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三章

忆老万

(中)

          （接上文）去年，《华声报》举办介绍华人生活方面内容的征文赛。老万 有意以我们的“音乐沙龙”为题材写文章去应征。他先写了一个草稿 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向他提了两点:一是不要多提沙龙成员，二是 不要多介绍乐曲，应以沙龙活动的记叙为主。他后来重写一篇寄去， 居然得了头奖，赢得五百元奖金。而我们的“音乐沙龙”就此也扬了 名，于是不少人表示要想参加，弄得我有点为难，只好将后来者列 入候补的另册，或许也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现在想来，那时老万还 正在走好运，谁知道一年之后，他就会大劫难逃了呢!人的命运真 是变幻莫测呀!

          老万是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善于交际、能说会道，交际场上 很受欢迎。于是第二次来南澳不久，不但以前的老关系都重又接上 了头，而且又交了不少新朋友，常常是 party 不断。不久，中国爆 发“六四”惨案，老万义愤填膺，又成了积极分子，我却是个只有“三 分钟热度”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不会彻底。出于正义感 愤激一时之后，就会变得客观冷静起来。所以，与老万在政治问题 上的看法就不十分一致。但我们仍是好朋友，尤其在音乐上。

          老万原来与福林大学的工作合同是短期的，只有半年、一年而 已。因为“六四”，老万对回国的事也作了重新考虑，记得他曾对我 说:

          “我对国内的研究工作很满意，虽然我也很爱澳大利亚，但在 这里，我总不可能达到国内那样的地位了。”

          不过，我想，为他的女儿着想，一定也是老万决定留在澳洲的 决定因素之一。虽然他从未对我说过，但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老万开始申请定居后，又开展了各种活动。听说不但他的老板 替他担保，而且他又找议员为他写信支持。老万当然不但关注中国 事态的发展，而且也密切注意澳洲对在澳中国公民的政策问题。每 次“音乐沙龙”未开始之时或中间休息阶段，老万总把所见所闻说得 有声有色、斩钉截铁，好象是他的第一手资料。别人也都向他询问 详情，似乎老万成了移民局的咨询处、包勃 · 霍克(当时的澳洲总 理)的发言人。其实，我知道他所讲的一切都只是报纸、杂志上看 来的罢了。

          既然想在澳洲作长居打算，于是老万又有了不少计划和设想。 其中自始至终占领在他脑海中的是做生意。这是他第二次来南澳之 后不久就跟我提出的。一个学者忽然热衷于买进卖出起来，这正是 国内近几年盛行的风气，我一点不感惊奇。但我自知既不是块赚钱 的料，又不是个发财的命，所以对老万的设想从未真正热烈响应过。 然而我知道他想做买卖赚钱的念头到死不减，因为我知道他不但与 不少人谈过此事，而且在进医院的一、两个月前已经重病在身时， 他还对我和林君津津有味地说起:中国某一访问学者来了三个月就 与太太开了一家外卖店，白天做研究、晚上做买卖。不想，很快， 老万就进了医院，一病不起了。这真只能归之于“生死由命、富贵在 天”了。

          不过，即使老万真的热衷于做买卖赚钱，他也决不是个铜臭味 满身的市侩。除了“音乐沙龙”，他又参加了南澳研究医学、生物科 学的中国学者定期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作过不少次报告，是该报告 会的骨干。不久，听说老万又参加了一个华人宗教团体的学习圣经活动，究竟老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社团活动来参加，还是真的热心 于拯救自己的灵魂起来，我却不得而知。

          今年三、四月，听说一位上海作家老刘要以“陪读”身份来南澳， 老万又想发起一个“文学沙龙”，与我和老薛商量。我不是一个有能 力的活动家和组织者，又最怕负任何责任，所以只答应参加，但请 老万和老薛组织，他们也同意了。作家老刘从上海来后一个月，老 万刚搬入新居，他决定在新居举行第一次“文学沙龙”活动，邀请了 近二十人参加，既办沙龙，又庆祝乔迁之喜。没想到正是那次活动 的前夜，老万发病进院，两个月后就英年早逝，“文学沙龙”也就此 夭折了。

          说到老万的病，我还得从今年三月份说起。

          今年三月的“音乐沙龙”活动前几天，我跟往常一样让老薛去通 知老万，传回的答复是:老万能参加的。可是，当天下午在中华会 馆的中文学校没有见到老万，晚上老万也没来。“沙龙”的成员之一 钟医生说:下午老万突然腹痛，他打电话给钟医生说可能是急性肠 胃炎，请钟晚上带些药去让老薛转交给他。老万没有事先请假而不 参加“沙龙”活动是前所未有的事。但临时得病，人人会有，谁也没 当一回事。

          可事实上，自从这次“急性肠胃炎”后，老万的病就一直没有好 过。

          一周以后，星期六下午我又见到老万，只见他面色黄瘦，精神 也不好。他说那次病后，肚子里一直很不舒服，有股气在肚里躜动， 食欲也极为不振。

          “不过，大概慢慢会好起来的。”他随即乐观地加上一句。

          然而，他的病并没有慢慢好起来。每个星期六下午我见到他， 总发现他又黄瘦了一点。尤其是那种黄黑的脸色，我知道不是好预兆。我虽不是医生，但见过得肝癌而死的人，发病前就有这种黄黑 的脸色。

          我劝他去看大夫彻底检查一下，他总说:

          “最近已经好多了!”

