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别扭的人，一个自己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我一边四处说着我不喜欢门罗，说她的小说千遍一律一个感觉，说她找不出一篇代表作……一边把她的所有作品全读了一遍，不仅如此，我还买全了她所有的纸质书、收集了中、英文的电子书，而且，更夸张的是，我还下载了好些本研究她的专著，因为我曾一度雄心勃勃想要研究她的作品，从她的每一部作品里挑一篇她最失败的来加以分析……

2019年夏天，我还曾去门罗的故乡打卡过。下图是小镇Wingham，她笔下很多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座小镇上。

我这到底是喜欢她还是讨厌她？

不可否认的是，她的作品很耐读，首先，她的时空挪移大法不得不让人集中注意力，理清故事的脉络。其次，在我眼里，她的作品轻盈朦胧但总是面目模糊，还颇为怪异，出轨、偷情、自杀、死亡无处不在，可又从不是重点。我总是把握不住门罗想表达什么，我想从中寻找微言大义而一无所获，所以，也许越是不懂越是吸引着我往下读，在慢慢咀嚼中体会、追寻那似有若无的一点点领悟。

我总觉得她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熟人朋友，不管是发生在安省小镇上的故事还是发生在温哥华的故事，不管是小镇上成长中的少女，还是出轨的中年家庭主妇或是住在养老院里的老妪，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在小说《冬日寒风》（Winter Wind）中她曾宕开一笔，跳出故事之外，坦承：

走笔至此，我不由陷入沉思：人们怎样才能获得真相呢？我怎样才能知道我声称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实？此前，我曾经利用了这些人，虽不是所有人，但也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为了达到预期，我不择手段地修饰了他们，调整了他们，重新塑造了他们。我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们了，而是尽量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但我仍然会停下手中的笔，犹豫不决，我感到内疚。

读她的作品，总让我有种惊异，这是加拿大吗？是我生活其中的加拿大吗？她的加拿大和我的加拿大好像是两个平行宇宙，我与她笔下的加拿大、加拿大人完全没有交集，物是人非，徒留一个相同的空间，我对她的作品没有共情。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我不太喜欢门罗是因为当时我正痴迷于另一位女作家Lucia Berlin，她的作品就干净直接多了，直指人心，经常打动我。

为了写这篇文章，为了做一顿门罗笔下的菜，我又把她的书全翻了出来。无比惊异的是差不多完全没有印象了，才不过三年。可悲啊，原来我天天怀着满腔热情所做的事，在我脑海中根本没有留存下来，这大概就是衰老的呈现，显见得我做的一切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次重温旧书，翻阅我当时的笔记，才寻回一点点记忆，我比较喜欢的几本有《爱的进程》、《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印象深刻的几篇有《游离基》、《去海滨》、《发作》、《熊从那边来》、《橘子和苹果》。而且，我发现，这些喜欢也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她那种若有若无的叙述正好契合了我当时的心情，而现在重温，我的感觉又有了变化，反倒很是读得进了，看来我们阅读其实是通过作品来阅读我们自己。真希望能抽出时间再重新再读一遍。

要说找出一道门罗书里菜并学着做，既容易也不容易。门罗没有书信、日记之类的作品问世，只有一部Robert Thacker写的传记《艾丽丝·门罗：书写自己的生活》，其中对于她的日常生活并未涉及，但是，毕竟，她写的就是家庭生活，小镇女性，小说中关于吃饭做饭的情节很常见。如果说海明威是一道流动的盛宴，那门罗就是简单的家庭便餐。

1994年，《巴黎评论》去她家采访时，看到的是“餐厅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书；一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打字机。”门罗还为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边吃边聊。门罗直言不讳，说她就是家庭主妇，在做家务、照顾孩子之余抽空写作。身为一位作家，她也为没能写出长篇小说而感到遗憾，而原因之一是，她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她只能在抽空写作。

比如说，在算得上一部自传作品的《城堡岩的风景》中，她回忆起每天早上为父亲打包午餐的情景，那是家常便饭：

There on a shelf above the tub among the tools and rubber hose and fuses and spare windowpanes was his lunch bucket, which I packed every day when I got home from school. I filled the thermos with strong black tea and put in a bran muffin with butter and jam and a piece of pie if we had any and three thick sandwiches of fried meat and ketchup. The meat was cottage roll ends or baloney, the cheapest meat you could buy.

