夫人，消息灵通，手眼通天。罗征启仔细考虑以后，给胡耀邦写了封信。

信的大意是：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让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一登报，容易造成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的结果，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信写好后，仍请唐贤美带去呈给胡耀邦。胡耀邦立即批示同意。后来在新华社“大内参”登出来了。

不久，孙毓星和孙铮就都被录取了。

2005年，孙毓星夫妇带着女儿在北京请罗征启吃饭，共有12个人参加，有团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气氛十分融洽。席间，孙毓星请罗征启和他们全家一起照相，并对他女儿说：“你要记住这位爷爷，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你一定要记住！”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罗征启以德报怨被传为美谈，但是他自己却为了坚持原则，维护领导人的形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79年，在清华大学教师中流传特批陈元公费出国之事，一时间沸沸扬扬。罗征启负责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罗征启了解到传言是从清华外事办公室那里出来的。罗征启就去了教育部核实情况，不方便直接去问蒋南翔部长，就找了李兆汉。李兆汉已从清华调到教育部，任《中国教育报》总编辑。他说的情况和清华外办说的一样。

陈元是陈云的长子，清华1968届的自控系学生，1978年考回清华精仪系研究生，入学以后，经申请批准转至经济管理系读研究生。1979年，陈元想公费出国，就写了报告找国务院副总理王震。

1969年10月，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领导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陈云和王震等一同疏散到江西，所以两家私交很好。王震拿到陈元的报告，直接批了：“同意。请外事办办理。”

陈元拿着王震的批条找教育部长蒋南翔。蒋南翔说：“你在清华，是清华研究生，你找刘达校长吧。”

刘达是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批示：“同意。转外事办”。

这报告一转到外事办就炸了锅。公费出国需参加考试，当时已经考过了，出国的名单也已经确定并公布了。陈元没有参加考试，就直接特批其出国，势必要把其他考过的人挤下来。外事办当然很为难。清华外事办的一位年轻干部说：“我们受教育部外事办管，把材料送到教育部，看教育部怎么批吧。”

教育部外事办也很为难：“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

教育部外事办和清华外事办都对特批陈元公费出国的事都很反感，有意把这事张扬出去。一时间清华、北大都知道了，两校一片骂声。骂陈云，骂王震。骂得很尖锐：“中纪委刚成立，陈云当了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权利为自己的儿子谋利益。”

罗征启在清华开宣传委员会，也听到一片骂声。清华不仅骂陈云、骂王震，也骂刘达。

罗征启问刘达的秘书王乐铭：“刘达为什么要批同意。”

王乐铭说：“老头儿在东北时，曾在陈云手下工作了两年。见是陈家的事，所以拿起来就批同意。”

清华有个规矩，团委主管学生的思想工作，党委宣传部主管教师思想工作。陈元出国之事在教师中反应强烈。面对教师们对某些中央领导人的一片骂声，罗征启想了两天，就给陈云写了一封信：

陈云同志：

陈元同志想公费出国，他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公费出国要考试。现在考试期已过了，这一期公费出国的名单已经定了，正在派遣。陈元这样做使我们的工作很难做。影响也不好。群众中已经为此事责骂中央领导同志。请您干预一下，这一批不要让他出国。我听说他想改为自费出国。目前，中央领导人子弟的自费出国影响也不好。以后有其它机会再安排。

致礼！
                                                              罗征启

当时罗征启还请宣传部的干部胡大炘签了名，表示这封信不是私自用宣传部名义写的。

信写好以后，就交给了人民日报的保育钧，请他转给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请胡绩伟直接呈交陈云本人，不要交给秘书。

第二天，胡绩伟来电话，没有找到罗征启。胡绩伟来电记录：你的信我没办法转给陈云，陈得了膀胱癌住院治疗，所以信交给陈云的秘书了。

第三天上午，清华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两个人列席，一个是刘达秘书王乐铭，一个是罗征启。开完会，刘达说，几位书记留下，罗征启也留下。

刘达说：“昨天晚上陈元从杭州打长途电话给我，他很紧张，说就他出国的事，宣传部有人告他的状。罗征启，我问你，这事你知道吗？”

