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星红旗下成长》 第四部
不 周 山 下 红 旗 乱
批 判 会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暂停全国性的“串联”。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应声落幕，正在各地“游山玩水”的数百万大中学生陆续乘车乘船返乡。北京各中学的学生返京之后，发现学校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昔日威风八面，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组织大多已如“雪山般消融”。昔日“黄崽子”、“黑崽子”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这些造反派组织以各种形式对运动初期，工作组和干部子弟压制运动，迫害同学、老师的行径进行了大规模的控诉和批判。
干部子弟从运动初期叱咤风云的主宰沦为学校里各种批判会上被批判的“负罪者”和“过街老鼠”，心理上的落差和那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完全不足与外人道。11月下旬，京工附中的干部子弟返回学校时，发现整个教学楼内到处都是昔日“黑崽子”、“黄崽子”们所组建的战斗队和“新型红卫兵组织”。批判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暴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干部子弟们一怒之下，纠集人马撕毁大字报，用皮带把所有造反派学生赶出了教学楼。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造反派学生跑到仅有一墙之隔的工学院，向工学院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求援。工学院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首都三司”的成员。“首都三司”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是由“地院东方红”朱成昭等人发起组织，是“炮打司令部”，冲击中央党政领导机关的急先锋，是中央文革麾下的嫡系部队。听说附中的干部子弟“反攻倒算”，驱逐造反派，占领教学楼。工学院方面立刻派出学生纠察队前往“弹压”。附中的干部子弟占据教学楼，开始还想负隅顽抗。但干部子弟们仅靠手中的皮带、仅靠临时堆积起来的桌椅板凳，根本挡不住人多势众，手执棍棒、木枪的“工学院学生纠察队”。一番激战过后，干部子弟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而逃。
一般来说，城里各中学，造反派学生与干部子弟实力相差并不悬殊，除了“大字报声讨”，和批判会上的“唇枪舌战”外，很少有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在西郊各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情况则截然不同，高校附属中学的造反派学生背靠大学本部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对干部子弟形成碾压态势。类似京工附中的那类暴力冲突在各大学附中发生了不止一起。每次都是干部子弟被打得落花流水，仓惶而逃。
不甘受辱的干部子弟决定联合起来，12月6日在北大附中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主要由西郊各高等院校附属中学的“老红卫兵”，以及部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的骨干分子组成。
“联动”成立之后，干部子弟三五成群地骑车上街，四处张贴大标语：———
“坚决反对中央文革镇压革命干部子弟的错误行为！”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打倒三司！活捉朱成昭！油炸蒯大富！”
“打倒戚本禹，批判张春桥！中央文革某些人犯了路线性错误！”
“反对中央文革某些人打着革命的旗号迫害老干部！”
………………
这些大标语均落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时间，“联动”大名远扬。“联动”的崛起引起了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首都三司”派出了大量纠察队人员到街头巡视。一旦发现“联动”人员张贴攻击中央文革的标语，立即抓捕，扭送公安部看守所。在干部子弟眼中，公安部本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如今居然和所谓造反派沆瀣一气，拘押革命干部子弟。是可忍，孰不可忍！“联动”多次纠集人马到公安部抗议，要求放人，均无功而返。
“联动”与“三司”的冲突越演越烈。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组织了“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可以算是一次“联动”的组织大会，动员大会。到场的“联动”成员有近千人。会后“联动”士气大涨，成群结队地上街，公开张贴标语攻击“中央文革”，否定“炮打司令部”，否定当前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组织数百人到公安部大门前，抗议公安部拘押干部子弟，要求公安部无条件放人。这是“联动”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虽然公安部方面组织干警在大门前设置了三重“防线”劝阻，但天黑后还是有一百多名“联动”人员突破警戒线冲进了公安部大院。当时公安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桑从事保卫工作多年，是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老手。他当即下令，命办公厅主任和部机关各级干部出面，以天寒地冻，怕各位“红卫兵小将”受冻感冒为由，引领“联动”人员进入公安部礼堂。礼堂里温暖如春，公安部大小官员和颜悦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联动”人员的敌对情绪。鉴于天色已晚，“联动”人员尚未吃饭，公安部食堂送来了大桶的热米粥，成筐的面包、香肠和榨菜。在场的公安部官员真诚地邀请“联动”人员共进晚餐。公安部的官员们一边吃，一边倾听“联动”成员诉说他们的委屈与不满。晚饭过后，偌大的礼堂变成了公安部官员与“联动”成员三五成群的聊天场所。公安部官员告诉大家，于桑副部长已赶赴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大家的诉求，请大家耐心等待。
