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那时已经到了十月中，我的第二年第一学期已经过去一半了。正当 我相当失望，不知进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在我系里的信箱里收到 一张复印的招聘广告，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招教授现 代汉语的老师!

          在夏威夷大学，助教与教授、讲师一样，在系秘书办公室墙上一大 排邮箱中有一个属于个人的专用邮箱，英文叫 pigeon-hole，大概就像养鸽 子时给鸽子建的一排排的窝吧。不但我们的私人信件，秘书们会分门别类 地放到我们的邮箱里，而且系里的通知、活动的消息、大学的告示，等等， 都会塞在我们的信箱里。每天到办公室，我们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 是去秘书办公室查看我们的 pigeon-hole，看看有什么信件或通知，就像每天到门口打开邮箱去查信件一样。这次发现的阿德莱德大学的招聘广告， 大概也是秘书们把这份原始广告复印五份后分别放在我们五位助教的邮箱 里的。

          我拿到这张招聘广告，一面非常惊喜，好像原来已是“山重水复疑无 路”，现在却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一面却十分担忧、失望起来，因为 一则，我不清楚阿德莱德大学是怎么样的一所大学，连它在澳大利亚东南 西北的哪边我都不清楚;二则，我一旦离开美国，我的学生签证也就结束， 以后再想去美国，就要一切从头来过了;三则，也是最重要的让我失望的 原因是，我发现广告上列出的申请最后截止日期是“9 月 15 日”(?)吧， 反正是我拿到广告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前!也就是说，我拿到的是一张过期 了的广告。

          等我到了澳大利亚，我才知道，原来澳大利亚大学有规定，凡是需 要招聘全职的教职或者研究职位，都一定要全世界登广告，向各国有关大 学的系科征聘，不能只在当地，甚至只在澳大利亚全国登广告。这样做的 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最优秀、最合适的申请人选。然而， 要是最后招聘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聘用的，是从国外来的而不是澳 大利亚本国的申请人，那么大学招聘委员会就必须得向移民局提出报告， 说明为什么不聘用国内申请人而必须聘用国外申请人的原因。这是为了保 证澳大利亚本国人能得到优先的聘用权。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是美国培 养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教学的人才的主要系科，当然阿德莱德大学不会 忽视不把招聘广告发到夏威夷大学来。至于当时为什么或者是谁，不把这 张重要的招聘广告及时地放在我的邮箱里，而要等到它过了期才放到我的 邮箱里来?其余助教收到这张广告时是否也都已经过期?我到现在都不清 楚!

          既然在美国找到工作的希望已经几乎绝灭了，那么即使澳大利亚那 份工作的申请日期已经过期，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再说吧。反正申请工作的信件、履历表、几封教授的推荐信和进一步的几位推荐人名单 是现成的，都早就准备好了，只要复印一下寄出就可，至多也不过浪费一 张邮票钱而已!

          谁知申请信发出后只过了两个星期左右吧，东亚文学系的教授罗锦 堂先生就来告诉我，他已经收到阿德莱德大学人事处的电报，要他赶快直 接给他们寄推荐信去。我再去李英哲教授和郑良伟教授的办公室问，他们 两位说也已经收到了同样的电报。不久，系秘书处有秘书来我办公室通知 我说有澳大利亚打来的电报。打开一看，是要我赶快用快件把我中英文的 讲话录音寄去。我知道，一定有戏了!死马大概真的被我医活了!

          在澳大利亚任何一所大学，招聘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一般的步骤 都是这样的:先由系里组成一个招聘委员会，把需要招聘的人员要求列出 来，送交大学人事处。人事处根据系里递交上来的征聘要求，写成广告， 发到澳大利亚各大学或研究机关，也在澳大利亚各主要报刊和专业杂志上 登出广告，同时也把广告寄送到世界各地有关大学和研究机关去。申请人 看到广告后，把申请信、履历表以及一张推荐人名单(一般是三到四位推 荐人，当然也可以多列几位，由招聘委员会作挑选)寄到招聘大学的人事 处去。人事处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把收到的所有申请材料都复印一式几份， 分发到招聘委员会的每个成员手中。招聘委员会成员仔细看完每一位申请 人的申请材料后，委员会的召集人就召开第一次会议，将所有申请人一位 一位挨个进行讨论。最后将大多数申请人都筛选掉，只留下一个四、五人 的名单，叫 short list。然后，就把这张名单送交给人事处，让他们按照这 四、五位申请人申请材料里开出的推荐人名单，一一发信或打电报去要求 他们直接将推荐信寄到人事处去，特别强调不得通过申请人转寄。这样做 的目的，当然就是怕通过申请人转寄的话，推荐人就往往会情面难却，在 信中多说一些有利于申请人的好话了。直接寄去的推荐信可以更加客观、 真实一点。人事处收到所有推荐信后，再复印一式几份，分发给招聘委员会每 个成员，供他们审核、研究。有时候，招聘委员会还可以决定要与 short list 上的每位申请人进行面试。面试一般有三种:一种是由大学出旅费， 请申请人来大学面试;一种是安排一个大家都方便的时间，用电视面试; 还有一种则是用电话面试。当然，第一种面试是花费最大的，往往要在招 聘高级教学或研究人员时才用。一般的招聘都是用的后两种。面试也是由 人事处出面去组织和安排的。

