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九章

居所

(中)

          （接上文）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我们家族并没有如上海许多大家 族一样逃离中国，去香港、台湾或者海外定居。我父亲以前服务于司法界， 他相信“司法独立于政治”的神话而呆在上海听候新政府的安排。但是不久， 在一幢几十间屋子的大房子里维持几十个人的三房人家的生活，是再也维 持不下去了。反正那时维系这一大家庭的纽带——我的曾祖母已故世，剩 下的只是大家庭的经济纽带了。最后，决定分家，三房人家不但平分了大家庭的财产，而且也卖了那幢大房子，三房各自购买较小的住房，自立门 户。

          经过一番卖屋、觅屋、买屋的麻烦，最后我父亲与我的两房叔祖都 找到了各自的住房。而且，事有凑巧，三幢房子都在同一条路上，我们的 房子甚至是同三叔祖的房子相连的;离二叔祖的房子虽有一段距离，走路 也只不过十分钟而已。于是三房人家仍来往密切，有一时期甚至规定每一 年由一房人家当值，负责祭祖。每逢祖先的生辰、忌日，当值那一房要祭 供祖先，其他两房大小人员均要到场。于是，每年全家族都要以祭祖为名， 聚集欢宴数次。而每逢农历过年，当然三房人家更要互相拜年。因此，我 们的大家庭是“名亡而实存” 的，只是居住在一起的形式亡了。其实，这三 幢房子如果合并在一起，恐怕居住面积并不会小过原来的大房子。

          如果不算我们这一房所购住房的宽敞，我是一点也不喜欢那座房子 的。因为那幢房子不但大而无当，而且在式样上也毫无特色可言。

          这是一座灰色水泥墙、两开间三层楼的洋房，坐落在上海西区一条 短短的弄堂里。房子大概是四十年代盖的。我们的房子紧连着我三叔祖的 房子。三叔祖的房子正屋也是两开间，但在沿马路那边从上到下每层又多 出一间房间来，因此算是两开间半的房子。其实，我们那幢房因为每两层 的楼梯中间又有一个亭子间，所以间数并不比他们的少。我们和三叔祖他 们的房子和院子连起来，占了整条弄堂的整整一面。弄堂另一面比我们占 地小得多的地盘上，则建着五幢单开间三层楼的房子，由不少户人家分住 着。

          属于我们小家庭的那幢房子上上下下，直统统的一栋，住房足足有 十一间，再加四个厕所、浴室和两个厨房。房子很大，但前面的院子却甚 小。屋顶是平顶，与房子的占地面积一样大，可以晾衣服、可以乘凉。因 为附近没有比我们房屋再高大的住房了，因此，在屋顶平台上望出去，视野甚为辽阔，一直可以望见市中心上海展览馆的苏联式尖塔和红星，以及 保持上海最高建筑达几十年的沪东国际饭店。这个平台平时大家很少上去， 每年只有两三次用得到它:两次是每年国庆及“五一”节，上平台去看焰火， 全市远远近近的焰火都可一目了然;另一次是过农历新年，上平台去放爆 竹，爆竹可以窜得很高、很高。

          屋子本身每一层几乎都是一样的，很少变化，因而显得单调而呆板。

          楼下朝南是两个正间。东边那间是客厅兼饭厅，里面放着原来大家 庭大客厅里的一堂紫檀家具，大小几十件。供桌上还放了一套五件巨大的 乾隆年制的香烛台，是景泰蓝的，有两尺多高。朝北那面墙上是两幅高一 米多、阔一米左右的大字，都是镶了缎边又加红木框的。一幅是清乾隆年 间苏州状元潘世恩写的“喜”字，一幅是差不多同时代的杭州翰林梁同书写 的“寿”字。那两位老先生当然是在不同场合写的这两个字，但碰巧都用几 乎相同的纸，字的大小和风格也相似，放在一起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客 厅东西两边墙上是左右各四张条幅，春夏秋冬、逢时过节，我父亲经常在 调换。这八张条幅前，则是又大又冷又硬、背上嵌了太湖石、还有天然花 纹的八张太师椅和六张雕花紫檀木茶几。虽然每逢夏天那几张椅子上总铺 上草席，冬天则总铺上大红绣花锦缎椅披和棉垫，但在我印象中，却从来 都不记得我们请哪位客人坐过那几张极不舒服的、只能当古董作装饰的椅 子。一般有来客，我们总将他们请进父亲书房。于是，那间所谓的客厅， 平时实际只作饭厅用。中间那张直径近两米的紫檀大圆桌，底下还有雕花 紫檀脚架，供我们全家六口用饭是绰绰有余的。那几十件紫檀木家具，总 有两千斤重吧，长年累月压在地板上，把地板都压得沉下去好几寸。在我 们搬入的十多年中，起码修过两次地板，但修好不久就又沉了下去。

