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五章

 

             家

 

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李文媛被释放后，拖着疲惫的身体，硬是从复兴门内八中所在的按院胡同一直步行回到了白堆子。足足五公里，支撑李文媛蹒跚而行的力量就是“回家”的强烈意念。但不想推开家门之后，迎接她的不是家的温暖，母亲的慈爱，而是箱倒柜翻的一片狼藉，母亲和弟弟均无踪影。

 

“难道……？”

 

不祥的预感瞬间击垮了体力早已透支了的李文媛。她眼前一黑就直接倒了下去。

 

再次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李文媛躺在赵大妈家的床上。发现李文媛终于醒了过来，一直守候在床边的赵大妈大大地松了口气。

 

“媛媛，你可算醒过来了。你可真把大妈吓坏了。”

 

望着瘦得不成人形的李文媛，赵大妈心疼得直掉眼泪。李文媛挣扎着坐了起来。

 

“大妈，出什么事儿了？我妈和晓平呢？”

 

李文媛急切地想知道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妈妈和弟弟现在哪里？

 

“媛媛，我慢慢跟你说。……”赵大妈擦去了眼角的泪水，避开了李文媛的询问。“你先喝口热汤，暖暖身子。”

 

李文媛深陷的眼窝，憔悴的面容表明她身体虚弱已极，肯定经受不住进一步的精神刺激… 。解放前，赵家世代盐商，深谙中医养生之道。赵大妈知道此时此刻，需要给李文媛先喝口热汤，“吊住胸中那口热气”，才能徐徐告诉她事情的真相。

 

赵大妈叫特地赶回来帮忙的女儿从门廊下的炉子旁，端来了一碗早已准备好的热汤。那是一碗炖得很烂，香气四溢的肉汤。

 

看着李文媛一口一口慢慢喝完肉汤，吃下了半片馒头。赵大妈那颗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了下来。在女儿的协助下，赵大妈用热毛巾给李文媛擦拭了全身，给她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赵大妈用被子给李文媛在身后做了个“靠垫”，扶她重新躺好，才开始缓缓地讲起了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当年，1966年中，北京西郊甘家口、白堆子、八里庄一带是规划中有待开发的新区。这一带的中学， 诸如甘家口中学、玉渊潭中学、花园村中学都是新成立不久的，只有初中部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年纪偏低，没有什么高级干部子弟。所以学生们敢想敢干的造反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较差。自6月1号“天下大乱”以来，无论是批斗学校里的“走资派”，还是组建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他们都是跟在城里各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身后，亦步亦趋，有样学样地搞运动，步调总比城里各中学慢半拍。

 

当城里各中学以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总理联络员的策动下，冲上街头，开始抄家抓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风暴”席卷整个北京时，甘家口，白堆子一带各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亦不甘人后，在属地派出所的指导下，开始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肆抓捕、批斗隐藏在各居民小区的“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

 

李文媛的母亲和赵大妈，就是根据派出所提供的线索，被花园村中学的红卫兵8月30日上午以“反革命分子家属”和“逃亡地主”的罪名，抓到学校批斗的。

 

李文媛的弟弟李晓平是立新学校初三年级的学生。他中午回家发现家里箱倒柜翻，一片凌乱，母亲已被花园村中学的红卫兵抓走批斗，立刻就怒不可遏地带着两个朋友跑到花园村中学要人。李晓平坚持认为，虽然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但母亲无罪，不应被抓，被批斗。不过在那个混乱的革命年代，人们完全不讲什么道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狗崽子”居然跑到学校里来“闹事”，激怒了花园村中学的红卫兵。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将李晓平等三人作为来学校闹事的“地痞流氓”扣留，关进了拘押小偷流氓的拘留室。李文媛的弟弟虽然跟赵林学武术，身手还算矫捷。但对方人多，一旦发生混战，自己可以脱身，两个朋友就难说了。而且母亲还在人家手里，一旦与对方冲突，花园村中学的红卫兵肯定会对母亲实施报复。所以李文媛的弟弟没有反抗，老老实实地被关进拘留室。

 

不想花园村中学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欺软怕硬”，他们不敢把李晓平和他那两个朋友怎样，却把满腔怒火都撒到了李文媛母亲身上。他们认为是李文媛的母亲唆使儿子来挑衅的。当天下午就把李文媛的母亲从拘押“政治犯”的拘留室里拖出来，一顿暴打与批斗。李文媛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挨了一顿毒打之后，当晚就在拘留室里咽了气………

