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号召来鸣放，

意见通宵就上墙。

一夜英雄成右派，

逃亡蒙古盼还乡。

话说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形成了“大鸣大放”的局面。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开展自我批评，勇于接受外界批评，十分伟大。

然而，上海第一医学院却一片冷寂，不但无人响应整风，就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

转眼到了6月，院党委副书记汪珊坐不住了，她主持召开了全院学生党团员干部大会，严厉批评了了本校学生干部麻木不仁，不关心政治，并说，如果对党有“忠诚热烈的感情”，回去就立刻开展行为，我明天就要看到成效。

徐洪慈是学院的知名人物，1953年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1933年出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1954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是班级的党支部宣传委员。听了汪副书记的鼓动，徐洪慈浑身热血沸腾，决定要响应号召，带头鸣放。回到宿舍，徐洪慈召集庄德润、徐学仁、周钦宗以及女友戴安娜等14位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

这51条意见，周钦宗誊写时漏掉了第23条，成了50条。这些意见中对党的意见主要有，竞选不民主、“肃反”错了要平反，党代会报喜不报忧。对学校的意见主要有，每个国家都有学术精英，不能只引进苏联专家；不能只开设俄语课程，可以增设日语、英语、德语课程等。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51条意见，成为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徐洪慈委屈极了，就跟女友戴安娜倾诉心声。他说：到底是我正确，还是他们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

徐洪慈写个大字报本来只是批评教育的问题，至多也就是被批判，没想到戴安娜将徐洪慈讲的话告诉了学校领导。

于是，徐洪慈被打成右派，接着便是开除党籍学籍。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大半年之后，徐洪慈想起了临行前学校说的话：如果劳改表现好，可以把你要回来。

于是，徐洪慈偷偷给上海的母亲写信，让她去找校领导，然而，没想到的是学校却拒绝了。

徐洪慈的母亲质问学校：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了右派？这是你们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学校根本不理睬。

徐洪慈心里想：我一定要回家，你们不让我回，我就自己逃回去。

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和他经历类似的狱友除香斋，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俄语专业的高材生，因同样原因被划为极右。两人决定合作越狱。

白茅岭农场没有电网，看守看管也不严。

1958年12月4日清晨，徐洪慈和除香斋两人越狱成功。这是徐洪慈的第一次越狱。

两人一路疾走，不到一天就走到了浙江长兴的泗安，随后乘长途汽车转火车，第二天傍晚就到上海北站。

徐洪慈策划的逃跑路线图是从西藏逃往印度，再从印度没法去香港。牙完成这个计划，他必须要有很多钱，妈妈拿出了全部积蓄500元钱给了他。

徐洪慈不能家里，也不能住旅馆，只能躲在火车站睡觉。半夜，徐洪慈遭到车站派出所警察的盘问，他趁警察不注意翻窗逃跑。

他还想再见妈妈一面，结果被守侯的便衣抓个正着。

徐洪慈重新被押到白茅岭劳改农场，被关进禁闭室，监狱派出民兵轮流守卫。徐洪慈被警告“如再越狱可当场击毙”。

徐洪慈被关的禁闭室其实是个农场仓库，里面贮藏有数万斤花生。同时关在一起的还有3名狱友。四人经常边磕花生边聊天，以至个个吃坏了肚子，经常打报告要上厕所。一来二去，看守极不耐烦，但也司空见惯了。

1959年1月27日深夜，徐洪慈又猛烈拍门要求上厕所。看守民兵困得不行，加上徐洪慈等人三番五次上厕所不厌其烦，所以对徐洪慈的看守有所松懈。这样，徐洪慈趁民兵不注意，窜上三米高墙，迅速消失到夜色中。

这是徐洪慈第二次越狱。

当时监狱设备差，既无探照灯又无电网。民兵毫无办法，只能朝夜幕里胡乱放上几枪，手电筒到处晃动。但徐洪慈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次，徐洪慈调转了方向，先到芜湖，再去上海，从妈妈那里拿到钱后，徐洪慈原计划由西藏入印度。但因为当时西藏正发生动乱，徐洪慈决定先到云南再进入缅甸。