          饭厅隔壁是我父亲的书房。书房比饭厅还长出一两公尺，因为书房 窗外即是院子，而饭厅一排落地玻璃门外是一个走廊，走廊下才是院子。 书房就比饭厅大了一个走廊的面积。

          我父亲一向喜欢买书。抗战前住在杭州，就买了大量线装书、洋装 书，大概总有一万多册。抗战时大家庭搬到上海，父亲就在上海买书，到 一九四九年又收集了两万多册。大房子卖掉后，书也卖掉一半，大多是小 说之类。剩下约有一万多册仍带到那座两开间三层楼的房子里，大部分放 在楼下那间大书房里。书房南面靠窗是一排沙发椅，沙发前是一张长茶几。 书房的其余三面都是书架、书橱和书箱，那十二只褐色的大书箱倒是在杭 州定做、后来带到上海来的。书房正中是一张双面有抽屉的柚木大书桌和 两张有扶手的靠背椅。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各种书籍、杂志堆得足足有 一尺多高，有时弄得桌面上连写字的地方都找不到。书房后半部还有一张 红木八仙桌和四把高背靠椅。这张桌子上很少用来吃饭、喝茶，平时也只 是堆放书籍而已。书籍太多、份量太沉，于是书房的地板也压得沉了下去。 书房一角又有一小间，作堆放间用。

          楼下这两大间是全家活动的主要场所。除了各自回到自己房中之外， 平时茶余饭后，全家总在父亲书房中坐一会儿。每有来客，也在书房中接 待。因此，那间书房在我们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楼下除了前面那两正间，还有一个厨房和一个朝北的小一点的房间， 那是我们雇用的女仆的房间。

          楼上也与楼下同样布局，只是楼下走廊的面积也加入了房间，于是 房屋面积就更大了。如果请客摆酒席，六张圆桌面是可以很宽敞地放在一 个房间里的。

          二楼东边朝南那间有一长排倒“凹”字形的玻璃窗。因为房间太大， 中间有一间隔，挂了门帘，可拉拢分隔为二。那是我妹妹和小弟弟的房间。 后来妹妹去了西安念书、工作。那间房就由我的两个弟弟占用。不久，我 的大弟也去了北京念书，于是，那间房就由我小弟弟独用了。

         二楼西边朝南那间，起先由我与大弟合用。大弟搬出之后，那里就 成了我的“独立王国”。我的房间南边有一长排窗;朝北又有两扇窗，通楼 下厨房外的小天井。靠近窗边，我放了一张式样十分玲珑的红木小书桌， 书桌两边是两张成套的高背红木椅，书桌前面对窗户是我坐的靠背扶手椅。 靠东墙，是一张长沙发，沙发后墙上挂了四张清末名画家陈师曾的画屏。 抄家时，那四张画当然也与其他书画一起抄走。谁知前几年父母告诉我， 那四张画竟然又物归原主了。真也是个奇迹。

          沙发临窗那边是我的收音机和电唱机，这就是我的“音乐中心”。我 “文革”前买的唱片，都是在这儿欣赏的。“音乐中心”后面的墙上是康有为 的一个条幅，写的是他自己的诗。据说康有为留下的手迹并不多，可惜那 张条幅在大劫之后一去不返了。

