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下乡生活苦， 

直书主席石惊天。

人民领袖知民意，

亲自回函还寄钱。

话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就在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收到了一封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人民来信。

毛主席一贯重视群众来信寄来的信，并尽可能地亲自回信，他对人民来信做过这样的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1950年5月上旬，毛主席就回了近80封信，其中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信。

读了王海容转来的信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写了回信，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写信的人。毛主席还问汪东兴，这个人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这封信编入课本。

写信的人叫李庆霖。李庆霖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信呢？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通知新华社，要求先派记者调查。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其实是福建分社副社长）赖玉章奉命来到莆田地委，要莆田地委派人和他一起去采访李庆霖。

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李庆霖所在的下林小学，当时李庆霖还在上课。下课后李庆霖见到有陌生人找自己，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问李庆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李庆霖没有马上回答，但看到赖玉章面带笑容，觉得应该不会是什么坏事，于是就重重地点了点头。

赖玉章接着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亲笔给你回了信。

李庆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

赖玉章念了信的内容，李庆霖的脸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

赖玉章说，毛主席还给你寄了300元，但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晚上你到我住的招待所细谈。

当晚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的房间，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

赖玉章最想知道的是，李庆霖是怎么把信寄给毛主席的。

李庆霖说，他原本在信封上写“毛泽东主席收”。他在去邮局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担心毛主席收不到信，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石沉大海，他想周总理没收到，那毛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李庆霖说，他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

赖玉章的主要任务是要了解李庆霖其人，于是就向他了解个人和家庭情况。李庆霖见来人并无恶意，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1929年，李庆霖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便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李庆霖的妹妹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李庆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生有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8元。可是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只好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解决问题。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反映情况无果，李庆霖决定决心告告“御状”，给中央领导写信。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只花了两个多小时，便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李庆霖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 ，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 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这封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毛主席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只要说得对，我们就找你的办”，这就是对于人民的诉求的态度。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回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这个无法把握个人命运的小学教员也身不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毛主席除了给李庆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却没有一个人负责，至少没有一个领导向李庆霖透露过毛主席的指示。因此李庆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韩先楚认为这两件都事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没有想过，因此也没有提出来。后经赖玉章派人启发，李庆霖才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莆田县委接到李庆霖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庆霖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庆霖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庆霖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庆霖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已经拖到了“十大”之后。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与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就成了一些政治力量利用的工具，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把李庆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李庆霖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李庆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都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临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辑。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的人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庆霖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李庆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就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无以复加。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庆霖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

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的活动范围也从莆田当地发展到福建全省，他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多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有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李庆霖的妻子张秀珍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李庆霖被抓后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

李庆霖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当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批的。李庆霖对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都记得很清楚，说明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当时李家出不起火化的钱，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后来还是阮军区长批准李家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李庆霖夫妇和李庆霖的母亲3个人连同早年去世的李庆霖父亲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

2006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正是：

告御状，

惊主席。

头顶光环反潮流，

潮流弄起潮流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