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廿一章

买书

（上）

          我是一个有收藏欲的人，一辈子收藏过不少东西，从小学时就开始 收集邮票。邮票是我平生第一件自己会拿了钱去买的东西。从小父母从来 不给我们孩子零用钱，我们也从来没想到要零用钱，因为一切都已由父母 考虑、安排周全，再要什么，只要开口，父母自会差人去买来，不需要我 自己去商店购买。于是我住在上海长到十一、二岁，尚不懂如何拿了钱去 商店开口买东西，这大概可算是“上海滩”绝无仅有的怪现象。一开始，收 集的邮票也是由父亲陪着去买来;后来收集得多了，自己也敢到上海南京 东路的集邮公司去买，因为事实上买邮票根本不用开口，只需在陈列的橱 窗里看自己要什么邮票，将号码抄下，拿到柜台上，让店员捡出，由我付 钱罢了。

          后来进了大学，开始跟国外笔友通信，交换的东西除邮票外，还扩 及到明信片、唱片、画片之类;笔友涉及三、四大洲，十多个国家，四十 多位朋友。到“文革”开始，我搜集了邮票和明信片各十几大册。如果全部留到现在，在目前邮票身价百倍的国内外邮票市场上，是可以值几个钱的。 可是，抄家时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明撕暗偷、巧取豪夺，我的邮 票损失了一部分。其余部分我偷偷从地上扫起，装在鞋盒中带出，再抽空 理好，居然还在。但自此以后，我完全失去了集邮兴趣，再也不收集了。 最使人不可解的是，我因收集邮票等物与国外来往那么密切，竟然在随便 可将人投入监狱去的时代没被人打成“特务”、“间谍”，真是不可思议的奇 迹!其实，当时也有人提到此事，但我“以不变应万变”，镇定自若，岿然 不动，听其自然。结果，一丝微波不但没有掀起大浪，还很快平息下去了。（注1）

          记得儿时有一本丹麦名漫画家画的连环漫画《父与子》，其中一组曰“拒 盗有方”:画着这对父子正在玩耍，忽一盗持枪至，以枪威胁，要父子交 出钱来。然而父子两人装作视而不见，照样竖蜻蜓、发虎跳，玩得不亦乐 乎。强盗在旁喊叫、顿足、暴跳，最终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那组漫画我 一直印象深刻，“文革”中我试用此拒盗妙法，居然成功。这是我生平一大 快事，因此不管与我此刻所写的题目切与不切，都要记在这里。

          在差不多与集邮同时，我也集过一点火柴商标、钱币，但那都是一 时兴趣所致，没有集邮那么正规、持久。在中小学念书时，我有一时期还 对收集昆虫及植物标本感过兴趣，也找了一些药水和小瓶子来装金龟子、 天牛和螳螂，还拿了父亲书房里雪白的进口道林纸来钉和夹植物标本。但 不久收集标本的热情就冷了下去，那时收着的标本当然在变乱中丧失殆尽。

          进入大学之后，我开始搜集西方古典音乐唱片，后来扩大到磁带、 激光唱片，而且这股热情至今不衰。关于这方面内容，我已在本书第十二 章中专述了，在此就不再重复。搜集唱片比起我搜集邮票、钱币、火柴商 标、动植物标本等等都延续得持久，但开始得也晚得多。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搜集唱片要较多资金投入，非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不可; 而收集别的则可“小本经营”，至少开头可以如此。

          而我一辈子中最早开始搜集，而且始终细水长流经久不息的东西， 倒要算书籍了。回想起来，我搜集书籍从来没有收集邮票、唱片或其他东西时 (尤其是一开始时) 那股冲动的热情，我甚至记不起来究竟是怎么开 始买起书来的。但是，或许正因为没有那股冲动，我的买书欲也就可以持 续几十年而不间断。这大概是南朝梁国萧绎在《金楼子·戒子篇》中所谓 的“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终”吧。

          爱买书当然是跟爱看书相关连的。而这两者就我而言又都是受了我 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从杭州买书一直买到上海，一辈子不知买了几万册书。