          我房里有两个书橱，都有玻璃门，里边上千本书都是我的收藏。其 中一个书橱放在沙发靠门那边，另一个放在西边墙旁。那个书橱边有一张 高脚红木小茶几，是我的打字台，放着我的一架西德的手提打字机。那个 书橱的另一边是我的床前柜和大床，然后是五斗橱和有大穿衣镜的大立橱。 在书橱和打字台之间，还放着一只瓷的花鼓凳，上面常放着一盆鲜花。因 为房间实在太大，放了这么多东西，中间还空出一大块地板。有的朋友说: 可以开舞会跳舞。但我一向对这类社交活动不感兴趣，因此，没有理他们 的建议。

          至于室内布置，我一向喜欢“中西合璧”，因此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几 张字画及另外几张我已忘了的中国书画外，还挂有我的比利时笔友送我的 两张铜板画原作。书橱上则总供有两瓶鲜花，还放着德国、罗马尼亚笔友 送给我的手工艺品和纪念品。

          在这幢房子里，每间住房都连有大壁橱。我的房间的壁橱其实就是 一间小房间，只是没有窗罢了。我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弄摄影，于是正好利 用这间房间，将它改装成暗室，冲印、放大照片，有时一耽一个黄昏，直 到半夜才出来。

          在这间屋子里，我度过了我小学后半部分到中学、大学的主要学生 时代，也度过了我初当老师的头几年。在这间屋子里，我也接待了我的同 学和朋友;以后，还接待了我的同事和学生。

          二楼的后间有一时期供杭州外婆来上海时住。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 特别喜欢外婆，因此管那间屋子叫“外婆房间”。房里除一张大床、一张方 桌外，也是一排玻璃书橱，放我父亲的书和画册。我的唱片也放在一只大 书橱里。

          三楼前面两间全部归我父母。一间稍小的一隔为二，后边放东西， 前边是卧房。一间大的则是我父亲的第二书房，但书既没有楼下多，大家 也很少爬到三楼书房去坐，连我父亲自己也很少用。后来有了电视，我们 就用它作了电视间。

          三楼后间是箱子间，堆了满满一房间箱子，比人还高，平时老锁着。

          楼梯中间有三个“亭子间”。最高一个成了厨房，平时也没人用。中 间一个是箱子间，堆满箱子，平时总锁着。只有底楼到二楼那个让我当作 “劳作间”用。我念初中时，特别喜欢自己动手做这做那，于是自己占用了 这个小间。记得那时还有一周姓同学，也常一起来作船模等等。在这间小 房间里，我们度过了不少愉快的下午和周末。后来周君考入了美术学院， 现在成了西北地区很有名望的一位画家了。而我，自从读了文科之后，则 对这类事失去了兴趣。(注 2)

          我们最不喜欢的是屋前那个小花园，因为实在太小。我母亲一向喜 欢果木花草，但搬家时老屋已经卖出并已定下空出日期，不容我们再细挑 住房，何况其他两叔祖已选定了房屋，于是我们也就赶快决定了下来。我 们那个院子，简单说来实际只有一块水泥地和一块泥地而已。水泥地可供 乘凉、晾衣服，而泥地则用来种花、种树;“三年自然灾害”时，顾嘴巴、 肚皮要紧，也用那块泥地来养鸡鸭。因为地势太低，上海下水系统又差， 每逢夏天暴雨之后，院里常常涨水，种的花木蔬果都长得不好。

          这一幢房子是我在上海的第二个居所。我们在那幢大房子里面整整 住了十五年。可以说，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我的少年时 代。关于少年时代的梦，就我而言，都是与那幢并不十分讨人喜欢的大房 子有关的，而这些梦，是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才打破的。

          “文革”开始前不久，我父亲患了中风，半身不遂，在家养病。那时， 外界风气已渐紧，但在我们那个小天地中，却依然如故，毫无波及。只是 除了原有的女佣外，又加了一位夜班护士、一位日班男仆轮流照顾我父亲， 每天又有针灸、推拿、神经三位大夫来家里诊治。外边的政治风波与屋内 的气氛极不协调。