 

听到母亲惨死，李文媛痛彻心扉，当场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赵大妈和她的小女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李文媛救醒。醒来后李文媛哭倒在赵大妈怀中。

 

赵大妈心中惨然。她抱住李文媛轻声劝道：

 

“媛媛，咱们不哭。你妈最后还有几句话留给你们。……”

 

听说母亲有遗言，李文媛停止了哭泣。赵大妈示意女儿到门外“放哨”。在牛鬼蛇神们生命如草芥的“红色恐怖”中，赵大妈不敢不格外小心。

 

李文媛的母亲林颖秀出生在天津一家富有的买办世家。父亲是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襄理。李颖秀的丈夫李清泉是国民党海军军官。1948年秋，华北局势紧张。林颖秀的父亲，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襄理，携眷随洋行撤退到广州。广州也是李文媛父亲，李清泉父母家的所在地。李清泉的父亲，也就是李文媛的爷爷，时任广州怡和洋行的高管。

 

1949年中，中共大军突破长江天险，第四野战军的兵峰直指广州。怡和洋行高层撤往香港。当时李文媛的姑父在保密局广州站任职，奉命与妻子在广州潜伏，开了一家百货商行为掩护。李文媛刚出生不久，母亲李颖秀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李文媛的父亲李清泉赶回广州照顾妻女，奉命加入保密局潜伏队伍，任海军方面的联络员。

 

1949年10月，广州沦陷，共产党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李文媛的父亲与姑父先后在运动中被捕，被枪决。临刑前，李文媛的姑父给即将临盆的妻子传出遗言。

 

“生儿当名武。”

 

李文媛的姑姑出身名门，当然明白丈夫遗言的深意。孩子出生果然是个男孩，李文媛的姑姑喜极而泣。但不幸的是半年后，李文媛的姑姑也因反革命间谍案被捕，随即被迅速处决。

 

李文媛的母亲带着自己两岁的女儿和襁褓中的男孩逃离广州，辗转来到了北京。经朋友介绍，在香山慈幼院当了一名音乐教师。为了避祸，李文媛的母亲把两个孩子都登记为自己的孩子，并给男孩子起了个期盼平安的名字“李晓平”。

 

李文媛的母亲在国破家亡之际，目睹过惨烈的血雨腥风。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想再抗争，不想再反对什么人，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平平安安地带大两个孩子。只要孩子们将来能有一份平安的人生，体面的生活，李文媛的母亲就觉得对得起孩子们逝去的父母了。

 

没想到，忍辱负重十六年，她不敢告诉孩子们过去的一切。她只想让孩子们忘记仇恨，换取一份平安。不想这一切最后只是一个幻梦。人家并不想放过她们孤儿寡母。………

 

临终前，李文媛的母亲请求赵大妈把儿子真实的身世转告给儿子，并希望儿子记住父母给他留下的名字是“沈武”。

 

李文媛的母亲临终前痛悔自己没能为李家生个儿子，致使李家无后，冤沉海底。她临终恳求沈武，看在十六年养育的情分上，不要忘记舅舅和舅妈是怎么死的………。

 

母亲的遗言使李文媛泣不可仰。姑父，姑母，母亲临终前都把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李文媛痛感“百无一用女儿身”！

 

赵大妈捂住李文媛的嘴，含着眼泪说：

 

“媛媛，咱不能哭。这半夜三更的，哭声传出去，咱们娘俩儿可能就都没命了。”

 

赵大妈并非危言耸听。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牛鬼蛇神”，赵大妈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赵大妈还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转向，国务院负责人已经下达了在北京“封刀止杀”的命令。

 

“大妈，晓平在哪？”

 

逐渐止住哭泣的李文媛追问弟弟的下落。赵大妈有几分欣慰地告诉李文媛。晓平不愧名“武”，不愧是沈家的后人。他在第二天清晨就通过在花园村中学的朋友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大哭一场之后，晓平鼓动在押的所谓“小偷流氓”们起来抗争，发起了一场冲破牢笼的“大暴动”。他们以拉肚子为由，骗看守的红卫兵打开了拘留室的大门。晓平率所有被拘留的孩子们一涌而出，打伤了在场的全部红卫兵后逃走。在晓平所发起的“暴动”中，花园村中学共有十三名红卫兵被打伤，其中六人被送进了医院。“大暴动”把花园村中学的红卫兵吓破了胆。为防止类似李晓平这样胆大包天的“阶级敌人”再来报复，花园村中学的红卫兵当天就释放了包括赵大妈在内学校里所有被拘押的“牛鬼蛇神”。目前白堆子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四处搜捕李晓平等人。

