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廿六章

我的中文学生

（上）

          我在南澳居住的时间，同我在阿德莱德大学教书的时间是等同的。 在这近六年时间里，我们大学招收过六批一年级新生，这六批学生我都教 过。

          记得第一年我刚到大学，我系一年级新生只有五十名左右。虽然据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得多，但是比起最近两年我系的中文新生，那已经要少得多了。去年，我们有七十多名一年级新生，而今年，我们则有近 一百名新生呢! 所以这样算来，我在六年之中，在阿德莱德大学已经接触过三、四百名中文学生了。这个数字，如果跟日本、美国或欧洲某些国家的大学中的中文学生相比，可能是少得可怜，但是，如果考虑到南澳地处南半球大陆的尽头，与中国相隔万里，而仍然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及语言感兴趣，那么，这一数字也很可观了。

          在这三、四百名学生之中，有一半左右是华裔，其中大多数来自马来西亚，也有一些来自越南、柬埔寨或新加坡。在这一部分学生之中，有 不少学生已经学过中文，但他们想在西方世界继续巩固自己的母语，因此 而选择中文课; 当然，有的学生也有其他原因。至于不懂中文的那部分学 生，有的是因为从小接受英语教育，除了一点方言之外既不会看，又不会写中文，也不会说普通话，于是，只能从头学起; 也有一些来自越、柬两国的青年学生，由于战乱，没有机会学习中文。他们之中实际上有不少人 什么学校都没有进过，但他们受了父母影响，觉得作为华人后代，必须学会祖先的语言文字。有的甚至跟我说: 就是因为战后政府不许华人开办华校、教授华文，所以才全家逃离越、柬，到澳洲定居来的。这种为了语言而宁愿忍受背井离乡的痛苦的精神，倒着实使我当中文老师的听了很为感 动。可惜的是，我们系的中文课是为澳大利亚人设计的，对他们并不太合适。(注 1)

          近六年之中，在我们系学过中文的澳大利亚学生里，倒有不少有趣 的人物。有的学生不但在校期间，而且毕业之后，都与我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我在南澳期间很多愉快的生活片 断都是跟他们分不开的。

          六年之中，我刚到大学时教过的一个一年级班，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班，因为那个班中许多学生我到现在还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 如前几章中提到过的菲利浦、格兰、又更都是那个班的学生，我还参加过 格兰和又更的婚礼。

          我跟菲利浦的认识，是由于我请他帮忙将从夏威夷运来的大批书籍搬回家去。后来，他就邀我、又更和那时在工程系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小施， 同去本州东北部的一个国家公园看袋熊。菲利浦是学农业和环境保护的， 他特别喜欢动、植物。有一时期，他独自一人住在那个国家公园中研究一 种叫 Wombat 的成天钻在地里的动物，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注 2)他给我看过几张与 Wombat 合摄的照片，我这才知道原来它们是一种像猪一样头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全身光光的，看起来又结实、又沉重的动物。他 还告诉我们，那个国家公园里有成千上万只袋鼠，什么时候去都一定可以 看到几只，因为那时我告诉过他，我来澳洲几个月了，还没看见过袋鼠呢!

          结果，那天去找 Wombat 和袋鼠的活动并不顺利。我们在只长矮小灌木的红沙土地上开车兜了一个多小时，除了看到两只驼鸟伸开长腿在我们面前匆匆闪过之外，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大动物。袋鼠倒有一只，但我只见到它藏在矮树后的两只长耳朵，听到我们的车声，连长耳朵也一下子消失了。我们也看到一只 Wombat，但在一百米以外一棵树下，等菲利浦停下车，它已经钻进地底去了，我们只能在地面上参观它的窝巢。这时，我才知道，原来 Wombat 也有“狡兔三窟”的聪明，地下洞穴、通道四通八达， 白天可以安住其中，不用担心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干扰。大动物没找到，倒看到了一条大蜥蜴躺在沙土上，总有尺把来长，身上长着棕褐色的鳞片， 头呈三角形。一开始，我不敢碰它; 但见菲利浦抓它起来拿在手中，它也很迟钝的样子，我就大胆抓着它的尾巴，拍了张照。

          既然找不到袋鼠和 Wombat，我们就再开车走了半小时，来到澳大利亚最大的河 —— 玛蕾河(Murray)的边上。那儿离出海口已不远，应该是河身最宽的地方了，竟然也只有黄浦江一半的宽度还不到。黄浦江在上海附近，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 玛蕾河却是全澳洲最大的河，还比不过黄 浦江，可见澳洲水源之贫乏了。我们去的那段河上有一座水坝，坝上坝下 有不少白羽毛、大黄嘴的鹈鹕(Pelican)。我们在草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 小施那天给我、菲利浦和又更拍的那张逆光照片，我至今挂在书房墙上。

          不久，菲利浦去中国学习，他得到了奖学金，能在中国学习两年。 一年学中文，在北京; 一年学农业，在广州。他在中国的两年中，我两次回国探亲，都在中国见到他。第一次是春节，他从北京来上海与我们一起 过年，以后，我们又一起去了杭州。那年冬天，杭州雨雪特别多。我们在杭州的三天，雪竟然没有停过。我去过杭州几十次，但从未遇到过如此大雪。西湖边的柳枝上都挂满冰雪，成了一条条粗粗的雪柱; 寺院、宝塔一层层大屋檐上的积雪太重、太厚，不时塌落下来; 地上铺了雪白的地毯， 踩上去松喷喷、软绵绵的。可惜连续三天的大雪下得天昏地暗，不然，真可以拍些精彩的雪景呢。