罗征启说：“我知道，是我写的信。”

刘达大发脾气，说：“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

罗征启说：“刘达同志，是你批错了，不应该批同意陈元公费出国。你这么批，让下面怎么工作？现在群众骂陈云，你怎么解决？所以，我不能跟你商量。我跟你商量，你能收回批示吗？你不收回又怎么办？所以我署名写信给陈云。我豁出去了，万一出了事，你还可以在陈云面前为我美言几句：说这个同志没有坏心。而且信的内容没有扩散，连呈递信的胡绩伟也不知道信的内容。假如你同意写信，谁为你美言？”

刘达说：“还是应该给我打个招呼。”一散会，他就拂袖而去。

两天后又开常委扩大会，会后，刘达又让书记常委和罗征启留下。他说：“罗征启，关于陈元出国的事情，是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批。你的意见是对的。”

罗征启听了很感动，一时说不出话来。

刘达接着说：“陈云的秘书和我商量过，这批不让他出国。这样处理，你还有什么意见？”

罗征启说：“刘达同志能接受意见，这样处理，群众中骂中央领导人的事可以平息下去。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罗征启还说：“我写信反映的是陈元的情况。我是想把信直接交给陈云同志，就不想让他秘书插手。陈云同志住院了，信才送到秘书手里。秘书拆阅这封信，本无可厚非，但他立即打电话告诉了陈元，这是不对的，陈元又打电话给你，你才批评我。这样做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今天这样做，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儿子和秘书联手整我。”

刘达说：“你又来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谁会再整你？”

罗征启对几位在场的书记常委说：“今天这事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对我比较了解，我年轻，没有经验，处事可能鲁莽一点，但我没有个人目的。将来可能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儿子、秘书对我采取某些措施，那时我并不想请大家为我说什么、做什么，我只希望大家知道有这么件事就行了。”

刘达说：“你又来了，你是不是自我感觉还在文化大革命里？还会有人再整你的！”

陈元听说不让自己出国，很不理解，他对董新保老师说：“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

不久，陈元就在社会科学院办理出国了。

刘达跟胡耀邦的关系不错，政治上是很开明的。在陈元出国的事过了去之后，他还提拔罗征启当了清华的党委副书记。

1980年初，胡耀邦找刘达要干部。胡耀邦说：“我想跟你要一个年轻人，你能不能给我调来？”

刘达问：“你说的是谁？”

胡耀邦说：“名字我记不得了，是学建筑的。”

刘达说：“你是要罗征启吧？”

胡耀邦说：“是，就是他。快给我调来！”

北京市委听说要调罗征启离开北京市去团中央，就赶紧以北京市的名义把罗征启送到中央党校“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中央也同意了。刘达亲自送罗征启到中央党校报到。班主任是刘达夫人汪琼。班上有七八十人。这批学员是当时中青年干部中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因为文化革命耽误了，所以年龄都偏大，罗征启当时已46岁，在班里年龄还算比较小的。分两个班，十七支部和十八支部，罗征启是十七支部支部书记兼班长。尉健行就在这个班，田纪云是另一个班的副书记。

按说进中央党校就是为了再上一层楼。

尉健行后来当了中央纪委书记，田纪云也做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开学没几天，突然胡启立从天津来，找罗征启谈话，他问：“听说调你到团中央，你不愿去？这是耀邦点的名。”

罗征启说：“我已经46岁了，到团中央工作年纪太大了。”

胡启立说：“我回团中央时已经49岁了，比你现在还大好几岁。现在是缺人的时候。”

罗征启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回团中央，我在团中央一个人也不认识。”

胡启立说：“你本来是团干部。耀邦说什么，我们团派干部只能说yes，不能说no。下半年就来调令。不等学完，提前分配报到。”他又强调说：“这是中央点的名，你不能任性。我是受中央的委托通知你的，调你就得走。”

不久，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王照华找罗征启谈两次。第一次是随便谈，第二次王照华对罗征启说：“有人反映说你思想有点偏激，你以后说话做事要注意点。”

罗征启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说我偏激是指什么，但我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党性原则要求我必须那么做。”

