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廿七章中华会馆中文学校成人班

（上）

         我跟南澳中华会馆的中文学校发生关系，是在一九八五年底，因为 虽然在这之前中华会馆也已经有了中文学校，但没有成人班，或许谁也不 想或没人想到要办成人班，于是我也就从来没跟那所学校有什么来往。

         当然，我对那所学校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跟所有有中国人聚居的城市一样，阿德莱德的华人也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不少家长还希望子女们不要因生活在英语国家而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于是在十多年前就开 始，借了一所小学的课堂，请了几位老师，每周六下午二点到四点在那儿 教小孩用汉语说话、识字，课后常设唱歌、舞蹈课。后来，有人要学中国 画，也开设了一个国画班。学生人数时多时少，多时可达上百名学生。中文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华会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每年随着中华会馆主 席、副主席、秘书和其他委员的改选而改选一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一位不认识的女士打来的电话，她自我介绍姓钟，是医生，新当选为中华会馆的委员，主管中文学校。她打电话给我的目的是因为有不少学生的家长也希望学中文， 她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中文学校主持那个班级。我告诉她，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要求，作为南澳华人社会的一分子，我当然愿意出力。于是约好她来我办公室讨论使用什么课本，因为在我办公室中收集着多种课本，可供选择。 事实上，办中文成人班，就是我跟钟医生认识的开始。在我们相识的三年 之中，我处处感受到钟医生是一位任劳任怨、愿意赔钱贴工夫、热心华人社会公益活动的难得人才。如果没有钟医生的热心肠，说不定那个中文学校至今都没人会想到办个成人班，于是我也不会与中文学校有什么关系， 当然也会失去这篇散文的题材。更可惜的是，我也不会结识这么一位助人 为乐、不计私利的好朋友了。(注 1)

         至今，我教这个成人班已经快整整三年了。中文学校因为我们这一成人班的成功经验，接着又办了两个成人班。所以，目前这所中文学校已有了三个不同年级的成人班。经过三年的共同学习，我们班已经形成了一个友爱、团结的集体。班上的每个成员，不但是我的学生，而且也成了我的朋友。三年中，班级成员常有所改变，但新参加进来的成员马上就会融合进已形成的旧集体中去，所以，每次星期六下午的上课，都是一次愉快的集会，不但下课时师生欢快地交谈，上课时也总是笑声时起。

         记得三年前刚开始上课，我挟着书本跨进放着小学生用的矮小桌椅 的课堂，只见满满一室挤着三十多名学生。有西方人，有东方人; 有头发 花白的老太太，有十多岁的中学生。教室的椅子不够，只能去别的教室搬。 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程度不一、年岁差异、兴趣不同的学生混杂在同一教室中，教师很难采取某一教法及进度使每一位学生都满意。但是看 见那些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职业的学生都捧着课本认真听讲的热情 好学精神，我又产生了一定要教好他们的责任感。

         经过三年的筛选，不少学生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中文学习，例如:  调动工作去了美国、新加坡; 上了大学，功课忙了未能再来上课等等。但 每年也总有几位新学生参加进来，所以，至今那个班上仍有十五、六位学生经常来上课。一个班级成员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现象，是任何一个班都存 在的，尤其是语言班级。因为许多学生开始学习语言时，往往没有预料到学会一门外国语会需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及精力，于是终于因为估计不足而只得半途而废。在我班剩下的十五、六位学生之中，大部分都已坚持了 三年，真是极不容易的事。他们之中，不乏许多有趣人物。

         全班学生中，除了两名澳洲学生之外，其余学生基本上都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其中，医生又占了很大比例，共有五位: 杨大夫、何大 夫、邓大夫、梁大夫和林太太。林太太我之所以不称她为“林大夫”，是因 为她原是牙医，跟她丈夫一样。后来，因为有了两个小孩，就无法再外出 工作了，只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等孩子长大后再说。林太太是这个成人 班的最早成员，也是最认真的学生之一，于是，学生们把她当作班长。每学期开学，总见她忙着收费、为学生翻录录音带、抄录学生名册、制订上 课日程表等等。三年之中，林太太缺课仅一、二次而已。她以前曾经学过一点中文，因此也是班上基础最好的一位。