          我很清楚，他并没有“好多”，只是一种托词罢了。至于他为什 么不去早点检查，至今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我甚至常想，是不是 因为他本身是个医生，早就知道得了不治之症，所以何必再费时花 钱去检查呢?

          有一次我还责怪钟医生为什么不安排老万去做彻底检查。钟医 生说:

          “我早就要他去检查了。他一直找借口推托，我真有点光火。”

          可见，医生也与我有同感，决不是我一个人想入非非。

          就这么又拖了一、二个月，就到了办“文学沙龙”前老万进医院 那次病变。

          那天，我跟钟医生兴致勃勃赶去看老万新买的房子，却扫兴地 发现宾朋满座却独缺主人。老万太太忙着在张罗，解释说:

          “老万昨晚又突然腹痛，痛得无法忍受，于是送了急诊。今天 已经恢复。但医院说，既然已进来了，就住几天好好检查吧。老万 特地关照:活动要照常进行，不要因他而取消。”

          那天晚上本应主持会议的老薛又晚到四十五分钟。老万特地从 医院来电跟我和钟医生讲话。跟钟是讨论他的病;跟我，则是询问 “沙龙”的进行，要我代理主席掌握会议。于是，那天晚上我作了如 下的开场白:

          “今天是‘文学沙龙’的第一次活动，可是不巧两个‘主’都缺席: 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主席。于是只能由我这个来宾及听众临时凑数 了。”

          自从那次进院之后，老万的病进入了最后阶段。其实，从那时 到去世，一共还不到两个月。在此期间，我只跟他通过几次电话， 见过一次面。但是，我对老万的性格的了解，却远远超过了以往交 往的七、八年。

          老万的精神中最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坚强、乐观和镇定。面对 死亡，而且是慢性的死亡，能如此之镇定，如此之泰然，那要有多 大的毅力呀!在他最后的两个月中，他和我都知道他已患绝症，但 在我们对话中，竟从来没有提到一个死字。

          “文学沙龙”那次活动后几天，我知道老万出院了，就从办公室 打了个电话给他，一方面询问病情，一方面向他汇报那天活动情况。 他告诉我，医院还没有安排让他检查，所以不知道是什么病，但他 觉得好累，要好好休息，所以中华会馆的课已辞去。“音乐沙龙”和 “文学沙龙”，那天他并没有讲不来参加，所以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时 间来研究“文学沙龙”怎样办下去的事。

          又过了一周，听说老万已作过检查，我连忙在晚上打电话去。 他只轻描淡写地说:

          “医生说老毛病复发。我十多年前生过乙型肝炎，后来好了， 一直没有再发过，以为没事了，不想这次又发。医生要我好好休息。 所以，我现在已不再去上班，在家养病。‘音乐沙龙’和‘文学沙龙’我 也想不再参加了。”

          既然他说是老病复发，我倒对他的病不再担心;但是听说他不 再参加“沙龙”，我却十分失望。我想了不少理由想让他改变主意，

          譬如:答应缩短“沙龙”时间，提早结束，让他可以早休息，甚至建 议把“沙龙”搬到他家去办。但他总说:“我想休息，不能参加了。”

          最后，我说:“你是两个沙龙的骨干和发起人。老实说，如果 你坚决不参加，我也失去了兴趣。可能我不再打算举办什么沙龙 了。”

          这下，倒反使他急了起来，他一再鼓励我没有他的参加也应把 活动举办下去。

          在打那次电话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癌，只以为是肝炎复发。然 而当时，他已明确知道得了绝症，而且只能再活半年。但我现在回 想起来，在那次电话谈话中，却丝毫听不出他有半点颓丧和悲观。

          又过了半个月，老万得肝癌的消息已传得朋友中几乎尽人皆知 了。但既然老万自己不说，难道我打电话去?去慰问?安慰?表示 好奇?劝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去电问钟医生。她见我已 知道，就也证实了这一坏消息。不过我们当时仍只当老万还能再活 半年。

          老万既然不能再来参加沙龙，我就决定把音乐送上门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