          母亲一直埋怨说家中到处是书，弄得杂乱无章; 还说别人不买书，不照样 也著作等身。我从小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结果听的抛在脑后，看的倒记在心中了。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一出世时就开始给我们买儿童书了。从我有记 忆开始，就记得在母亲或女佣的手中看有画的小孩书。父亲买那些儿童书 一定是成套成套购买的，因为我记得到我十二、三岁时，还在父亲书房的书架上积满灰尘的旧书中，不时“发掘”出一牛皮纸包一牛皮纸包的儿童书， 是商务、中华或者良友、开明书局印的，封都没有拆过。一定在买时我们 还太小，不会看书，买来放在书架上想等我们稍大再看，不料一搁就搁了 十多年，忘记了。而我们那时每发掘出一包书来，总有一种发现一片新大陆的喜悦。

          到我自己开始买书，大概已是念初中的时候了。那时正是五十年代 初，与苏联关系正热络，于是我买了也看了不少苏联青少年读物，那是我 父亲藏书中所没有的，只得自己买。回想那时看书速度真快呀，记得八百 多页、两寸多厚的《青年近卫军》，可以坐在沙发上用一个星期天看完。 有时买到好书，我与妹妹或几位就住在隔壁，年龄相仿的堂叔叔、堂阿姨抢着要看，于是就用每人轮流看一章的办法，一下午看完一本书。那时买的书倒真的本本都看，不是为藏书而买。

          后来稍大之后，也开始买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文学作品。那时候国内出版界的确出了不少好书，我又念的是中文系，买书、看书是名正言 顺。但是印象中，当时中国的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我是几乎不买的，因为 古典的我父亲都有，不用买;现代的，我不感兴趣，不想买。但因为买的、 看的都是外国文学作品，倒渐渐形成了我崇尚西洋文学、轻视本国文学的坏倾向，至今后悔莫及。

          我的买书，主要是为了看书，而不是为了藏书，因此对版本之类是并不在意的，也没有收集邮票时或者收集唱片时那种非要买到某一本才罢 休的热情。所以，我收集的书的数量也不多，到文化革命开始，也只不过 满满两玻璃书橱，上千册而已，还没有我现在的藏书多。 （注2）

          待到“文革”初期全家扫地出门之后，书橱没有了，书也没有了。一 开始，因为我家的书实在太多，革命小将干劲再大也一时难以搬走，只好 全都封在老屋中。后来我也成了“革命群众”的一分子，就进老屋去搬一些 衣物。父亲的书看不懂，也搬不动，就搬了一、二百本自己的。拿来后斗 室之中容不下，只好一部分寄放到好友夏君处，（注3）另一部分用旧报纸包好像地雷似的埋在床底、垫在箱子下。那时再买书已是不现实的奢望，好在当时除了出版几本红皮书，也并无什么新书会引起我去买的欲望; 再说，当时家中所有的钱只够吃饭，也顾不上买书。

          到“文革”后期，有一阵上海外文书店忽然卖起外文旧书来了。当然， 书是不公开卖的，鬼鬼祟祟地放在不挂牌的二楼，要凭工作证才可进去。 那时，我正在大译英美诗歌。起初，英、美原诗的来源只是以前出的教科 书。后来，我也托友人从香港、美国寄过诗集。现在在上海居然可以买到英、美原版书，我当然喜出望外。有一时期，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 是在外文书店二楼度过的。那时该书店出卖的大多是三、四十年代出版的 版本，大约是抄家得来后，最好的一部分给图书馆或“近水楼台”者先占去了，剩下的毁掉可惜，于是就出卖，回收一点人民币。书价不贵，内中也 不乏好书。记得有一次买回一本本世纪初出版的《英诗集锦》(The Golden Treasury)，拿回家一看，扉页上竟有黄自的英文签名。黄自是中 国著名现代音乐家，一九 O 四年生于上海近郊川沙县，曾在柏林大学、耶 鲁大学深造，回国后在上海音专任教，谱写了不少歌曲，名噪一时，可惜天不假年，一九三八年去世时仅三十四岁。我得到的那本诗集显然是黄自 在欧美所买，书上还有他的勾划，可能是他在决定将那些诗谱成曲时作的记号。这是我所购书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本书。

          书购得多了，房间却仍是那么大小，于是只好充分发掘空间。我将 三张大方木凳子叠起来，将书放在凳子中的空间，倒也像个小书架。后来， 书渐积渐多，又加叠了一张方凳，叠得比人还高了，居然可放两、三百本 书，周围再围一布，不让人看见里面藏着的“封、资、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