快放寒假时，王照华到中央党校调人，他本想调两个人，一是田纪云，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二是罗征启，到团中央任书记。但最后调令中却没有罗征启了。

几年以后王照华说，当时组织上不仅考虑让罗征启当团中央书记，还有更进一步的安排。但因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说：“听说这人有点偏激，是不是再看一看吧！”

1979年3月，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同志任秘书长。1979年7月，姚依林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可以说，姚依林是陈云线上的铁杆。

这样罗征启调任团中央的事就作罢了。

胡耀邦因此很生气地说：“他们不用，我自己安排，你们不要管！”

罗征启的仕途的上升通道从此被堵死了。

1981年暑假培训班毕业了，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工作，但没有安排罗征启工作，中组部没有安排，清华也回不去了。

罗征启只能在家“待业”。

罗征启“待业”的那段时间，教育部副部长高沂打电话让罗征启去他家一趟，说有要紧事儿。高沂曾担任清华的党委副书记，和罗征启也算是关系很近的同事。到高家后，高沂说：“南翔同志授权我跟你谈话。问你为什么要反对陈云的经济思想？”

罗征启说：“高沂同志，你信吗？”

高沂说，不信。

罗征启说：“我不是搞经济的，我也不懂经济，我怎么会反对陈云的经济思想？文革期间我和梁鸿文到你家，骂江青，骂文革，我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我如果真反对陈云的经济思想，我会瞒你吗？”

高沂自说自问：“南翔同志怎么会有这个信息呢？”

罗征启把陈元出国的事跟他讲了一遍。高沂说：“南翔同志那儿我去说一说。你的事儿我明白了。包饺子吃！”

于是，罗征启就在高沂家一起吃了顿饺子。

1981年冬天，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到罗征启家，罗征启正在翻译建筑方面的技术资料。

胡德平说：“你关心点政治吧，不要完全钻到技术里去了。”

“待业”7个月后，中组部才让罗征启回清华，仍担任去党校学习前的职务——党委副书记。中组部告诉罗征启，不能去团中央，是“陈办”不同意，“陈办”就是陈云办公室。

1983年春节后，罗征启接到香港清华大学同学会建筑系同学的信。信中说：我们这里听说你要来深圳筹建深圳大学，香港同学欢迎你来深圳。

罗征启拿着信问刘达是怎么回事。刘达说不知道，还说：我是不会调你去深圳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原来是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正在为深圳大学找校长，恰好教育部副部长张健到深圳。梁湘请他推荐党委书记和校长。

张健曾在清华当过党委副书记，他说：清华的罗征启合适。

张健还建议可以把钱伟长调来当头面人物，让罗征启全面负责。张健是个“大炮”，可能是他把这事儿说出去了。

刘达到深圳出差时，对梁湘说：罗征启是广东人，会讲广东话。钱伟长已经去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了，你们找张维吧。罗征启可以主持工作，他能团结人，但清华还是想用罗征启。

早在“四人帮”倒台前，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就打算安排罗征启调离清华。当时，刘冰对罗征启说，你在这里，迟群总盯着你，将来还是要整你的。

迟群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

刘冰想让罗征启去李昌那里当秘书长，李昌那时是中科院党组书记，以后让罗征启接李昌的班。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昌、蒋南翔、刘达在一起商量，说：刘达需要人，让罗征启留在清华吧。罗征启就没走成。

1983年5月，刘达退休，林克任清华党委书记。7月，林克找罗征启谈话，说调令来了，调你去深圳。

罗征启说：“我去深圳合适吗？上级会不会同意？深圳那可是边境啊！”

林克一下子若有所思地说：“我明白。今天不谈。”

第二天一早，林克又通知罗征启去，他说：“三部一办都同意你去。你就去吧！”

罗征启说：“哪‘三部一办’？我知道三部是教育部、中宣部、中组部，一办不会是是中央办公厅吧？”

林克说，“不是，是‘陈办’。”

