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卅三章

阿德莱德的治安

（下）

          （接上文）我的房子也在城东，因为朋友们都说城东地区较好一点。想不到我 在国外近八年从来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一搬进去第二天就去麻烦警察了。 虽然此事与治安的直接关系不大，说起来倒也颇有趣味。

          我的小屋有个小院，院子用铅皮的矮墙围着，墙外又是一幢较大的 房子，是我的后邻。我搬进新址第二天，正在屋里屋外整理，隔墙院子里 走过一位中年妇女，看见我在院里，就向我打招呼:

          “你好! 是新搬来的吗? 你这房子不错，是买的还是租的?多少钱?”

          我觉得很奇怪:  西方人一般很少询问对方关于金钱的事，尤其是初次见面，怎么那女人一见我面就那么直问不讳呢? 不过既然是邻居，说不定以后天天会隔墙相见，还是大家搞好关系为妙。于是，我回答了她的问 题，也问了她一些问题，知道她原籍墨尔本，与丈夫离了婚，在那幢房子里住了一年多，是租的屋子。我正想结束闲谈，回到我原来在干的事上去， 她忽然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能不能借你的电话用一下?”

          我又有些奇怪: 难道她家里电话都没装? 这似乎有点不可相信。但她问得如此客气，我们又是近邻，难道这样的小事也忍心拒绝? 于是我说:

          “当然不介意。我搬来这里之前你也常来打电话吗?”

          “不，他们......” 她做了一个对我以前屋主不屑一谈的脸色，又继续 说: “公用电话打一个多少钱? 三毛钱吧? 我付你。”

          “不! 不! 不用了!” 邻居要打个电话难道我还要收钱? 我当然拒绝。

          过了一会儿，她兜到我的前门，站在我的客厅门前，一只手里拿了一枝未点燃的香烟，另一只手里拿了一串钥匙。一进门，她就问我: “你有没有火柴? 借我点个火?”

          我说: “我不抽烟，也没有火柴。” 但看她还在东张西望似乎在想证实我房里到底有没有火柴似的。虽然我不太高兴，因为一般有教养的西方 人从来不在没有得到别人同意之前就在别人屋里抽烟，何况我已告诉她:  我不抽烟，然而，既然是邻居嘛，别太苛求别人啦。我说:

          “你一定要抽烟，我就点燃煤气让你点烟吧!”

          说着，我用点火器点着了煤气灶。

          她点了烟，就用起我的电话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好人坏人，再说我在面对面跟她说话时似乎闻到一点酒味，决定要防她一脚，于是装作在厨房整理东西。只听见她在电话里左一个“亲爱的”，右一个“宝贝的” 跟对 方闲聊，根本没有重要事，大概是跟男朋友说话。电话打到一半，她又问 我:

          “能不能倒一杯水给我?”

          我不太高兴，仍从茶壶里倒了一玻璃杯水给她。她喝了一口，对我 说:

          “温水? 有没有冷的?”

          我很不高兴了，冷冷地回答: “没有!” 不再换水给她，只希望她早 早打完电话离开。她倒不再坚持。

          又打了三、四分钟，她总算打完了电话。我松了口气，想: 这下她总可以走了。送她走到门口，她突然站住了问我:

          “我的钱包呢?”

          我说: “你进来时我并没有看见有什么钱包。你一手拿着一支烟，烟 已抽掉了; 另一手拿着一串钥匙，现在钥匙还在你手里。哪儿有钱包?”

          “我记得肯定有钱包，”她坚持，“否则我怎么坐出租汽车来?”

          “你坐不坐出租汽车是你的事，我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你的钱包。你进来是打电话来的，现在电话已打完，请你走吧!”我终于忍不住下起逐 客令来。

          谁知我的逐客令不灵。她说: “没有找到我的钱包，我不走。”

          说着，她回进屋来，在我房间里放着的一个个纸箱里乱翻起来，甚至还想进里屋去看，好像搜查、抄家!

          我真光起火来了，一面关上通里屋的门，一面说: “你再这样胡闹， 我要去叫警察了!” 说着，我拿起电话簿，装作要找警察局电话，想吓唬 她一下。

          不料，她见我拿着电话本，说: “来，我帮你找电话!”