 

赵大妈同时问起了赵林，但李文媛只知道8月31日上午，赵林被八中红卫兵带走。后来的消息，她也不知道。

 

考虑到派出所正在四处搜捕李晓平，李文媛继续住在白堆子已不安全。赵大妈想送李文媛到自己女儿家躲一躲。但在风向不定的运动中，李文媛不愿给赵大妈的女儿添麻烦。第二天她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八里庄的“红星供销社”。孙会计见到李文媛惊喜交集。通过内部消息，孙会计早已得知赵林罹难，李文媛被红卫兵扣留，生死未卜。如今李文媛平安归来，孙会计等人大喜过望。她们安排李文媛先在供销社住下，同时将情况飞报在沧州避祸的周叔。

 

自从国务院负责人9月3日明令在北京“封刀止杀”后，令形形色色“牛鬼蛇神”闻风丧胆的“红色风暴”迅速息止。各中学以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先后停止了在属地派出所指引下对“阶级敌人”的镇压行动。于此同时，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师生“炮打司令部”，冲击中央各级党政机关的行动也使大量干部子弟——国务院方面“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别动队的骨干——从“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瞬间沦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黑帮分子”的“狗崽子”。这对各中学干部子弟，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使他们丧失了“叱咤风云”，领导各中学运动的心理优势。

 

在“红色恐怖”中，被压制得几乎窒息，各中学出身不好的“黄崽子”，“黑崽子”们乘势纷纷起来“造反”，猛批工作组、干部子弟们的“老红卫兵组织”，压制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丧失了心理优势和国务院方面支持，各中学以高级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组织”一时间纷纷“树倒猢狲散”。

 

“红色恐怖风暴”息止，国务院方面“别动队”的土崩瓦解，使北京城里形形色色“牛鬼蛇神”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获得了些许相对的自由。周叔也重新回到了北京。回京后，周叔不久就为李文媛找到了一处安身之所，西城区一位老中医家。

 

这位老中医姓陆，家住西单劈柴胡同一所独门独院的小院中。小院有三进。第一进是陆老先生的诊所。第二进是陆老先生夫妇和保姆的住所。第三进原是陆老先生女儿的闺房。陆老先生的女儿是一位西医，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任职于阜外医院心内科，婚后住夫家，闺房一直空着。

 

陆老先生表面是一位悬壶济世多年的老中医。实际上，陆老先生当年是军统局（后称保密局）上海特区的资深特工。抗战时期在上海潜伏，屡建奇功。1948年底，国民政府大厦将倾，出于绝望，出于对危难中官场依然尔虞我诈的厌倦，已官居上校的陆老先生毅然辞职，退出了政界。

 

依据“大隐隐于市”的古训，在山河易帜的战火硝烟中，陆老先生以避乱为名北上，迁居到北平，成了一名与世无争的“老中医”。从事情报工作多年，陆老先生为人谨慎，处事缜密，多年来与方方面面一直相安无事。

 

周叔是陆老先生诊所的常客。周叔与陆老先生都好读史，喜围棋，两人不仅是棋友，也是常凑在一起纵论古今的挚友。周叔返京，偶然与陆老先生谈及李文媛一家的遭遇。一向处事淡然的陆老先生突然很动感情地表示，愿意收李文媛做他的关门弟子。如李文媛无处栖身，可以搬到他家的小院来住。

 

陆老先生愿收李文媛为徒，使周叔喜出望外。带李文媛到陆家拜师时，陆老先生居然老泪纵横，双手扶起了叩首拜师的李文媛。陆老先生多年来处事低调，为人谨慎。在文化革命的血雨腥风中，破例收李文媛为徒并非完全没有风险。陆老先生一反常态的举止完全是内心的良知使然。作为昔日军统的资深特工，陆老对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毕竟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感情。在风雨飘摇，兵败如山倒之际，陆老为求自保而退隐，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愧疚。如今听说，那些远比自己地位为低的袍泽，在大厦将倾之际慷慨赴难，舍生取义，他们的遗孀和子女却屡遭迫害，流离失所，陆老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年近古稀，此时此刻有义务救助烈士的遗孤。否则将来在九泉之下，自己将无颜面对那些慷慨赴难的后辈与袍泽。