午夜十二点，公安部从北京市公安局和卫戍区调来的大批军警均已到位，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路口和胡同里布下了天罗地网。此时，于桑副部长终于露面。他当众宣布，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大家的诉求。请大家明天上午十点再来听结果。“联动”成员中，高级干部子弟为数不少。他们知道，中央最高领导都是“夜猫子”，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所以大家并没有怀疑于桑的说法。几个小时的相处，这些“联动”的成员已经和在场的官员们聊成了“朋友”。既然夜已深，明天才会有结果。“联动”成员折腾了一天也都累了，需要回家休息。于是大家与在场的警官们握手告别，分批离开了公安部。在公安部大门前停有自行车的“联动”成员纷纷自行骑车回家。少数没骑自行车来的，由公安部派车分四条路线送大家回家。
当然这些“联动”成员离开公安部后，没走多远，便被张网以待的军警抓捕。乘坐公安部大巴的干部子弟则被直接从后门送进了公安部看守所。半小时不到，参与冲击公安部的“联动”成员几乎全部落网。只有少数比较机警的“联动”成员注意到公安部送行官员神色有异。他们离开公安部之后，便借助夜幕的掩护，混入途经天安门广场的骑车人群，幸运地逃脱了公安部所布下的“天罗地网”。
对于被捕的“联动”成员，公安部组织人力连夜进行登记，分类关押。一时间公安部大楼里灯火通明，警卫林立。公安部看守所所有监房人满为患。
大批干部子弟被拘捕的消息很快就泄露了出去。第二天天刚亮，一辆黑色的吉斯轿车就开进了公安部。当年苏制“吉斯”牌轿车是政治局委员以上最高级官员的配车。该车车前窗上带有中办的特殊通行证。公安部的层层警卫自然不敢阻拦。轿车直接开到了公安部看守所。忙了一夜的办公厅主任和看守所所长立刻迎了出来。车上下来的是董必武的秘书。他冷着脸说，奉总理指示，要见董良格。董良格是公安部昨晚拘押的“联动”成员之一，董必武的公子。办公厅主任那敢怠慢，立刻命人带出董良格。秘书二话不说，拉起董良格就上了车。看守所所长和办公厅主任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出面拦阻。
董必武秘书带走董良格一事，办公厅立刻向于桑做了汇报。于桑当机立断，下令将全部拘押的“联动”成员转送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炮局看守所”，以防有人再次强行劫走“人犯”。炮局看守所，位于东城雍和宫附近的小胡同中，是日据时代修建的看守所，位置隐秘，警卫森严，外人很难强行闯入。
大批“联动”成员被捕震动了整个北京，特别是西郊各军队总部大院。因为被捕的大多都是这些总部大院里的高级干部子弟。但当时“炮打司令部”的风潮正烈，从中央到地方，无数省部级干部被批判，被打倒。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居然被造反派在批判大会上活活打死。“炮打司令部”的风潮虽然暂时还未冲击到各军队总部，但造反派学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的种种惨烈情景足以让将军们胆颤心惊。因此当自己的儿子也被捕入狱时，将军们虽很愤恨，但也无可奈何。
为了防止反抗情绪和反抗行为在北京中学干部子弟中蔓延，“中央文革”一边公开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一边动员各中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召开各类批判大会，批判“联动”，并将其中的顽固分子扭送公安机关。一时间北京城里“风声鹤唳”，弄得许多干部子弟躲在家中，不敢到学校露面。
第四部第二章
军 训
“中央文革”正式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之后，北京各中学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掀起了批判“联动”的狂潮。高压之下，“联动”虽已不能公开活动，但在干部子弟中敌视“中央文革”，敌视“文化大革命”的情绪越演越烈。中共中央在1967年1月决定对北京各中学实行“军训”。一是为控制北京各中学的局面，二是为防止干部子弟中反文革的思潮与反文革的势力泛滥。
负责军训的军代表进驻八中之后，随即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并宣布将学生按部队编制编组。每班为一个排，每个年级为一个连，全校为一个营。但刚刚经历过1966年大风大浪的学生，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根本没把小小的军代表和军代表所发的通告当回事儿。其他同学也并没把“军训”过于当真。每天到校参加“学习”的人员寥寥无几。只有大型的批判会，涉及到学校里前一阶段具体的“是是非非”，才会吸引较多的同学参加。
干部子弟大多不愿参加军代表和学校里造反派学生所组织的全校性批判大会。这类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最终都会落脚于对运动初期刘邓工作组的批判，对以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组织恶行的揭发，以及对“联动”的声讨。许多干部子弟觉得参加这类批判会是自取其辱。只有以乔勇为首的一批高级干部子弟每次都坚持参加。他们觉得自己行得端，走得正，是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能在各色“牛鬼神蛇”面前示弱，一定要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傲骨。
当然，军代表们也明白，每次开全校性大会，最后几排，身穿将校呢军装的干部子弟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也是一种抗争，一种无言的抗争。这抗争终于在二月初的一次批判会上爆发了。
那是一次批判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纷纷上台，控诉运动初期工作组和干部子弟压制革命，迫害同学和老师的罪行。在场的数百名学生群情激奋，呼喊口号的声音此起彼伏。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
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坐在礼堂最后几排的干部子弟却面无表情，保持着沉默。学校军代表的负责人走到后排，沉着脸问道：
“刚才我注意到全场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时大家都举了手，喊毛主席万岁时，你们都不举手。各位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军代表的质问很刁钻，有一种泰山压顶之势。“……有不同意见，喊毛主席万岁不举手……”，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在场的干部子弟脸色大变。坐在乔身边的刘鲁豫猛然站起身来。他脸色铁青地答道：“有不同意见又怎样？”
所有干部子弟闻言都站了起来。大家同仇敌忾，冷冷地盯着军代表。那冷若冰霜的眼神使军代表不寒而栗，他猛然意识到，站在面前的这些年轻人，父母大约都是军级、兵团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营级干部。如果因刚才挑衅性的语言引发重大事端，自己恐怕吃罪不起。开除党籍、军籍都是小菜一碟。
在场的另外两位军代表和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学生代表发现情况异常，立刻都赶了过来，军代表负责人脸色苍白地挥了挥手。