          我知道她是真的醉了，但是除了打电话让警察来将她带走之外，我别无他法。我打电话到警察局简单讲了情况，警察说: 马上就来。

          放下电话，我想: 最好用办法稳住她的情绪，以免她在警察来到之 前大吵大闹，打坏我的物品。我拖出椅子请她坐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她乱聊起来。她一边回答我问题，一边在我桌上的一堆信里乱翻。一封信掉到了地下，她弯下腰去拾，一下子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后脑勺很响地碰 在墙上。我倒吓了一跳，生怕她碰得头破血流，等一会她可诬告我打她。 幸亏没有什么，她自己站了起来。

          不一会儿，我从客厅的落地长窗中看见两名身材高大的警察来了， 连忙去开门让他们进来。他们到了客厅，看见坐着的女人，就“哦”了一声， 显然是认识她的。于是，也不问我详情，径直直到女人旁边，严厉地说:

          “你在这里妨碍了这位先生的生活，如果你不离开，我们就要逮捕你 了。”

          那女人并不动，却也不再提“钱包”的事。警察等了半分钟，见没动 静，就动手扶她起身，搀她出去了。临走，还客气地对我说了声: “对不 起!”其实，那女人在我屋里闹事并不是警察的责任，警察更不是那女人的家属，我不知道他们向我道什么歉。

          最使我窘迫的倒是警察将女人押出时，我的左邻的一位妇女刚开车下班回家，我搬过来住才一天，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位邻居，第一次见面就让她看见警察从我屋里押了个女人出去，她会对我如何想法呢! 我连忙 过去跟她打招呼，讲事情经过。她说:

          “这个女人呀，我知道，经常喝醉酒!”

          原来那个醉鬼还有点名气呢，难怪警察也认识她!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因为我怀疑那醉女 人是否找借口来我的屋内看看究竟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或者看看有几个 人住在这里。现在她什么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了，不是趁我上班时可大胆动 手了? 我那矮墙谁都翻得过来，大落地窗也可设法打破或撬开。于是，每天回家我都觉得有可能看到一片“箱翻柜倒”的景象。但过了几周，倒也太平无事，而且不久，那醉女人的身影也不再见到，看来搬走了。于是，我放下了一桩心事。

          不过自发生这件有点近乎可笑的事后，我总有种不安全感，窃贼会闯进我家的阴影总笼罩着我的心。何况现在我家已没有房东住在近旁，随时会走过我窗前，替我留心有没有不速之客的闯入了。我最担心的东西是我九年来在南北半球搜集起来的大批唱片、磁带和音响设备。尤其是前者，不但是我室内最名贵的财物，而且如果被偷了之后，即使有了钱也不可能再照式照样重新置齐的了。我室内别无特别值得偷的东西: 简单的家具、用了六年的小电视、衣服鞋袜，即使拿走一些也并不会使我特别沮丧。

          考虑了几周，我决定要主动采取安全措施: 买室内财产保险、装安全铁门。保了险，即使偷走的唱片要不回来，也不可能搜集得那么齐全了， 但有了保险公司赔的一笔钱，总会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心理上也可有点 安慰。在保险公司一问，才知道不能单保唱片，要保就得将屋内一切设施 全保在内，包括地毯、窗帘。我有点不解:

          “难道有小偷还会来偷我地毯和窗帘吗?”

          那位女职员说: “保险不单为了防小偷，还要防火灾和洪水呢! 有些东西看来不值钱，损坏了再去添置样样都要花钱去买。”

          她言之有理; 再说，这是规定，于是只好一古脑儿全保了。不久， 又花了几百块钱装了安全铁门，安全感就增加了不少。

          不久发生的几件事，倒似乎证实了我所实施的安全措施不无道理。

          那是我父母来南澳不久。有一晚，我们三人出去吃晚饭。像往常一 样，我让母亲把车间门拉上，并不锁住，因为车间内没有特别值钱的东西可偷。虽然从车间可通进后院，但后院中也没什么东西。半夜回来，母亲 发现车间门打开了。我想可能母亲没把门关紧，风一吹，弹了开来。再看车间内，什么都没少，于是大家安心回房睡觉。第二天一早，母亲要清扫院子，发现一把扫帚和一个皮管上的喷水嘴没有了，遍寻而不得。至今我 们仍不知道是谁有胆量打开车间门闯入别人院里，却只有胆量偷价值十多 块钱的小东西。即使在我车间和院里，也有比这两样东西更值钱得多的可拿呢! 不过自此之后，母亲实行了“坚壁清野”政策，连扫帚都用后锁入洗衣房内; 而我，则离开半小时以上就将车间门锁上。

          又过了几个月，邻居一个小青年问我院里少了东西没有。他说，昨天听见外边有人声，他没起来看，今天发现院里两个塑料花盆没有了，一 堆泥则干干净净倒在墙角。我跟他过去看看，见地上似乎还有一串脚印。 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那贼会翻墙而入，却只偷值几块钱的花盆。联想我上次失窃的也跟园艺有关，如果窃贼是同一人，倒可跟窃书的“书贼”相比， 也有点风雅不俗呢!