 

入住陆老家，对于李文媛来说，犹如从纷乱的尘世遁入了幽静古刹。“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正可用来形容陆家花木掩映，小径幽深的三进院落。院子最后一进是陆老女儿昔日的闺房所在。三间小房窗明几净，窗外有一个种植着腊梅的长方形花坛，和一株枝叶繁茂的枣树。陆老不仅指点李文媛修习中医入门的典籍，还常与李文媛一同接待求诊的病人，现场教授“望闻问切”的基本功夫。李文媛十分珍惜这学习的机会，时时处处把陆老夫妇当做自己的父母来敬重。对于这样一个知书达礼，聪明灵秀的女孩子，陆老夫妇也十分疼爱。从“失学”到重获“读书机会”，从“家破人亡”到重获“家庭温暖”，李文媛在夜深人静时，感念命运无常，总会泪流满面。

 

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的命运往往是微不足道的。1966年10月底，李文媛在陆老先生家“隐居”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北京和全国的局势就发生了彻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以国务院负责人为首的党内元老派立刻顺势祭出了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血腥旗帜，策动北京各中学数万干部子弟冲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企图用无辜者的鲜血来凸显党外阶级敌人的存在 ，激励全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但毛家军却完全不为所动。毛虽鼓吹“阶级斗争”多年，但毛本人和毛家军的根本目的是要借此“夺权”，夺回旁落的最高权力。

 

大跃进的惨败曾使毛在党内的威信一落千丈。1962年初，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官僚体系的不满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渡部分最高权力，退居二线。由刘少奇来出面收拾残局。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刘少奇率全党逐步走出了经济困局。在这一过程中，刘个人的威望空前高涨，如中天之日。毛泽东熟读经史，深知为王者，一旦“大权旁落”，多会“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被迫退居二线后，毛一直在各种会议上喋喋不休地鼓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鼓噪，一方面是宣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做夺权的舆论准备。毛通过“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虽然扳倒了刘少奇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毛知道，这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胜利。大跃进失败后，党内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为数不少。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表明，要想真正夺回最高领袖“一言九鼎”的地位，毛泽东就必须彻底整肃全国的干部队伍。

 

因此，在中央文革全力煽动北京各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师生“炮打司令部”，冲击中央党政领导机关的同时，毛泽东鼓励北京各高校的造反派师生分兵前往全国各地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这些煽动各地学生起来造反，“炮打司令部”的所谓“革命串联”，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地党政官员的抵制和打压。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百万革命群众，正式向全国发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令。“八一八大会”之后，天津、河北的大批学生涌向北京，要求毛泽东予以接见，要求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学习“炮打司令部”的革命经验。国务院方面见到大势已去，便紧急“收兵”，向自己方面的别动队下达了“封刀止杀”的命令。北京城里的“红色恐怖”戛然而止。9月5日，根据中央文革与毛本人提出的要求，国务院正式发文，允许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免费乘车到北京、到各地进行革命的大串联，并要求各地党政机关为串联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食宿。指示下达，全国掀起了一个“革命大串联”的风潮。

 

从1966年8月到11月底，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一千二百万串联的大中学生。北京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也倾巢而出，奔赴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当然对于绝大部分学生，特别那些父母已经遭受到“炮打司令部”风潮冲击的干部子弟而言，串联的主要的目是借机到全国各地游山玩水。不过“大串联”所形成的滚滚洪流毕竟还是把伟大领袖“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带到了全国各地，各地党政机关先后被冲垮。一场浩劫的大幕彻底拉开。

 

 

第三部第六章

 

          小 混 蛋  

 

文化革命的风暴从党外转向党内，转向各级党政机关，体制内的大小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身处社会底层，常年被体制内大小官员所管控的各类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都获得了暂时的相对自由。

 

北京各中学，文革风暴初起时因家庭出身问题被称之为“黄崽子”、“黑崽子”，而备受打压与歧视的学生老师们，纷纷效仿高等院校师生挺起胸膛“造反”，成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战斗队”，对运动初期刘邓工作组和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展开了大批判。

 

11月初，林佳玉和王晓燕回京后，穆秉义邀请林佳玉到学校一聚。对林佳玉而言，学校虽然一度是他的“伤心之地”，但他毕竟还是八中的学生。按照当年的社会体制，运动结束，每个学生的毕业分配，每个学生的未来，还是要经由学校来决定。据穆秉义介绍，如今当权的老红卫兵组织已经瓦解，学校内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希望林佳玉来学校一聚，共同商讨未来。