徐洪慈来到了云南泸水，据他手里的民国时期地图，泸水离国境线还有200公里。他到理发店理发，又去县政府食堂吃饭。殊不知，当时的泸水已经是边境了。

一个穿的邋里邋遢，讲着外地话的人出现在国境线附近，立即引起了边防警察的注意。

1959年4月10日，徐洪慈在距离缅甸仅“半步”之遥的地方再次被抓。

徐洪慈被抓时，使用的是伪造证件，名字叫李卓丹。泸水看守所一时搞不清他的来历，就把他关在了当地的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栋2层小楼，上层是所长办公室、警察宿舍等，下层是19间囚室，徐洪慈被关在10号监室。

从监房的窗子往外望去，就是高黎贡山，山的那边就是缅甸。

既然缅甸就在眼前，徐洪慈可不能轻易放弃，他决心再次越狱，到缅甸搞革命。

徐洪慈发现监室的围墙是土夯的，一排木桩贴墙嵌入地下，防止犯人掏洞越狱。徐洪慈拿头试了试缝隙，发现第二与第三根木桩之间的缝隙比较大，侧首可以伸进去，如果把洞再挖宽一些，身体也可以进去。于是，一个挖洞逃跑的计划又出来了。

徐洪慈最担心的就是身份暴露，一旦泸水公安局确认了“李卓丹”的身份，他就露馅了。为了与时间赛跑，徐洪慈决定冒险挖洞。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拿着不锈钢调羹，像个土拨鼠一样不停地挖，土质太硬就撒泡尿，挖出来的土推入床下或者塞进通铺的缝隙里。

到第四天也就是1959年4月15日凌晨，墙终于打通。疲惫不堪又兴奋异常的徐洪慈稍作休息，立即把手探过去。这时一股彻骨的疼痛从手背处传导到他的全身，是步枪上的刺刀刺穿了他的手背。

原来，警方早早了解到了徐洪慈的越狱动向，正守株待兔呢。徐洪慈遭到毒打，浑身是血。

这是徐洪慈的第三次越狱，严格说还有越出去就被抓了。

1959年，徐洪慈被泸水县法院加判6年刑期。法官看着堂下萎靡不振的徐洪慈，不无遗憾地说：“你学的是医学专业，水平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加在一起都强，像我们这里边境落后地区，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不是多次越狱罪加一等，我其实是想轻判的。你的前途都被你自己给毁了啊。”

徐洪慈因为多次逃跑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坏人，管教对他更是讨厌至极。

在辗转多个关押地之后，在大盐农场，他遇到了管教王金如。王金如赏识他的才华，把他调到了医务室帮忙。

徐洪慈被王金如的行动感动了，他暗暗发誓：六年就六年，我再也不逃跑了。

徐洪慈安心服刑，好不容易熬过六年。

1965年，徐洪慈刑满了，他只想回家。

监狱领导说：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还要继续留场。

更不幸的是，徐洪慈的管教换成了木世勤，木世勤会在半夜开着喇叭，对犯人进行轰炸，美其名曰“思想改造”。

徐洪慈忍无可忍，一次次和木世勤理论，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1966年，文革爆发，徐洪慈成了第一批批斗对象。他之前的所有罪状，被一条条拿出来挨个批判。万人批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人们踢他打他用枪托砸他，徐洪慈被加刑二十年。

六年完了，还有二十年！

他被关进了丽江五零七农机厂一所重刑犯监狱。

在这里，徐洪慈很快就成了监狱中的智多星，在囚犯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这一切引起了监狱长李德荣的高度警觉，他担心徐洪慈会利用自己的威信与监狱管理方作对。

于是，李德荣就着手起草了一份关于徐洪慈准备组织犯人集体暴动越狱的报告。这份报告一旦这个送上去，徐洪慈毫无疑问要被枪毙。

一个在监狱中打杂的犯人，冒着风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徐洪慈。

徐洪慈不能等死，他准备第四次逃跑。

徐洪慈学画了几张带着“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抬头的信笺专用纸，又找来扔在监狱里几年的干肥皂，刻了一个公章，然后搞来了印泥，做了三张介绍信，出行理由是探亲。