          第二次我去中国，是跟另一位澳洲友人沙蒙一起去的。我们先去广 州找菲利浦，他正在华南农学院念书。我们一起去了从化温泉和肇庆的鼎湖。那时，单独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还不多，从化正有一大批广东省公安 局的干部们在开交通会议。在饭厅吃饭时，他们看见两个外国人，就一起 过来跟我们干杯说:  “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在鼎湖时，有一个晚上，我们三人在湖边一家饭店晚餐，饭后想叫出租汽车回旅馆，但打了电话之后汽车却久久不来。菲利浦和沙蒙等得无聊就买了一瓶“竹叶青”酒空口喝了 起来。饭店服务员见两个外国人在空口喝酒，就拿出一小碟花生，送给他们下酒。我告诉他们二位，这酒很烈，不像澳大利亚葡萄酒，喝一瓶也没事儿。他们不信，就一口气喝完了那瓶酒。酒喝完了，车仍没来，我们决定走回旅馆，反正也不过三、四十分钟的路程。我建议走一条近路，他们却坚持要绕湖的大半周回城去，还说那条路近。我拿出地图来证明我的话， 他们也不信，甚至说要各走各的路，看谁先到旅馆。幸亏这时饭店已要关 门，经理也要回城，我们就跟了他一段路。第二天，他们俩向我道歉，说昨晚大概喝醉了，才跟我无理取闹。我却暗暗庆幸没让他们走那条路，否则不掉进湖里去才怪呢!(注 3)

          我跟格兰的认识也是在跟菲利浦认识差不多的时候，但因为格兰在 菲利浦之后一年才得到奖学金去中国，所以我跟他在澳大利亚接触的机会 更多。格兰的班有十多个同学都很趣味相投，所以常在一起活动，有时活 动就在格兰家中进行。那时，笆波拉、露西、雅仪、丽玲、维专、又更等 等，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关于笆波拉的名字，倒还有一件好玩儿的事: 我通常每年第一学期都按照每个西方学生的姓的发音，给他或她一个中国 姓。一则便于我记忆，二则学中文的学生也乐意有个中国化的姓。于是， 格兰姓谢，又更姓何，菲利浦姓田，而笆波拉的姓则是沙。一次上课时， 跟我一起教这个班的英国人华老师忽然心血来潮，给笆波拉也取了个中国 名字: “沙笆笆”。顿时，全课堂都被这个古怪的姓名逗得轰的一声大笑起 来。然后，这个名字倒很快被大家记住而且传开了，于是那位又高又大的 荷兰姑娘就成了系里人人皆知的“沙笆笆”。

          格兰去北京学习的那年圣诞节，我也正好回国去，于是讲好他到上海我家来过节。那时，中国人不敢留外国人在家住，只好替他在上海找旅 馆。费尽了周折，最后终于帮他在华侨饭店找到了一间单人房。那时收费 四、五十元美金一天，对他这个还在念书的学生来说当然不算便宜; 另外， 他还说房中设备陈旧，马桶堵塞，浴缸漏水，老鼠、蟑螂将他带来的饼干、 糖果吃得精光。祸不单行的是大概因为气候变化或水土不服，他拉起肚子 来了。他怀疑是因为上海食用水不干净，于是不敢再饮水，到我家来也只 敢喝瓶装汽水。我对他说: 其实，我家的食用水都过滤过，再加煮开，不 会有细菌了; 汽水厂的用水倒不知是哪儿来的，也不知消毒可靠不可靠。 但他有很多西方人都有的自信脾气，对我的话半信半疑。好在不久我们一 起去苏州住了三天，他的病才痊愈。

          格兰是读地质专业的，他对石头的爱好简直入了迷，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有他对石头那么爱恋。跟他出去，只要看见一种岩石特殊一点， 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它的年代及特点来。连到我当时的住处，见到壁炉架的大理石上的花纹，也要议论半天，说那是一种虫类的化石，已有多少多少年了。在中国的第二年，他就是在成都学的地质，还去了不少偏僻的处所作野外勘察，他回澳来时放过幻灯片给我看。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于 中国的华人，只能自叹没机会也去那些地方看看呢!

          又更是他们班另一个有趣的学生，他是德国人，十八、九年前来澳洲定居。他的前半生几乎都花在旅游上了。有一次我在班上与学生讨论国家名称，我让又更算算他一共去过多少国家，一算，共去了三、四十个! 但他那时还没去过中国，这大概是他学中文的原因之一。我跟他认识的开始是一次下课后，他留下问我一些语法问题，然后告诉我他是德国人。而我也正巧以前有过不少德国笔友，于是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又更有一时 期住在阿德莱德南边靠海的一幢房里，他邀我去一起在海边散过几次步。 后来，他又邀我去另一靠海不远的住处，说要教我游泳，可惜等他学完三 年中文课程，我这笨学生游泳尚未学会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