 

林佳玉按约定时间来到学校。学校里果然很冷清，许多同学不是还在外地“串联”，尚未返京；就是躲在家里享受这难得的，不用上课的自由时光。学校西小院两个多月前还是人声鼎沸的红卫兵总部，如今人去楼空。穆秉义和高二三班的刘仲谋等人发起，由当年的“黑崽子”，“黄崽子”们所组建的“鹰击长空战斗队”，办公室就设在了西小院的东厢房，原来红卫兵总部后勤组所在地。

 

东厢房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被穆秉义等人收拾得很干净。除沿窗摆放的几张办公桌外，屋子中央还有一个用两张大桌拼成的会议桌；北墙边摆放着两个书柜。屋子里很有几分办公室的气派。等候林佳玉的是穆秉义和刘仲谋。根据他们的介绍，“鹰击长空战斗队”成立于三周前，目前共有成员29人。战斗队成员中，大多都是各班过去的“学习尖子”，也就是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和红卫兵们重点批判打击的“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据穆秉义介绍，大家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是准备依据《红旗》十三期社论的精神，发动全校同学，批判运动初期，工作组和干部子弟，也就是那些“老红卫兵”，压制革命，迫害同学、老师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近三个星期以来，通过走访老师，同学，“鹰击长空战斗队”已经收集到运动初期，工作组和干部子弟狼狈为奸，压制革命，迫害老师、同学的大量罪证。

 

刘仲谋从书柜中抱出五大包资料，向林佳玉详细介绍到，在运动前三个月，全校同学中有近一百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初一四班的程丽，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就因为公开顶嘴，不服从工作组与干部子弟的打压，而被定为“对抗文化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近两个月的凌辱和虐待使她精神失常，至今仍在家调养。政治教研组的高学明老师因两年前，在课堂上口误，把“国民党反动派”，说成是“共产党反动派”，而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多次毒打和虐待后自杀身亡。生物教研室的老师林靓颖因为人长得漂亮，喜欢梳妆打扮，就被定性为“生活作风糜烂的资产阶级分子”，屡遭批判和毒打，整个背部肌肤溃烂，至今还卧床不起。八月中下旬，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中，李晓鲁领导的“保卫组”，与属地派出所配合，先后抓捕校外“阶级敌人”和“小偷流氓”近三百人，殴打致死十三人。

 

刘仲谋还告诉林佳玉，8月22日，八中红卫兵，在西四派出所配合下，以抓捕有“藏枪嫌疑的阶级敌人”为名，从西四三条胡同抓回一对儿母女。保卫组严刑逼供，“无中生有”地要母女二人交出所谓“隐藏的枪支弹药”。无辜受刑的女孩是女三中高一的学生，曾与穆秉义，古昆曲同为市少年宫天文组的成员。穆秉义和古昆曲出于同情，企图营救该女孩。虽然阴错阳差，二人营救未果，但女孩却离奇地“失踪”了。校红卫兵总部经调查发现，种种“蛛丝马迹”均指向古昆曲与穆秉义。古昆曲与穆秉义与“女孩的失踪”有直接关系，是隐藏在学校里的“阶级敌人”。在抓捕二人时，穆秉义事先得到同学警示，及时隐匿到亲戚家，躲过了一劫。而古昆曲却不幸被捕，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六中劳改所”而惨遭毒手。…………

 

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一桩桩血淋淋的案例听得林佳玉震惊不已。刘仲谋说，正是因为林佳玉也亲身遭受过干部子弟的虐待与迫害，所以“鹰击长空战斗队”的成员们都真诚地希望林佳玉能加入他们的队伍。

 

刘仲谋指出，他们组建“鹰击长空战斗队”不仅是要揭露运动初期刘邓工作组和干部子弟迫害老师和同学的残暴行径，更重要的是，要揭露那些干部子弟打着革命旗号背后的阴暗心理和龌龊心灵。刘仲谋说，平心而论，学校红卫兵总部那些最高级的干部子弟大多还能把握人性的分寸，没有做过什么过于歹毒的行径。这些人自恃出身“高贵”，父母已处于社会顶层，自身的“革命性”无可质疑。他们对个人的未来信心满满，无需在运动中刻意表现自己。相反，很多中下层的干部子弟，由于父母官阶低，革命资历尚浅。为了凸显自身“革命性的坚定”，也是为了自己个人未来的“前途与出路”，他们处处积极表现自己，对所谓“阶级敌人”，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格外心狠手辣。我们要揭露的不仅是他们行为的残暴，更重要的是要揭露他们灵魂的龌龊，把他们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刘仲谋的慷慨陈词，刘仲谋穷追到底的战斗决心使林佳玉默然无语。沉思片刻之后，林佳玉字斟句酌地表示：“鹰击长空战斗队”同学们的调查走访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彻底揭露昔日的黑暗才能迎来明天的光明。

