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三章

忆老万

(上)

         老万离我们而去已经一个月了。我一直想动笔写一点关于他的 纪念文字，却几次摊开稿子而文思凝聚不起来。文思的不流畅，正 是我近半年来很少写东西的主要原因。然而老万的纪念文字我一定 想写，这不但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老朋友，而且，关于他的精神， 我确有些东西想写出来，告诉大家。再说，几年前，老万看了我当 时正在悉尼《华声报》连载的《南澳散记》，大为欣赏。不几日， 他就来我办公室，面交给我一篇评论文章，那就是后来登在墨尔本 的《汉声》杂志上的〈文如其人〉一文。我始终感到从此欠了他一 笔文债。现在老万已离去，这是我不得不还这笔债的时候了。

         记得我刚来南澳不久，就已认识老万了。八、九年之前，南澳 从中国来的人不多，留学生更少，一共只有二十人左右，我差不多 个个认识，但一开始不知何故我却并不认识老万。不过，当时我却 时时注意有一个年龄已经不小的中国人，戴着副透明胶边的眼镜， 穿着双旅游鞋，背着个青年学生常爱背的背包，耳朵上总戴着副耳 机，脸上笑嘻嘻、一副自得其乐的神态，一望而知是个有点书呆子 气的中年中国知识分子。我常坐在公共汽车上见他那么一副装扮兴 高采烈地在街上走;有时，在闹市我们擦身而过，他也戴着耳机， 专心致志，我们都没有自我介绍或打个招呼。也可能，他当时根本没注意有我这么个同胞;而我，如果他不如此触目地戴着耳机、一 身不合适的年轻人打扮，我大概也不会注意他。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老万。而等到我们相互结识时，他却已 期满快要回国了。既然我们发现有相似的爱好，大家就有点相知恨 晚之感。

         我与老万的结识，好象是通过当时南澳唯一的自费留学生、现 在已在美国的小施的介绍。而间接的媒介却是音乐 —— 我跟老万的 关系中似乎有一条音乐的红线，从开头一直贯穿到结束。

         可能是小施告诉我，在福林大学医学院进修的老万快要回国了， 他很爱古典音乐，知道我有同好，就托小施问我能不能替他录些曲 子让他带回国去。我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那位走路戴耳机、背背包的 中年人。原来他从耳机里听见的不是流行歌曲而是古典音乐。我很 高兴在南半球的同胞中有个知音者，就一口答应替他录音，多少曲 子都可以，而且希望他自己来拣。

         小施替我传了话，很快老万就与我约好时间来我家听音乐了。 那时我似乎还没有激光唱机，那么一定是八四年年底前的事了。那 时，我的音乐收藏远远不能跟现在的相比，大概只有从美国带来的 三百多盘原声盒带和在澳洲买的一、二百张唱片而已。但，在当时 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眼里，这样的收藏已经相当可观了。

         那天下午不知为什么介绍人小施却没有来，只有老万坐车来我 当时在配南姆路租借的寓所中。我们坐在一张旧沙发上听了一下午 音乐，一边既录音，又谈话，当然主要谈的是音乐，也谈别的。从 谈话中，我才知道老万当时的所谓喜欢“古典音乐”，实际上也只不 过是喜欢所谓的“轻音乐”而已。虽然他也知道贝多芬、柴可夫斯基， 但没有听过他们的多少乐曲，至多也不过是最流行的“命运”、“田园”、 “悲怆”交响曲而已。我要他提出最喜欢而且想从我那儿录去的曲子，他说出来的不是圆舞曲、小夜曲之类我没有的轻音乐作品，就是某 些交响音乐的片断，而我是最反对无头无尾地听大部作品的片断的。

         于是，我在那天下午第一次向他介绍我最喜欢的几部曲子。现 在还记得的是德国作曲家布鲁赫的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苏格兰幻 想曲，还有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虽然老万当时不 但从未听过这些乐曲，而且连那些作曲家的名字都从未听说，但我 发现他的音乐欣赏力却不弱，很多音乐他听我解释后就此一“听”钟 情了。譬如对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的爱，他就一直延续到最后的 日子。不知除了我那天替他录了那首曲子让他带回国去常听外，后 来他又见到我在《南澳散记》中描写那首曲子在我纽约洗碗时给了 我精神支柱这段文字，是否也加深了他对此乐曲的印象。