从工作分管范围上看，罗征启到深圳大学的事应当与陈办没有关系。看来，罗征启一直在“陈办”监控之中，也一直没有跳出“陈办”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不久，教育部由副部长黄辛白主持开了一个会，清华的校长高景德、副校长张维和罗征启，人大的副校长谢韬和方生教授，广东省高教局的副局长黄其江和潘泽琳参加了会议。黄辛白说：“中央已批准建立深圳大学，请清华、北大和人大支持，现第一批调张维任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方生任副校长抓教学。今天请大家来具体落实。深大已经招生了，九月开学上课，还没有校长呢！”

高景德、谢韬分别代表清华和人大发言表态支持。张维和方生表示同意，只有罗征启不说话。黄辛白点罗征启的名，要他表态。

罗征启说：“我还在考虑，我现在在清华忙得很。听说深大现在只有不到二十个党员，又听说实行校长负责制，我去深圳大学当党委书记，怕没事干。”

黄其江说：“我明白了。今天先不定吧，我明天到清华去拜访你，我们用家乡话谈心。”

第二天，黄其江果然到访，他说：“广东省委常委连夜开会，听取他的电话汇报，决定聘请罗征启同志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深大的全面工作，即第一把手。”黄其江又补充说：“你也不忙表态决定，省委还决定请你、张维和方生先回家乡看一看，然后再作决定不迟。”

8月底，罗征启一行人来到广州，见了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又到深圳参观了深圳大学未来的校址。一平方公里，一片荒地，一张白纸，罗征启感到这是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而且天高皇帝远，干扰会少一些。

在和深大筹备办的二十几位教师和工作人员见面的时候，张维、方生两位表了态，罗征启利用这个机会讲了几句话：“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很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

广东省教育局的同志立即打长途电话向高教局汇报说：“罗征启同意来了。他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离别清华时，罗征启去向副校长张光斗老教授告别时，张光斗说：“你去深圳既合适，又不合适。”他进一步解释说：“不合适，是指你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你不懂资本主义，深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你怎么应付？”

一次，接待中外记者，当大家站在当时深圳最高楼（国商大厦）的楼顶上观看深圳全貌时，一位香港记者问罗征启有什么感想。

罗征启说：“我来深大之前，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深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到这里一看，我觉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因素最多、最好的地方！这里建设速度快。难道慢才是社会主义，快反倒是资本主义？”

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去过深圳，但是陈云从未去过深圳。陈云夫人于若木去过几次深圳，但从不沾深圳大学的边。

1979年，恢复中纪委，陈云任中纪委书记，何东昌当了中纪委委员。他就把自己当做陈云的人了。何东昌知道罗征启到深圳大学，就对李兆汉说：“让他去吧，反正这个学校建不起来！”

听了李兆汉的话，罗征启汗毛都竖起来了。原来陈办是不看好深圳大学，才同意把罗征启放出五行山的。

罗征启调去深圳大学虽然没有在仕途上一落千丈，但是在很多人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

罗征启主持规划、建设了深圳大学校园，并缔造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氛围。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政治风波。这场风波是由北京学生、群众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逐步演变为北京各高校学生“反腐败”、“反管倒”的学潮，并迅速席卷全国，最后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被镇压。深圳也当然会卷入其中，不可能置身世外。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深圳大学才有悼念活动。直到9月份新学期开学，整个期间深圳大学本科只停课一个半星期。相对全国其他大学，深圳大学的问题并不算严重。

事后广东省委派人到深圳大学收集情况，在学生中收买材料，有关罗征启的情况一条10元钱，重要情况一条15元。

5月20日，有个学生找罗征启，说是鲍彤要我给跟他联系。

鲍彤是赵紫阳的秘书，后因泄密、煽动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

“六四”以后，“取消党的领导、淡化党的领导”成了罗征启的第一大罪状。工作组的人说：取消党的领导，连党的经费都取消了，还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工作组把罗征启送到广州丛化“反思”，随后组织深大师生对罗征启进行背靠背地揭发。