Cottage roll在门罗眼中是最便宜的肉吗？我时不时也买来炖着吃、烤着吃，很咸，但没有试过用来做三明治，下回试一下。

再比如《家具》中：

“我和母亲会提前几天为这样的聚会做准备。我们烫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样厚，刷洗好的餐具（它们一直在橱柜里接灰），擦饭厅的椅子腿儿，做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还要有主菜火鸡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饭桌上的谈话大多和食物有关，夸奖它们有多美味，让他们一定要多吃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发慈悲多吃些，姑妈们说只能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撑爆炸了。……然后还要上甜品。

母亲会费很多心思准备食物，还会担心结果令人不满——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 鸡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鸡肉沙拉，还有米饭和切小块的甜辣椒。”

还有《留存的记忆》中：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在她的小说里时常能见到这些吃食文字，由于主人公们都是家庭中的人物，他们很少外出用餐，所以没有什么大的菜式。不过，这一回我不想做甜点，我要做一道真正的菜品。看这一段：

             斯泰拉走进厨房，端出烤盘，用蒜瓣和新鲜鼠尾草叶擦着烤猪肉。

“你知道，女人身上会发出一种气息，”大卫站在起居室门口说，“一旦知道你再也不想要她们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来。一种陈腐的气息。”

            斯泰拉拍打着猪肉。

哇，我喜欢这种对话。我要做这道菜。

门罗的作品以女性为主，她早期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总是那种安静且颇为高贵的人物，是叙述者的父亲形象，也许是门罗的父亲形象，他们总想追求个人自由——虽然这些故事中的典型男性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和小城镇环境——而这种个人自由，是被繁重家务和狭隘经验所束缚的母亲形象无法追求的。但是《苔藓》中的这个叫大卫的男人，是一个新的男性形象。

他带着准备抛弃的女友凯瑟琳来看望妻子斯黛拉，他与妻子已分居八年，妻子现在常年住在休伦湖畔她家的避暑小屋里。大卫和斯黛拉一直是朋友，每年夏天岳父生日的时候，大卫都会来这附近的养老院里看望岳父。大卫染发，他追求越来越年轻的女人。他虽然带了这个女朋友来，但实际上已经厌倦了，他向斯泰拉抱怨凯瑟琳身上发出的陈腐气味，他给妻子看未来新女友的照片，炫耀新女友已经在等他了，他坚持认为，他带来的那个女朋友肯定能感觉到这种情况……

这一切，都是在做饭、吃饭中发生的。斯泰拉做的烤猪肉（roast pork）。

                “真好吃啊，那烤肉。你用了大蒜吗？”

                “大蒜、鼠尾草和迷迭香。”

               “真好吃。”

这道菜并没有什么稀奇，我常烤猪肉，但总是用一堆买来的seanoning粉，没有只用rosemary, thyme, parsley这些香草的，今天来试试。

配方：

pork loin 500 克； rosemary, thyme, parsley 适量； 大蒜瓣四颗； 盐、黑胡椒适量

做法：先加入盐、黑胡椒粉，用香草揉搓猪肉，然后腌制三到四小时。

烤箱420度烤一个小时，中等熟；若喜欢吃熟透的，也许还需要再烤一到两小时。烤的过程中，香气四溢，吃的时候，儿子反应不错。

菜吃了，但是关于门罗，我还有话想说。她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说的一段话，特别于我心有戚戚焉。

写作不仅需要你有个故事，也不仅仅是技能或是技巧，还需要有一种激情和信念，没有它，我无法写下去。

上了年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兴致有可能被耗尽了，你无法预见这一点。它甚至在一些曾经对生活充满兴致和责任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你在旅行的时候，可以从许多人的脸上看到这一点——比如，餐馆里的中年人，或者像我这样在中年的尾巴上、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你能看到这一点，或是像只蜗牛一样感觉到它，那种眼神里的讪笑。那种感觉就是，某种程度上，人对事情做出反应的能力被关闭了。我现在觉得这是可能的。……我现在更加意识到，所有东西都会有失去的可能，包括以前填满你生活的那些东西。或许，应该坚持下去，做些什么来避免它发生。某些原因导致一篇故事失败——我说的不是这个。故事会失败，但你对于写这个故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会失败。失去这种激情和信念可能才是危险所在。这可能是一头野兽，藏身于老年人心理的最深处——你对于值得做的事情也失去了感觉。

这正是我这个正在老去的人所害怕的，害怕老得失去了激情与信念，老得眼神里没有了光芒。我看到许多老人们积极地锻炼身体，他们很健康，也长寿，每天一日三餐，精致地讲究健康饮食，其余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和收集健身养身知识，但是他们只为了活着而活着，我感觉他们已经把精神生活的大门关上了。太可怕了，我不想变成这样。

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发生在1994年，那年她63岁。82岁那年，她对加拿大National Post的记者马克·梅德利说：“When you're my age, you don't wish to be alone as much as a writer has to be. It's like, at the wrong end of life, sort of becoming very sociable.“在获得诺奖之前，她已宣布了封笔。今年她已92岁了，不知道现在的她是什么状态？不知道我今后会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