 

但对于那些运动中做了恶，甚至手上沾染了无辜者鲜血的干部子弟，林佳玉表示，他与刘仲谋的看法有所不同。首先他不赞成“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批判与斗争。“冤冤相报”会使斗争永无休止。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干部子弟毕竟和我们一样还都是些未成年人。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说，扭曲他们人性的，固然有他们心灵中自私的一面，但多年来阶级斗争，阶级仇恨的教育，多年来宣扬“对待敌人要向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雷锋精神，才是他们人性扭曲，行为暴虐的根本原因。

 

林佳玉认为，我们在揭露丑恶的同时，应该把那些干部子弟看成是“病人”，是受私欲和仇恨教育所感染的“病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宗旨。我们在揭露黑暗与丑陋的同时，应以“原谅与宽容”，唤醒那些干部子弟内心深处的人性与良善。为了说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善良的一面，林佳玉具体讲述了王晓燕母女救助自己的经过。林佳玉还特别提到，在武汉施洋墓前与乔勇等人的偶遇。当时双方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交流，但乔勇等人在施洋墓前列队鞠躬的场景，深深触动了林佳玉。“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土俦”，向往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美好社会，应该是我们和所有干部子弟们的共同追求。

 

林佳玉推心置腹的言语，林佳玉言语之中的浩然之气，林佳玉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深深感染了穆秉义和刘仲谋。虽然大家彼此之间的理念还不尽相同，林佳玉没有参加“鹰击长空战斗队”，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理解与宽容”等理念最终还是影响了“鹰击长空战斗队”的大部分成员。这些理念在学校的传播最终也使八中造反派学生与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之间多了几分理解，少了几分戾气与对抗。

 

当然，认同这些理念的也仅限于部分有一定人文素养，思想意识比较成熟的青年学生。毕竟，运动初期血统论的泛滥，“红八月”的血腥与暴力，给无数年轻人心灵与肉体上所造成的伤害过于惨烈了。

 

李文媛的弟弟李晓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从“花园村中学暴动”之后，李晓平名声大噪，成为白堆子，甚至整个西郊，“社会底层孩子们”心中的偶像。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也就是派出所民警，干部子弟眼中“不务正业”的“小偷流氓” 和拒绝上山下乡，离开北京的“社会闲散人员”。对于这些被欺压被侮辱的小人物，花园村中学暴动，李晓平领导的“揭竿而起”，就是黑暗中最激励人心的火花。“花园村中学暴动”打伤了多名红卫兵，是带有“阶级报复性质”的政治事件。李晓平已成为公安局方面所要缉拿的“罪犯”。身为各色小兄弟们拥戴的“领袖人物”，李晓平虽然有家不能回，但也不愁没有安身之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兄弟”们，谋生手段五花八门，值此天下大乱之际，合力供养一位“大哥”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炮打司令部”成为运动主流后，国务院方面撤回了对北京市各中学干部子弟的幕后支持，当年威名赫赫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作鸟兽散。各校以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组织亦纷纷瓦解。与此同时，高校造反派师生“炮打司令部”，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使大量“革命老干部”一夜之间就变为了“反党、反人民的黑帮分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子女自然也就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沦落成了“反革命黑崽子”。心理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打击，使许多原来意气风发的干部子弟情绪消沉，精神颓废。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拍婆子”，“吃佛爷”，在街头打架斗殴，沦落成了另类社会混混。

 

“拍婆子”，是干部子弟当年在精神颓废，革命意志消沉后的时髦之举。他们成群结伙在街头闲逛，发现姿色出众的女孩子，就会厚着脸皮追上去拍对方的肩膀，要求和对方做朋友。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干部子弟们所“相中”的“女性”大多也是干部子女。相对于平民子弟而言，干部子女家境富裕，更注重穿着打扮，更富有女性韵味，更容易吸引异性的关注。因双方都是精神空虚，荷尔蒙无处发泄的年轻人，大家往往会一拍即合，成为朋友，甚至成为“性伴侣”。“拍婆子”当时在北京是风靡一时。