其实，“淡化党的领导”这句话是赵紫阳讲的。罗征启讲的是党的机关、党的机构要简化，党的形象要改变。

其实早在1987年，就开始了对罗征启的批判。

1987年，罗征启访问了几所大学，其中有三所教会大学。10月底，罗征启来召集党办的干部开会，说：“这次出国使我非常震撼。在某些方面，我们共产党不如美国教会。我看到三所教会大学，所有的校产、校舍、设备都是教会出钱。教会还设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令我最感动的还是全体教职员工都是教会的成员，教友，都是义务地工作。我看到一个花房里有位老人在修剪花枝，我问他多大年纪，他说78岁。原来他早就退休了到这里来义务工作，是教会派来的。而我们的党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么也不给人民，还要人民热爱我们、听从领导，这样能行吗？能长久吗？”

罗征启在深大开会时，提出四条建议，希望大家支持：第一，从1988年1月1日开始，学校取消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拨款，由党组织自筹资金；第二，1989年一年内创办一、两、三个党办的企业，自己养活自己，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党办企业必须奉公守法，不能利用党的权利，占用国家资源；第三，从1990年开始，用党办企业赚的钱设立共产党的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奖励优秀学生；第四，1991年用党办企业赚的钱设共青团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奖励优秀学生。

1987年1月17日晚上，广播传来胡耀邦下台的消息。第二天在省委礼堂开会。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在报告中说：“胡耀邦淡化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现象？不会没有的吧？深圳大学罗征启来了没有？”

罗征启举手，表示来了。

林若接着说：“你在深圳大学搞‘三化’党的活动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为党工作义务化。你这就是淡化党的领导。”

开了两天半小组会之后，第三天，林若派两名干部找罗征启谈话，他们说：“罗征启同志，林若书记在大会上点了你的名，批评了你淡化党的领导的错误，你到现在一言不发，现在该向组织有个交代，表个态吧？”

罗征启说：“我怎么交代？你们说我淡化党的领导，得拿出证据来，先不说这句话对不对，请你们先说明，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文章中讲过或写过淡化党的领导？”

两位省委干部说：“你没有听说过？”

罗征启说：“听过。是1月18日林若同志在会上讲的。你们也在场，应该知道是谁说的，你问林若好了。我罗征启没有说过，那就是他林若同志自己说的。”

 “六四”后，广东省和深圳市整肃深圳大学，主要抓住深圳大学的三件事不放：

第一件事是：《给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电》。1989年5月中旬罗征启见到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向他反映：“现在学校很难办，很多事是政府管的，现在政府不管，推给学校，学校领导很为难。我想把意见向中央反映一下。”

秦文俊问：“你怎么反映？”

罗征启说：“我们正要开党员代表会改选党委，有些同志就想以党员代表大会的名义反映。”

秦文俊说：“绝对不能以组织的名义。”

当时深大的刘会远、张卫东、章必功、张文华等教师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罗征启把秦文俊的意见通知了写作小组。写作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电》和《告全国人民书》两份东西。5月20日中午，张文华拿着《给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电》给罗征启看，说大家商量以个人签名方式发文，让罗征启也签个名。罗征启注意到其中提到紫阳与戈巴乔夫谈话透露中央有个秘密决定，大事还是请小平来定时，一方面对将秘密决定首先透露给外国人有意见，一方面写了“不要太上皇”，这样，矛头是指向邓小平了。罗征启本有点犹豫，但还是签了字。这就成了“一件事”。

日本报纸说，下面党组织向中央通电逼宫是少见的，只有深圳大学才做得出来。外电这种添油加醋的报道，使事态变得严重起来，而且深大给中央的“通电”，外国传媒怎会报道出去呢！

“六四”以后，工作组进校，罗征启承认我看了稿子，签了名，承担了责任。

第二件事是：《告全国同胞书》。写作小组在写《给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电》的同时，还写了个《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当时由游行队伍带出去了，罗征启没有看到。但是罗征启是深大的第一把手，必须承担领导责任。

据游行队伍的领队回来说，游行队伍走到市政府大门口时，市府派了一位官员（市府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接了《告全国同胞书》。晚上市委副书记秦文俊来深大慰问时，当着包括深大校领导，党办主任，校办主任，一些学生干部，还有选举出来的游行的指挥等许多人的面，感谢大家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安全，也没有阻塞交通，游行队伍过后，垃圾废杂物都清理好，许多传媒记者都啧啧称奇，都说“从来没见过。”秦文俊还说：“你们那个《告全国同胞书》市府已派专人送往广州及北京了，你们就不必送了。”