同时，徐洪慈开始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一切准备就绪。然而，监狱四面高墙环绕，电网、机枪、看守、警犬，要想逃离谈何容易。

徐洪慈观察到，这里夏天用电高峰期经常停电，其中八月份的停电次数最多。

1969年8月7日早上，监狱宣布断电。

白天，徐洪慈把东西都转移到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拆卸的木梯零件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

早上开始，徐洪慈就故意闹情绪，谁都不理，连晚饭都没吃，假装闹情绪睡觉。晚上点名时他响亮地答“到”。

点完名，趁人们洗漱，他一下躲进花坛。

夜深人静时，徐洪慈用他准备的梯子开始翻墙。他这才发现梯子居然不够长。也许连老天都在帮他，墙角居然有两根扁担，徐洪慈用短绳绑好，终于翻过去了。徐洪慈撒腿就往南跑。

这是徐洪慈的第四次越狱。

在云南的大山里，徐洪慈一路狂奔。他拿机械表看方位，渴了就喝河水，饿了就吃昆虫幼虫和蚯蚓。生火的时候，就在茂密的树冠下，在树根挖个十字槽，形成穿堂风，让树枝充分燃烧。烟雾在茂密的树冠中过滤疏散，人们很难发现。

路上遇到了民兵盘问，徐洪慈赶紧拿出了介绍信。刚下过大雨的金沙江，河水咆哮着向前，路边的农民劝他不要过去，会死的。

徐洪慈担心警犬追踪而来，就顾不了那么多。在几乎没顶的河水中，徐洪慈居然渡了过去了。

14天后，徐洪慈终于走出云南来到四川，他买了张火车票，回到上海。

母亲一见他就激动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

他吸取了教训，没有在家久留，拿到母亲塞的100元钱后，马上就离开了家。

向南不行，徐洪慈就向北。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本来这里戒备森严，然而，当他走近边防站的灯光时，亮着的灯光突然灭了。

徐洪慈没有考虑这么多，他贴着岗楼走，那里正好是雷达的盲区。就这样，徐洪慈居然偷越了国境，他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

1972年9月10日夜里，蓬头垢面的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

倘若再早一点到来，他一定会被遣送回国。可巧的是，蒙古刚刚颁布了新法：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

审判开始时，蒙古官员对徐洪慈的遭遇深表同情。可又担心徐洪慈是间谍，让他提供证据。

徐洪慈说：你去看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就这样，徐洪慈洗清了嫌疑。

法官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呆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徐洪慈对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法官无话反驳，只能收回了要求，判徐洪慈到宗哈拉的大森林服刑一年。那是一个夏天牛氓肆虐，冬天人会被冻掉脚趾的地方。

他在祖国被驯化，在蒙古却慢慢地野化着，能打架解决的问题绝不会费口舌讲道理。

刑满释放后，他到医院去看眼睛。

在医院她遇到了护士奥永，他只有21岁。奥永被徐洪慈的才华和学识打动，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并建立了家庭。

他们的家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不久就有了两个孩子。

徐洪慈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干些力气活，给人家搬木头、石头养家。还顺便把家务活和一日三餐全做了。

徐洪慈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就想方设法买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他开始一点点了解国内的情况。

1976年，文革结束了。

1979年，徐洪慈隐约觉得国内形势将会大变。

1981年冬天，徐洪慈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中说，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

1982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对徐洪慈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

然而，云南却不同意给他平反。

回国的强烈愿望，在推着徐洪慈往前走。他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信，其中两位是他曾在华东局工作过的老领导黄辛白和乔石。这时，黄辛白任教育部副部长，乔石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两位领导自然是作出指示。然而，事情并不顺利，云南省法院和丽江法院表示：徐洪慈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徐洪慈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1969年的那次越狱对徐洪慈来说本就是一场生死逃亡，他再给当中央信中写道：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