 

“吃佛爷”则是当年干部子弟落魄后的另一种“时尚”。红八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根据属地派出所提供的信息，各中学的干部子弟都曾大量抓捕过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小偷流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共同贫穷”的无产阶级社会。一般人，特别是未成年的学生，口袋里能有三五毛钱就算很有钱的人了。连高级干部子弟的口袋中也很少会有三五块钱之多。但给干部子弟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被抓来的小偷们身上却常有几十甚至上百元现款，数额远超过一个工人，甚至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是首都。火车站里，公交车上，出差的干部，工厂采购人员，赴京求医问药的人熙熙攘攘。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里，他们就是各色小偷们的最佳猎物。“技术精湛”的小偷被北京本地人称为“佛爷”，专门靠“拂拭”他人口袋为生的“爷们”。

 

   父母被打倒之后，许多干部子弟生活拮据，只能靠父母单位所发放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度日。生活窘迫，使他们想起了那些曾被他们所抓捕过的，手头常有大把钞票的“佛爷们”。那些“佛爷”当年被抓进学校，被打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跪地求饶的场景，使得不少干部子弟觉得他们好欺负。而“佛爷们”从心理上也颇畏惧那些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芥的干部子弟们。所以当干部子弟三五成群的找上门来，亮出书包的菜刀和三棱刮刀，“佛爷们”大多不敢不给钱。即便手头一时没那么多钱，“佛爷”们大多也会表示立刻去偷，然后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交钱。这些“佛爷”们很清楚，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被打成“”黑帮”之后，北京市政府系统就乱了套。公安局也不例外。现在对于非政治性的街头治安事件，只要没闹出人命，警方根本不会过问。所以，这些干部子弟们三句话不合，掏出菜刀砍人，或拿三棱刮刀在“佛爷们”身上捅几个血窟窿，根本没人管。低头服软，“消财免灾”，是“佛爷们”的唯一出路。但这些干部子弟多在部队和机关大院长大，从小受“革命熏陶”，根本没有往日黑社会中那种“盗亦有道”的观念。他们收了钱，却不知应给对方提供相应的“保护”。反而“食髓知味”，“柿子专捡软的捏”，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诈勒索，需索无度。

 

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敲诈勒索，许多“佛爷”跑来向“小混蛋”哭诉求助。如今在西城一带大名鼎鼎的“小混蛋”就是当年在学校里循规蹈矩的李晓平。“花园村中学暴动”后，有一定组织能力，行侠仗义的李晓平成为了西城区，白堆子一带“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穷孩子们拥戴的“大哥”。“花园村中学暴动”，属于带有“阶级报复”性质的政治案件，李晓平已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对象。为安全计，李晓平不宜频频以真名示人，于是便打出了“小混蛋”的旗号。李晓平表示，既然干部子弟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混蛋”。

 

连续多位“佛爷”的哭诉与求助，激起了“小混蛋”的义愤。他决定带领兄弟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些虽已落魄，依然十分跋扈的干部子弟。“小混蛋”指令那些被多次敲诈的“小佛爷”们故意装怂，答应干部子弟的一切要求。在指定交款的时间地点，小混蛋亲率大队人马将前来取款的干部子弟一顿胖揍。干部子弟被打得鬼哭狼嚎，不得不跪地求饶。几次下来，“小混蛋”名声大噪。西城一带干部子弟们“吃佛爷”的嚣张气焰消退了不少。

 

“小混蛋”敢为受欺负的“”佛爷”们出头，不少社会底层的孩子们纷纷投奔“小混蛋”。有些人提出在“红八月”里，自己的亲人惨死在老红卫兵的皮带，木枪下，希望小混蛋能出头为他们的亲人报仇雪恨，讨回公道。当然在北京街头杀人，特别是带有“阶级报复”色彩的杀人，风险极高，与街头斗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反复商议，“小混蛋”身边的“狗头军师”们设计出一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把报复杀人伪装成“争风吃醋的街头斗殴”。

 