         其余四位都是自己开业的医生，或者正在医院工作，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大夫”。杨大夫是个小个子，衣着总是整整齐齐的，这可能跟他在英 国念书、工作了二十多年有关。杨大夫没有很好的中文基础，但他学习的认真劲，真可跟中、小学生媲美。课堂里我常可见他的桌子上摊着写满核 桃大的中文字的练习本。问到杨大夫问题，他总堆着满脸尴尬的笑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串词语来，虽然常有语法错误、词序问题，但他也并不在乎是否有人笑话他。杨大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定期参加宗教活动。他跟许多别的虔诚的教徒一样，希望有越多越好的人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也常来邀我，甚至我父母去做礼拜，听牧师传道。我很尊重他的信仰，但我对宗教有我自己的看法，只是为了尊重他的邀请，我和我母亲才去过一、 两次教堂，而我父亲则坚持不去; 杨大夫大约也没因此而生气。

         杨大夫是个善良、和气的好人，这从他对孩子的态度即可看出。杨大夫以前有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都长得眼睛乌黑发亮，皮肤 白嫩光洁，可爱极了。那个女孩也在中华会馆的中文学校儿童班学习。每到课间一刻钟休息，杨大夫就下楼到秋千架、平衡木旁，跟孩子们一起玩得高兴。今年，杨太太又生了个男孩，杨大夫高兴极了，说，平时在家只要有空，就跟三个小孩子玩儿。他那位跟他们的孩子一样白白胖胖、满脸喜乐、说起话来英文、国语和带宁波腔的上海话夹杂而出的太太，煮的北 京烤鸭实在精彩，肥嫩香脆而不腻嘴，真可与正统北京“全聚德”一比高下。 有一次，杨太太告诉我: 杨大夫有了三个小孩还嫌不够，他说要再生两个 呢! 到那时，我想杨大夫不用再带孩子来中华会馆的学校念中文了，因为 他家已够开一个中文班的人数! (注 2)

         何大夫和何太太两人都是成人班的学生，他们夫唱妇随配合得很好。 使我吃惊的是，何太太的兴趣爱好是收藏中国古董。我父亲对古董并不内 行，虽然以前也买过一些，并且见多识广，但总不能算是行家。不过，在南澳州，凭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充充中国古董商的顾问总不在话下，因为 即使像我这么对古董可说一无研究的人，也曾替别人考证过一些文物。这 件事虽跟中文班毫无关系，但写出来也很有趣。

         有一次我去一位澳洲朋友家作客，在他那儿我遇到了一位出生于澳门而不懂中文的葡萄牙人亨利，是一位高级技术官员。他知道我在大学教 中文，就问我能不能帮助他考证两件文物，我一口答应了。原来他有两件 祖传文物，上面有文字。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拿到南澳州立美术馆去 让他们看，他们硬说那是日本字，但亨利说他敢肯定那是汉字。不一会儿， 亨利回家取来了两件物品。一张是照片，因为原件太大，他搬动不便，已摄了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大寿字，字顶上清清楚楚盖着“慈禧皇太后御笔 之宝”的红印，跟北京故宫中挂着的大寿字、大喜字一模一样。另一件是一块一尺半长的木板，外边包着红纸，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善，纸上已有破损和蛀洞，但正面红纸上毛笔写的“吉善长久”四字却完整无缺，看来像一副对联 (或春联) 的一半。木板背面有两三行毛笔小字已残缺不全，但 意思仍能解释: “慈禧皇太后御笔......元旦......赏翻译宋次生......”很明显， 那也是慈禧写的字，而且是那年元旦赐给官员作为奖励的。只是“宋次生” 是谁? 也不知它们如何会传到葡人亨利一家手中。正在我大惑不解念念有 词时，亨利要我把最后三字“宋次生”再念一遍。他说: 这是他祖父的中文 名字。原来他祖父本世纪初在清朝宫廷中任过葡文翻译。于是，这两件文物的内容及来历就真相大白了。亨利请我将词句的意思用英文写下，满意 地同原物一同珍藏了起来。 （注3）

         何太太知道我父母要来南澳，就预约我们去她常买古董的一家古董店看古董，又请我们去他们家看收藏。两处的收藏品都很有趣，虽然用中国的标准来看，有些我们只能称之为是“旧货”而已。因为几十或上百年前， 中国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用这类东西，以前我上海、杭州老家比这类“文物” 精致百倍的物件也比比皆是，有些还只是我小时候的玩物而已。但是，正 因为有“时间”、“自然”、“人为”三个破坏者，所以这类“旧货”现在也已升 级成了“文物”，身价百倍，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现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