“没事儿，大家都坐下，继续开会吧。”
一场潜在的风波虽然就这样被敷衍过去了。但这场风波显示，高级干部子弟，特别是军队系统的高级干部子弟对“中央文革”，对文化革命，甚至对伟大领袖的不满已接近了爆发点。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在上海操纵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狄秋，全面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军队各总部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夺权之风越演越烈。各地省部级、兵团级的高级干部被批斗，被隔离审查者比比皆是。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含恨自杀。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陶勇“跳井自杀”。1月22日，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部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军内最高将领对文革的不满终于在1967年2月初爆发了。在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上，徐向前因造反派抄了杨勇，肖华、廖汉生的家勃然大怒。他拍案而起，几乎掀翻了整个桌子。叶剑英、陈毅和聂荣臻异口同声地指控，中央文革操纵造反派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揪斗高级将领，是别有用心，是妄图搞乱军队。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李富春、李先念痛陈：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各地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已陷入全面的混乱与停滞。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分别发言，再次指控造反派冲击军队领导机关，揪斗部门负责人，已造成军队指挥系统紊乱。聂荣臻还指责，大量逮捕未成年的干部子弟是“不教而诛”。谭震林怒不可遏地说，许多参加革命三四十年的老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场文化革命确实令人费解。说到激动处，谭震林愤然表示，他这一生有“三不该”。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入党，三不该活到六十岁。他跟毛主席干革命干了四十多年，如今不跟了，不干了。说着谭震林拿起皮包就走。陈毅起身拉住谭震林道：“不能走！咱们还得留在里面斗争呢。”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情况被汇报给毛泽东之后，毛震怒不已。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阻挠毛泽东夺权大计。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但“三老四帅”和他们背后的“国务院负责人”，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谭震林倒也罢了，不愿干，用毛泽东的话说，可以让他走。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都是“国务院负责人”的左膀右臂。特别是陈毅个性倔强，爱憎鲜明，冲天一怒是会不计后果的。当年红军主力北上长征，陈毅奉命留守赣南。国民党大军四面围剿，陈毅身染沉疴，带队负伤被困梅岭。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时，陈毅还在其所留书的“绝命诗”中豪气冲天地表示：“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文革进行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尚未完全夺回军权、政权，还不能逼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和他们背后的“国务院负责人”，“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罢免谭震林之后，毛泽东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之举定性为“二月逆流”，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批判，进行反击，最大限度地削弱这些“刺头儿人物”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
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青海事件的爆发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震撼。上海一月风暴之后，青海造反派闻风而动，冲击省委，占据了《青海日报》大楼。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引发了军区其他将领的不满。副司令赵永夫联合其他将领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兵谏”，拘押刘贤权，血洗《青海日报》大楼，以武力镇压青海造反派，酿成了西宁多起血案。青海事件虽然最后由林彪出面逮捕赵永夫，平息了下去。但青海将领对文革的公然反叛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
安抚军内将领成为文化革命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毛泽东下令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的“联动”成员。一则这些小孩子对文革的抨击远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二则“父子连心”，无条件地释放这些孩子，有助于缓解军内将领对文化革命的抵触。
1967年4月22日，被捕的“联动”成员全部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江青代表毛泽东出面，宣布联动成员依然是革命小将，当场无条件释放。
毛泽东直接下令释放，周恩来、江青在人大会堂出面抚慰，大大提高了干部子弟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从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分子”，重新跃升为“无产阶级革命小将”。但经此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许多干部子弟看透了政治斗争的黑暗，从此意兴阑珊，沦落为“浪迹江湖”的文革“逍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