          好景不长，这种不协调气氛终于在九月一日协调了起来:我们家也 与其他一些人一样被抄了家。接着，钱财被没收，仆人被勒令辞退，房间 被封存不准动用，最后，我们终于被全家“扫地出门”，每人只许带一只箱 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在“革命造反派”勒令之下，只花了两、 三小时，全家就搬进了离我们房子只有一百公尺之遥的一幢房子的朝北后 间。这下，身外之物倒丢得一干二净了。而那个后间，则成了我在上海的 第三个居所。(注 3)

          我们搬入的那幢房子是二层楼一开间半的小弄堂房子，原来由一户 姓朱的全家独用。因为朱家以前是为上海一位大资本家工作的，“文革”的 风波当然也触及了他们，于是被迫让出三间屋子，其中一间由我们搬入。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与别人合用住房。

          我们占用的那间只有十六平方公尺大小。朝北那面是两扇拱形玻璃 窗，朝着一条小夹弄，夹弄外是另一条弄堂。朝南是一扇拉门，原来是与 前间相通的。现在既然前后间分供两家使用，当然不但门不能拉开，还锁 了起来。

          在这么小的屋子里，我们一家四口(因为我妹妹、弟弟早已去西安、 北京念书、工作)的吃、睡、工作、会客都在其中了。在屋内要放四张床 都不可能，而且“造反派”也只给我们三张床:一张双人床和两张折叠床， 于是那三张床就成了屋内主要家具，占全屋面积一半左右。另外三件主要 家具是:一个床前小矮橱，一张书桌和一张方桌。那张书桌是我用五斗橱 换来的，因为扫地出门时里弄干部说:“搬了书桌就不许搬五斗橱，只许 拣一样!”于是我拣了书桌。至于那张方桌，则说来好笑:因为房间实在 太小，无法同时放下方桌及一个大木箱，最后我们将方桌的桌面拆下，套 在木箱上，放于窗前，平时将桌面推到碰壁，吃饭时将桌面拉出，可让一 个人挤进里面去坐。我们戏称它为“新式活动桌”。

          除了上述家具，一切箱子、包裹、杂物全部堆在墙角、塞在床底下。 后来，我与弟弟又以“造反队员”身份闯入老屋，“偷”了一些自己的东西， 也都塞在那间屋内。奇怪的是，那间屋子似乎有点弹性，十多年中东西不 断增加，即使后来一直堆到天花板，也总可塞得下。而没有放置任何东西、 可供走路的通道，则只有一步宽、三步长，我们又戏称它为“散(三)步 场”。

          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当然谈不上有独用的厨房、厕所、浴室了， 一切都与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几户人家合用。原来的屋主喜欢种玫瑰，在 屋前一个小院里开了三个玫瑰花圃，种有几十种玫瑰，每株前都插上小木 片、用毛笔写上中英文的花名。我们搬入之后，人多嘈杂;当时政治环境 也不允许他再玩弄花木、怡情养性，于是园中玫瑰也一年年凋败下去。

          搬入那间小间之时，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会一住竟达十六年之久! 我一九八 O 年年初就离开上海，因此也在小屋中住了整整十三年半。屋内 那张书桌，在十三年中成了我的小天地。等到我父母、弟弟都熟睡之后，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独自占用那张书桌了。就在那张书桌上，我译出了五 百首英文短诗和几十万字的英文故事、散文。我父亲也创作了上千首诗词， 都像“反动传单”似的塞在床底，竟然度过那段艰险年月而安全无恙，现在 都已刊印问世。

          当然，即使身居“蜗室”，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搬回属于自己 的大房子里去。尤其残酷的事实是，从我们窗口向北望去，正巧可以看见 我们自己大房子的三层楼。正当我们所居的北屋阴暗、寒冷得难以忍受时， 大房子的三楼却正是阳光灿烂。明明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可望而不可即，这 还不残酷吗?