6月17日，秦文俊召集校领导干部到市委开会，在会上他怒气冲冲地把一张油印的纸张甩在罗征启面前：“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反动，你们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怎么搞的！”

罗征启拿起看了一眼，正是《告全国同胞书》。

不到一个月，深圳市府领导前后讲的话出尔反尔，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但是，罗征启并没有辩解，他觉得自己是校长，是第一把手，应当承担责任。罗征启只希望由于自己承担了责任，中央、省、市领导就可以放过深大。毕竟这是几年来用血汗凝成的改革成果，不要毁于一旦。

第三件事是：清查“非法组织”及其成员。这是指1989年5月20日群众要上街游行，罗征启阻拦不住了，就宣布党员和团干部不准上街，留守在学校，保护好学校，但是游行队伍必须有指挥。罗征启建议由群众举手表决选一个指挥组，同时又指派了几位教师、职工干部协助。

就是这个指挥组，在5月20日那天，指挥得井井有条，没有出现任何事故，受到市领导秦文俊的表扬。秦文俊表扬的时候，有指挥组的成员也在场听到。5月20日之后，这个指挥组就没有任何活动了。谁知过了两个月，省、市公安机关出了个文件，说这个指挥组是“非法组织”！

7月21日，深圳市里通知深大：市公安局和南山公安分局领导22日要到学校宣读和贯彻重要文件，要求学校组织教工队伍参加。当天晚上，罗征启接到一个电话，声音低沉，说：“罗老师，我是3355……”这是南山公安分局长的“BB机呼号”。

罗征启问：“我知道，请问什么事？”

对方说：“老师，您的日子快到了，您要有思想准备，家里和办公室也收拾一下。明天要到深大宣读关于非法组织的文件，要我代表南山分局去宣读。我是深大的学生，是您罗老师的学生，我拒绝出席这样的会。老师，您保重！”

第二天这位局长果然没来，由一位副局长代。副局长对罗征启说：“局长有事不来了，他让我问您好。”

原来局长是深大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的学生，后来他辞职出国了。

广东省、深圳市政府指挥的工作组进校以后，“非法组织”问题一直困扰着深大的师生干部，也困扰着工作组。因为师生当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是“非法组织”成员，这“非法”的“组织”在哪里？它的纲领、目标、组织等等，作为一个“组织”应该有的一切，它都没有。那么，谁来对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组织”负责呢？

7月24日，深圳市通知罗征启去谈话。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副书记秦文俊、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古之德三个人找罗征启谈话。古之德念了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文件，停止罗征启深圳大学书记、校长职务并进行审查。

李灏说：“征启同志，你对广东对深圳是有贡献的，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处理，但领导指示，我们也没有办法。”又说：“你以后有事要找我不必通过办公室和秘书，直接来我办公室就可以了，我已经交代了。”

罗征启说：“谢谢。”

秦文俊说：“我会叫深圳大学给你安排一个生活秘书。”

罗征启说：“谢谢啦，我现在也没有生活秘书，不必啦。”

秦文俊说：“那不同了，你原来是领导，不用你说下面会安排好，现在你卸任了，看个病，用个车之类的事，总得有人安排一下。”

罗征启又说：“我早就有思想准备。停职没有什么，不过我想问问，明后天你们谁去深圳大学宣布。”

李灏说：“我明天接待外宾，文俊你去吧。”

秦文俊说：“我明天主持一个会，老古你去吧。”

古之德到深圳市委挂职组织部长刚刚到任，说：“我刚来，不认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也不认识我，我是今天才认识罗校长。还是市里边主要领导同志去吧。”

第二天，深圳市委一直没人来深圳大学。

罗征启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已经被免职，希望大家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并希望大家和新的领导好好配合，把深圳大学办得更好。”同时，罗征启在校园网上，向全体师生宣布自己被免职一事。