于是，中央明确表态，指示直接下发云南。

1982年6月，被冤枉整整25年，四次越狱，亡命三万里，流落异国十余载的徐洪慈终于得到了全面平反。

这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告诉他可以回国。徐洪慈欣喜若狂。

蒙古国家安全局也找到了徐洪慈，希望他加入蒙古国籍。

徐洪慈在蒙古十年，天天担心被引渡，他许多次希望加入蒙古国籍，却都没有被准许。这会儿自己可以回国了，蒙古人倒站出来了。

徐洪慈却直接答：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

蒙古人却直接来硬的：你没有那么容易拿到护照。

徐洪慈觉得又气又好笑，难道要因为一个护照回不去家了？

这时候，奥永站出来了。她穿过排排蒙古卫兵，硬闯大使馆，拿到了徐洪慈的护照。

1983年，流亡11年后，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在上海的弄堂里他和母亲相拥而泣。就如11年前一样，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

弄堂里的所有人都跟着流下了眼泪。

他回到曾经的学校，留校的同学一眼就认出他，你居然还活着？！

同学们决定开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徐洪慈泣不成声。著名病理学专家朱世能说：“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其实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戴安娜。

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无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徐洪慈一直没有忘记过戴安娜。

在一个姓沈的同学安排下，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曾经魂牵梦萦的恋人戴安娜。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可见双方在对方情感世界所占的地位，这是无法隐藏的，这一切都会自动出来说话，人的情感自动打开。

沈同学和熊医生借口走了。

两人坐下，长久无语。最后还是徐洪慈先开口说话：“你还好吗？”

戴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

这种时候，两个人的大脑都已经停顿。

两人相见之后，戴安娜留下了三句话。

她对姓沈的同学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

第二句话：“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

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

这三句话给徐洪慈的印象很深，他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话总要打点折扣。”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徐洪慈带着妻子、儿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在上海安顿下来。

徐洪慈在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当了高级讲师，奥永还是当护士，他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然而，对于徐洪慈来说，这一切在心理上并没有过去，那个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监狱长李光荣，成为了他一生的梦靥。

1991年徐洪慈再次回到了云南，他要见到李光荣！

他见到很多狱友。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徐洪慈和李光荣碰面了。

徐洪慈越狱以后，李光荣陷进了一个谜，他无论如何要猜透的一个谜，徐洪慈是如何越狱的？“如果是挖墙，我可以说服自己，他毕竟挖墙了嘛，他挖墙我没办法。如果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没办法，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现在一个理由都找不到，一个人就这么蒸发了。”他甚至没法向上级交代。

即使二十多年过去了，徐洪慈一听到李光荣进来的声音还是感到浑身血液凝固。

李光荣愣了一下，伸出手要与徐洪慈握手，徐洪慈看他一眼，没有伸手。

邓巨卿不能让这个场面再尴尬下去，就打破沉默道：“老李，关于徐洪慈逃走的细节，你不一直打听吗？现在当事人在这儿，你不问啊？”

刚才还显得萎靡苍老的李光荣眼睛立刻发亮，开口道：“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没有梯子，怎么上墙的？”

徐洪慈说：“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致命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梯子是可以分解的。”

李光荣很聪明，一听，失声大叫：“噢，原来你做了一架可以拆卸的梯子？！”

徐洪慈笑笑：“不错，梯子原本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用绳索和木头组合，越过高墙以后，再把梯子拆了。让你们永远不知道梯子是用什么做的。”

李光荣瞪大了眼睛，做了个难以描绘的表情。

这一番话打开了他们的心结，二人终于把恩怨放在脑后，一起拍了张合影。

从云南回来，徐洪慈彻底安心了，前尘往事皆已了结。

2008年4月14日，上海石化总厂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这之前，组织上已经恢复了徐洪慈的党籍，从接到证书的那一刻起，徐洪慈算是正式离休干部。

仿佛已经完成了来到这个世界的全部使命，就在拿到证书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起的呼吸衰竭去世了。3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

徐洪慈是这么总结自己的：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一无所成。我这一生，对那种残酷环境、恶劣环境的反抗，这种个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只有这一点。只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标准，徐洪慈没有贡献出什么发明创造，没有贡献多少物质财富，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他自己而言，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他的生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企及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意义。

有词《梧桐影》赞叹：

医学生，

流亡命。

逃遁但求清罪名，

无成一事彰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