          我去美之后，我父母及小弟弟继续在那个朝北后间住了两年多。那 时，我们的大房子连我隔壁三叔祖的大房子都被政府占用作了警察局。后 来，终于先还了三层楼一层，让我们全家搬入。至于楼下的警察，则是到 一九八五年底才撤走的。虽然二十年中，那座本来就不漂亮的大房子已被 破坏得面目全非、破旧不堪，但二十年后，那幢房子能够物归原主，却是 不但二十年前被气势汹汹赶出去时想不到的，即使在从北窗遥望老屋时， 也从来没有梦想到过。

          刚搬进三楼住不久，我母亲进医院开刀要填地址。母亲写好后交给 护士，她一看大吃一惊，还以为我母亲是警察局长太太，否则怎么可以住 在警察局楼上。我母亲连忙幽默地纠正她说:“不是我们住在警察局里， 是警察局住在我们屋里呀!”引得哄堂大笑。

          父亲在搬入老屋后填了四首极为精彩的《燕归梁》词，分赠词友。 不少词友都寄来了贺词或和词。

          一首是现年已九十五岁的杭州大词人徐曙岑先生的:

          凭籍春风叩旧庐，著意踌躇。十年尘劫覆巢余，惊入 梦，叹携雏。 高枝鸠占驱难尽，无复有，有还无。 举家八口笑相呼，添宿卫，执金吾。

                                                (稼研翁得稍还其故居，楼下犹有桓桓者在焉， 
                                                 拈韵为贺。)

          另一首是已故福州大词人陈兼与老先生的和词:

          百武坊亭隔故居，无恙赋归欤!何曾家具少于车，看 喜气，直充闾。 蠹痕零乱，鸿篇收拾，暄曝自勤渠。 从今磊落注虫鱼，况有酒步兵厨。

          再一首是我以前的导师、与我家是世交的陈九思教授的和词:

          昨于兼于阁获读 定戡吾兄《燕归梁》词，欣悉重返 旧庐，为之额手。 率倚原调奉贺，聊伸快慰之情，即 请方家匡谬:

          旧第归来喜溢门，松菊幸犹存。画梁无恙燕巢痕，安 笔砚，妥吟身。 森森兵卫，深深庭院，高处自称尊。 橘中棋局漫重论，终一统，且三分。

          这三首词都写得幽默、含蓄，确可称近代诗词的佳作。我父亲特地 请人裱了挂在屋中。

          五十年代初刚买这栋房屋时，父亲曾把此屋称为“依然静好楼”，因 为他有一幅陈叔通先生先父陈兰洲先生的《依然静好楼》图挂在三楼。后 来当然楼去图毁了。这次搬回去，父亲就请现在已经作古的王小楼先生重 画了这张画，挂在原处。

          当然，事隔二十年，楼是不可能真正“依然静好”了。但浩劫十年， 我家物亡人存，而且还人丁兴旺，由原来的六口增加到十三口，真是不幸 中之大幸;现在连物都有一部分归了原主，难道不能算奇迹吗?(注 4)

          然而，对身处南半球的我来说，不但没有重回那旧屋去住的可能， 而且在朝北后间那十三年中度过的岁月也是永远不可再得了。我已将我的 青年时期留在了那儿。

注 2:  周姓同学叫周大正。他倒真有美术天才。出生于工人家庭，一点没有艺术背景， 却在念初中与我同班时就在绘画上出人头地、鹤立鸡群了。他的画不但在上海 的哪份大报上登过，还被选中送去东德展览。初中一毕业，他就考上了浙江美 术学院附中，到杭州去读书了。毕业后又升读浙江美术学院。可惜毕业之后被 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文化馆去工作，真是大材小用了。直到“文革”结束， 他才设法调出宁夏，到兰州民族学院当了教授，成了西北地区有名的画家。我 80 年代一次回国时去他大学看过他。可惜，我去年在网上看到他已于 2020 年六 月因病去世了。他念初中时几乎每天下课都要来我家，一起在“劳作间”做各种 模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注 3:  父亲中风、抄家、扫地出门等事件，都可以在我的《山居续忆》中有关章节里 读到更详细的叙述: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25789.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8300.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9313.html

注 4:  我父母 1994 年一月移民澳大利亚，上海的房子就只有我小弟弟一家三口住着了。 屋大人少，房屋修理十分麻烦，最后终于于 1996 年出售给一位台湾商人了。 2002 年，上海建造地铁 2 号线，江苏路站一个出口就开在我家。于是我们的房 子和我三叔祖的两栋房子就一起拆除，成了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