自始至终，深圳市政府一直没有人到深圳大学宣布免罗征启的职务，也没有下达罗征启被免职的文件。

1991年3月20日，深圳市纪委书记莫华枢来向深圳大学的全体党员宣布开除我的党籍。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赵紫阳还没有开除党籍呢，为什么急着开除罗征启的党籍？新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吴泽伟念这个条子后说：“问的很幼稚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嘛！过去伪县长、伪保长可以拉去枪毙，但李宗仁回来我们却热烈欢迎，安排工作。”他说完，会上哄堂大笑。

据说中央某位领导同志关于罗征启的处理问题提出三条意见：一、开除党籍；二、免除行政领导职务；三、送回原籍。

前两条很快就办了，第三条很难落实。开始要调罗征启去清远市房地产公司任副总经理。罗征启拒绝了。后来在接替林若新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关照下，改为调任在广州的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任副院长，罗征启仍然拒绝。

从1992年初开始，罗征启就失去了工资、社保、退休医疗保险等所有的权益，户口也被违法强行调离。为逼罗征启离开深圳，1992年深大还把罗征启爱人梁鸿文的工资也停发了，她的教学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都停了。直至梁鸿文向各方写信抗议这种的做法，半年后才恢复了她的工资和教师资格。

1992年10月，李灏曾经召集全体常委找罗征启谈话，要他离开深圳。先说罗征启有贡献，但是现在是上级决定的，我们没办法留。又说在广州买了126平方米的新房子……

罗征启仍不接受，除了前面的理由外，罗征启还指出：中央、省、市三令五申不准动用公款买商品房私用，你们买这126平方米的商品房是个陷阱，会陷我于不义。

罗征启质问纪委书记莫华枢：你在宣布开除我党籍的深大党员大会上，就坐在吴泽伟旁边。对他说的“过去伪县长、伪保长可以拉出去枪毙，但李宗仁回来我们却热烈欢迎，安排工作”，你就能容忍？他把我比作伪县长，伪保长，我可以不说什么，因我已被开除出党，但他把紫阳同志，我们党的前总书记比作国民党的头目，我不能容忍。我想请问你，是应该开除我，还是开除吴泽伟？

罗征启又问李灏：“开除我的省、市委组织部和省、市纪委的文件说：‘罗征启在八九的政治风波中，错误地支持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严重违犯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开除出党，我想请问这个阶段我在广东，没有去北京，连电话也没打过。广东没有动乱，深圳也没有，我支持的是哪里的动乱和暴乱？是如何支持动乱和暴乱？至于党员个人在‘通电’上签名，即便内容有所不妥，甚至有错误，也不能定性说我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吧！”

莫华枢都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其实处理罗征启的真正原因是罗征启给中央的信。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两位领导人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下午赵紫阳回见戈尔巴乔夫，为避免外界形成中共有两个核心的印象，赵紫阳说，我们两党上午已经关系正常化了，邓小平是我们的后台老板。

此言一出，风云突变，学生市民，全党上下一致声讨现代慈禧。

邓小平认为赵紫阳这是不负责任，是一种背叛。于是就亲自出手处理了这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最后被定性为“动乱”。

动乱的起因是悼念胡耀邦，转折点是赵紫阳的表态。这两个人都与罗征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罗征启是胡耀邦选定的团中央接班人，虽然没有上任，但是胡耀邦欣赏罗征启是不争的事实。

罗征启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邓小平让13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其实际也是要求还政给赵紫阳。在1989年6月23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撤销赵紫阳中央委员会书记等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罗征启支持赵紫阳，肯定是要受到处理的。

于是就有人说在学生游行期间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给罗征启打过电话。

但是凭着两条处理罗征启是放不到台面上的，只能去找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栽到罗征启的头上。

最后，罗征启离开了他所喜欢的教育事业，选择了他自己所学的专业建筑。1995年4月，成立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2000年7月7日，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2016年3月再次更名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01年，在公安部长贾春旺的干预下，罗征启的户口转回深圳。

罗征启开公司，不但养活了自己，还提供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养活了更多的专业人员。但是，教育始终是罗征启心中的情节。2004年起，罗征启连续10年每年捐10万元给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奖学基金。

有词《梧桐影》赞叹：

闻不平，书真话。谁料仕途从此夭，春秋过后皆冬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