         那天，我们听了一下午音乐，也谈了一下午话，大家马上成了 知己。能与陌生人一见如故，这是老万的一大优点。临走时，他又 留下几盘空白录音带，要我为他选曲子录上。在翻看我音乐收藏时， 他竟看中了我在纽约因为价廉才买的几盘名曲选段之类的劣质磁带。 我告诉他那几盘带子本身录音太差，翻录之后效果一定会更糟。但 他喜欢那几盘带上录的那些轻音乐，坚持一定要;幸亏我有两台录 音机，搬过来放在一起，当场替他录了，他才满意。

         自那天第一次相识之后，在他回国之前的短短一、二个月中我 们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是他建议的，在我家开饺子宴，作为他的 告别会。那天小施及另一位北京人邵小姐都来了，我还与老万去附 近超级市场采购。大家包得热闹，吃得愉快。不久，老万就期满回 国去了。临走之时，他还来我办公室向我告别，并带来福林大学一 份通报的复印本，上面有一篇文章，大大称赞了一番老万，可见他 在那儿人缘关系真好。同时，他也带了一本科学普及读物来给我看， 是他自己写的，我已忘了书名，好象是谈生命起源问题的少年儿童 读物，在中国得过“科普读物奖”。老万说，这类书他出版过两本， 可惜手头只有一本，无法送给我，只能拿来让我看看。于是，我不但知道老万是位研究血液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位文笔颇不错的作家 呢!

         老万回国之后，我们仍保持通信联系。他告诉我:我替他录的 音乐质量不错，他一直带在身边常听;他又说，回国后领导很重视 他，提升他为研究所负责人员之一;不久，他又来信说他有机会去 欧洲开会，走了不少国家......我真为他的成就高兴。

         又过了几年，他来信说他的独生女儿要来澳留学，有一澳洲朋 友愿作担保人。不久，他寄来女儿的中学成绩之类，要我翻译;我 替他办了赶快寄去。又过了一段时间，老万来信说他女儿已经来澳 了，住在担保人家，要我有机会去关心她。随信寄来他们夫妇在机 场为千金送行时的“全家福”合影。女儿胖胖、白白的圆脸不太象他 们夫妇中的任何一位。

         又过了一年左右，正在我猜想与住在天津的老万这辈子见面的 机缘不会太大了时，老万奇迹般地来了一封信，说他又在福林大学 医学院得到一个临时工作的机会，快要来南澳了。而且，这次是与 他夫人同来的，他夫人以旅游、探亲身份来，却能与老万同机到达。

         老万到南澳后不久，我就跟他联系上了。那时他们住在离我家 很远的、福林大学附近的一个公寓里，一家三口再加一个北京来的 自费留学生，合住两间卧室，当然是为了省钱。我没忘了带几盘从 激光唱片上翻录下来的乐曲去，让他在简陋的单声道录音机上放来 过过瘾。多年不见，老万却精神并不见衰老，照样谈笑风生，神采 奕奕。

         可能就在那天去看他的晚上，我提到我正在悉尼《华声报》上 连载《南澳散记》。他表示很感兴趣，想看看。于是我就按期按篇 复印给他，这就引出了前文提到的那篇评论〈文如其人〉。他对那 篇评论文章十分重视，特地送到我办公室来先让我过目，说要我修改、指正。文章只三千字左右，我一气念完后，一边理齐稿子，一 边笑着问他:

         “我看完了你的大作，你猜猜，我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老万有点迷惑不解地看着我说:

         “一句话?  我不知道。”

         “其实，只有五个字。在你文章中，你用了许多美好的词语来 评论我的《南澳散记》，但是只有这五个字最合我的心意，你猜是 哪五个?”

         老万更加迷惑不解了，连连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说:

         “就是你说我的文章有一种‘淡淡的惆怅’这五个字。我看别人的 散文、听别人的音乐，最喜欢的正是那种不甜不苦，不浓不腻的‘淡 淡的惆怅’的格调。所以，我在自己写作时，也尽量希望能表现这种 格调。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愿望而已，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感到。也就 是说，我是无法知道自己的表达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现在，既 然被你一针见血地点出，难道我还不高兴吗?你真可算是位知音者 了!”