首先，当然是要从自己人圈子内物色几位容貌出众的姑娘。让她们换上干部子弟的习惯装束。时值初冬，将校呢军装，呢制军大衣，小蛮靴等必不可少。而筹备这些“装备”，对“小混蛋”的手下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经过简单的培训，这些姑娘便风情万种地出现在预定目标经常出入的场所。一旦预定目标上钩，姑娘就会盛情邀对方逛街，到莫斯科餐厅吃西餐。酒足饭饱之后，再进一步邀请对方到紫竹院公园散心。其中的意味对方自然心知肚明。紫竹院公园位于西郊，是新建的风景园区，游人相对比较稀少，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在紫竹院里两人卿卿我我，打情骂俏。待对方目迷五色，动手动脚欲行不轨之时，女方便假装害羞，半推半就地引对方到人迹罕至的后山。被挑逗得欲火中烧的男孩子此时一般不会起疑心，也迫切希望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尽畅所欲”。两人相拥到达预定地点后，事先埋伏好的打手一涌而出，手执棍棒，两三分钟就能把对方送进阎王殿。“不留活口”，也是为了保障“钓鱼”女孩子未来的人身安全。

 

紫竹院公园后山，动物园北侧郊野，京密引水渠河畔连续发生命案引起了公安局方面的高度重视。但北京市公安局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大量技术干部，各层级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多被批判斗争，被隔离审查。公安系统人心涣散，已经没有能力对这类治安性案件进行专业侦察。但从现场痕迹，死者身份，社会上的种种流言，以及一些相关事件来分析，“小混蛋”集团报复性作案的嫌疑最大。但在1966年底那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北京市公安局没有足够的人手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小混蛋”的踪迹，更无从发现“小混蛋”集团作案的证据。这些案件最后终于成为文革中无解的悬案。

 

而“小混蛋”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却在社会底层孩子们的心目中，成为了行侠仗义的大英雄，干部子弟的“克星”。

 

“小混蛋”团伙的崛起当然逃不过周叔的耳目。深入了解之后，周叔得知“小混蛋”就是李文媛失去联系的弟弟。周叔派人与“小混蛋”协商，想安排姐弟俩见个面。“小混蛋”感谢周叔对姐姐的帮助与安排，同意与姐姐见面。但他认为自己身负重案，不宜到陆老先生家拜会姐姐。那样会给陆老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周叔认同“小混蛋”的谨慎，便安排姐弟二人在东四关叔家里见了面。

 

劫后重逢，李文媛和弟弟不胜唏嘘。李文媛向弟弟转述了母亲的遗言。“小混蛋”痛哭失声。他双膝下跪，面向白堆子方向磕头遥拜，发誓一定要报答母亲十六年的养育之恩。临别之际，“小混蛋”给姐姐留下了联系电话与联系地址。那是“小混蛋”最信任的一个小兄弟。那小兄弟的父母在西直门内马相胡同开了一家小卖部，柜台上有一部公用电话。此外“小混蛋”还给姐姐留了六百块钱，作为日常零花钱。李文媛本不想要弟弟的钱。周叔定时会给李文媛送生活费。但“小混蛋”坚持要姐姐把钱留下。他说，目前北京局势混乱，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有笔钱留在身边可以应付万一。

 

“小混蛋”与姐姐会面之前，他身边的亲信就都知道，他们的“大哥”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据传，大姐是学中医的学生。这些亲信为此特地搜罗了一些鹿茸、虎骨、人参等名贵药材，想作为礼物孝敬大姐。当然，“小混蛋”知道姐姐学中医不过是刚入门，根本用不着这些药材。其实这些药材送给陆老先生最合适，正好可以用来表示对陆老先生收留姐姐的感谢。但“小混蛋”也明白这批药材名贵，直接送，或托姐姐转送，都不合适。不仅有被当面拒绝的危险，而且还会牵涉到药材的来源问题，以及与“小混蛋”团伙的关系。

 

最后，还是“小混蛋”的一位“军师”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请“小混蛋”选派一名长相憨厚的小兄弟，以求医为名直接到陆家诊所。那位小兄弟进门后，跪下就恭恭敬敬给陆老先生磕了三个头。磕完头，那小兄弟一言不发，放下手中的礼盒便转身离去。陆老先生诧异地打开礼盒，发现这是一批极为名贵的药材。对方奇特的举止使陆老先生猜到，对方一定是受李家亲属或朋友所托，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表达对他收留李文媛的感谢。陪同陆老先生接诊的李文媛也是一脸茫然并不认识来者。陆老先生知道，在这非常时期，来人或者说他背后的送礼人肯定也是“不能见光”的“时代罪人”。为不牵连陆老先生，所以一言不发，磕完头就走。来人既已离去，礼物无法退还。陆老先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先收下这份以特殊方式表达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