          再过了不久，钟医生告诉我，她妹妹所住的房子被人撬进，首饰、 现钱，连微波电炉都被搬走，但电视倒没拿。她当然报了警，警察说:  “小偷都这样，故意留点东西，下次可以再来。” 吓得钟医生妹妹从此不敢住在自己家里，而搬到钟医生家去寄居了一段时期，直到后来自己买到了一幢房子 ——  就在警察局隔壁!

          在我暗暗为自己已买了保险而高兴的时候，再仔细一想:即使小偷至今一张唱片都没来偷去，我两年中付的保险费已够买差不多二十张激光 唱片(CD)了。这样付十年，损失不跟来一次小偷差不多了吗?  但是， 难道我因为付了保险费，就宁愿来一次小偷，让保险公司赔我损失吗?  当 然不愿。所以看来，不管我着不着偷都已输定了。难怪我告诉学生博我买 保险的事时，博说:

          “我才不买保险呢!  偷不偷听天由命，何必庸人自扰!” 看来，或许我也应该这样。(注 1)

（全文完）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注 1:  凭良心说，阿德莱德的治安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比起其他大城市来， 比如: 悉尼、墨尔本或者纽约、伦敦。我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整整四十年了， 除了文中所说的遗失过一把扫帚和一个喷嘴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过。邮局送来的包裹、邮件，就放在马路边上没有锁的邮筒里，走过的人都可以看见， 但也从来没有被人拿走过。快件送来的大包裹，家里没有人，就放在门口地上， 四十年也没有丢失过。

          当然，与其他所有城市一样，治安的好坏也与地区有关:  一般来说，比较高尚一点的住宅区，治安就好一点;  差一点、穷一点的住宅区或者商业区， 治安就差一点。在阿德莱德，东边和东南边的治安，就显然要好过北边和南边的区。山上地广人稀，深门大院多，治安当然就更好了。阿德莱德的房子大多是没有围墙和大门的。有的房子有围墙，也低得一脚可以跨过去; 有的房子有了大门，白天也洞开着，不关，或者根本就没有锁，把机关扳开就人人可以进 院子去。我搬到山上斯陡林镇去后，只要有人在家，大门总是敞开着。有时上 班回家，发现门忘记锁了，却也平安无事。十多年前搬到了刻来佛寺，楼下的汽车间经常停着两辆汽车，白天也基本上不关门的时候多。车间与我平时坐着 的书房离得很远，既看不到，也听不见，但从来没有少过东西。

          不过，自从搬到刻来佛寺后，倒发生过一件有趣的小事，可见阿德莱德的治安和警察的处事之道。

          2010 年中，我们搬进这栋由一对英国老夫妻设计、建造的房子时，房子 还是新的，因为老夫妻一建好房子，就决定移回英国老家去住了，所以，连花园都来不及做，门口邮筒都没放。我们搬进去后，就去买了一个铁制的、很简单的邮筒，竖在我家的汽车道边上沿马路的地方。我们门口这条马路，除了 local traffic (邻居的车辆)，还有散步的行人，根本没人也没车经过，非常冷僻安静。邮筒安好没几天，忽然一天早上，我发现插在泥地里的邮筒不翼而飞 了! 我去两边邻居家敲门问，有没有听见昨晚路上有什么嘈杂声，他们都说没有。在离我家开车五分钟的斯陡林镇上，有一个警察局，于是我就拨了电话， 报了案。当然，我想，这样的小事是没有人会去认真侦查的。打好电话不久，我就去前院扫树叶去了。不久，我看见一辆警察车朝我门口开过，我也没有在 意。不一会，这辆车又开了回来，就停在我家院子门口。我走过去问有什么事， 只见一位警察从车中伸出头来问我:

          “你是不是早上打电话报过遗失邮筒的事。”

          我答道: “是呀。”

          他说: “你看看车子后座上，有没有你的邮筒?”

          我透过车窗望进去，后座上放着五六个大小不一的信箱，我家的也在其 中。我谢了警察问他，是哪里找到的。他说:

          “我知道一定是昨晚有哪几个小孩子闹着玩的，于是就开车在附近兜兜， 就在你那条街的拐角处树丛里，发现有人扔着的这几个邮筒。”

          噢，原来如此! 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这条街和附近的几条街上，从来没 有看见过有什么青少年在游荡呢! 看来，那晚他们一定不止拔了我家一个邮筒。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小孩闹的事。不过，自此以后，我在此住了 13 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治安方面的事情。

          不管如何，斯陡林的警察只花了一小时就找到了我的邮筒，工作效率也可谓不低吧! 不久，我发现，斯陡林镇上的警察局原来一周只有三天上午是有 警察值班的，其他时间都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再过了几年，这个警察局干脆 永久性地关门大吉了。可见，这个地区大概治安太好，警察无事可干，政府就 乐得节省开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