         老万听了我的回答，也为他能使我满意而感到高兴。自从《南 澳散记》发表至今，各种评论文章也已发表了不少，但说老实话， 我仍感到老万的“淡淡的惆怅”这五字评语最恰到好处，最切合实际， 因而也最使我满意。我多次将这五个字在老万、在朋友们面前提起。 现在，老万已永远离我们而去，这五字评论就成了他留给我的永久 纪念。

         在老万第二次来南澳的短短三年中，他不但评论了我的文章， 而且也评论了我的“音乐沙龙”。

         “音乐沙龙”的发起人倒不是老万，而是我们共同的友人老薛。 老薛说他喜欢古典音乐，可是不懂，想让我介绍。一开始，我们找 了几位同好，我放几张唱片，大家边听边谈。当然，这样的聚会中 总少不了老万。另外还有小潘和小王一对夫妇。后来，人渐渐增加， 老薛建议正规化起来，成为每月一次。我事先作些准备，定好节目 单，打印出来，人手一份，每次有个主题。我还给这个活动起了个 法文名字叫 Salon de Musique，即“音乐沙龙”。参加者一般十二人左 右，成员是固定的;时间总在周六晚上，三、四小时长。一般先由 我对当晚要听的作曲家及作品作些背景介绍。每曲听完，有时我先 作启发性的发言，再让大家谈听后感;也有时，我有意先让大家谈 感受，然后我再发表己见，这是为了避免我的看法会使得他们有先 入为主的影响。我一向认为音乐是一种抽象艺术，虽然一首成功的 曲子总能把作曲家想表现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但是每位听众仍 应该能够动用最大的想象力去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对音乐作不同 理解。只有学会独立思考，才能学会如何欣赏抽象的古典音乐。在 三、四小时长的沙龙活动中间，我们还安排半小时休息时间，吃点 茶点，随便聊聊。

         在老万参加的二十多次沙龙活动中，他不但是最老的沙龙成员， 而且确实也是最积极、最认真的一个。每次出席，他总从口袋里掏 出一支笔来，在我印发的节目单旁密密麻麻地记下我所讲的背景材 料。在听音乐时，他时而闭目静听，时而在节目单上记下零星感受。 然后，在大家畅谈体会时，他会一点、两点地作长篇大论发言。凭 良心说，我在这儿不能说我同意老万所谈的每点看法。尤其是我不 同意他把抽象的音乐拿来当作比较具体的文章那样一字、一句、一 段地分析，说这一乐句说什么，那一乐段说什么，这样的分析法往 往会导致牵强附会的理解，偶一为之尚可，不能首首曲子这样分析。 但是，我也承认从老万的理解中，我们时时能得到一些新见。所以， 等大部分人都谈完了感想，要是老万还没开口的话，总有人会半开 玩笑地说:

         “万教授，请作总结发言!”

         于是，他也就当仁不让地一点、二点评论起来了。在今后的 “音乐沙龙”中，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再也听不到万教授的总结发言 了!

         在二十多次音乐聚会中，老万缺席的次数只是一、二次而已。 最后几次，他已病得很重了 —— 当然，大家，连他自己，当时都不 知道他已身患绝症 —— 但他仍每次来参加，虽然他有几次对老薛说， 希望早点结束。但我总想每次让大家多听些音乐而没认真听取他的 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每次音乐会到近半夜结束，等他开车回家， 可能已是凌晨一点了。当时没能设法让他早点休息，真是一件令人 感到十分抱歉的事!

         “音乐沙龙”刚开始举办，老万不会开车，只好从他城南的家坐 两辆公共汽车来我城东的寓所。周六下午车少，路上总得花他两个 多小时。为了准时赶到，他常常只好四点多钟吃完晚饭，而回到家 中却已过子夜。有一时期，为了解决老万的吃饭问题，我们试行过 音乐会前先聚餐的方法，但这样做太花时间，试行了一段时间就停 止了。

         今年，老万会开车了，但他那时也正开始每星期六下午在城里 中华会馆的学校教中文。每逢有沙龙活动，为了不想再来回折腾着 赶几十里路，他就叫他夫人坐公共汽车到城里来。课后，他赶去中 央市场，与他夫人同去吃一点便饭，然后在城里兜两小时，等沙龙 的开始。

         老万参加的最后一次沙龙是他去世前两个月那次。那时他搬入 新居才一两天，真是又病又累，但他仍来参加。那次他说话很少， 有点精力不支的样子。听到最后一首柴可夫斯基 Album for the Young, Op. 39 时，他竟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大家都讲他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因为那首组曲中有一段正叫 Sweet Dreams。没想到，再 过两个月，老万真的会进入永恒的梦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