          最后，根据这些推荐信和面试的结果，招聘委员会召集人再召开第 二次会议，将 short list 上的申请人一一讨论。最后定出两到三个最后的候 选人名单。这张最后名单上的三个人是有次序的。人事处根据这张名单， 先给第一位候选人发信，恭贺他或她已经被聘，要求在指定的日期之前回 复是否肯定能来上任。要是第一号候选人的情况发生变化(比如，他已经 在别处找到工作了)，不能再来应聘，人事处就会给第二号候选人发录取 信。以此类推，直到某位候选人接受聘请为止。最后，人事处就给所有没 有录用的申请人发一封信，通知他们申请失败的消息，也感谢他们来参与 这次招聘活动。

          所以，我知道，要是我的推荐人已经收到了要求他们直接寄推荐信 的电报，那就至少说明我已经被列入 short list 中去，最后申请成功的希望 已经很大了。

          过了几天，远在北京的吕叔湘先生也来电报告诉我，他也收到了阿 德莱德大学的电报，要他直接寄推荐信去。在推荐人很快把他们写好的推 荐信直接寄去澳大利亚的同时，我也按要求录了一盘中英文双语的录音带， 用快件寄给阿德莱德大学人事处。其实，这也算是一种面试的形式吧。

          又过了几天，我就得到了阿德莱德大学人事处的电报，恭贺我被他 们大学录用了。还要我安排一个时间，与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华安德(Andrew Watson)通话。但是其中提出几个条件，要求我一定 得全部做到才行:

          第一项是必须在某日之前(具体日期已经忘记，大概只给我几天的 考虑时间吧)回复人事处，我决定接受大学的聘用条件与否。

          第二项是必须凭大学的录用通知，通过澳大利亚驻夏威夷领事馆， 成功申请取得进入澳大利亚的有效签证(因为我当时拿的是中国护照，阿 德莱德大学不能肯定澳洲政府是否会给我工作签证)。

          第三项是必须在 1983 年 2 月 6 日之前报到，以便于第一学期开学前 到校履行教职。(因为我在申请信中提醒过他们:我要到 1983 年夏天才能 毕业，所以，他们在录用电报中特别强调:我必须在毕业前就报到。至于 怎么完成学位，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接到这个电报之后，我当然一面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了我的导师、 同事和朋友们，一面却也有点犹豫不决起来，不知道我到底是否应该接受 阿德莱德大学的聘请。

          我的犹豫倒并不是因为我的出尔反尔，而是有具体原因的:

          原因之一:阿德莱德大学给我的合同是六年的。六年之后能不能续 聘，合同上并没有说明。所以，要是六年后合同期满而不能续聘的话，我 就只有两种选择了:一种，可以到时申请澳大利亚或别的国家的大学教职， 当然，那时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是谁都不知道的，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机 会，我是否一定能够得到，更是任何人都无法保证的;另一种，就是返回 中国去，因为我一离开美国，我的学生签证也就立即失效，再想回美国就 要重新申请了。

          原因之二:前面已经说过，按计划，我要等到 1983 年夏天才能学完 所有课程，得到足够学分，获得硕士学位。现在，阿德莱德大学要我必须 在二月六日之前就报到，那么最后一学期的课程怎么完成呢?不学完这些 课，我的学分就不够取得学位，那么我在夏威夷大学已经学完的三个学期 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吗?我当然很不甘心!

          谁知道我把这两个顾虑告诉我的导师和同事们后，他们都异口同声 地一致鼓励我接受阿德莱德大学的聘约。他们说:现在工作机会那么少， 连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而我连学位都还没有拿到，竟然就已经 有澳大利亚大学聘请我去任教了，这样的机会天下少有，怎么可以放弃?! 何况，他们还说，第一个合同就有六年之久，六年时间不短，到合同期满， 世界的经济形势如何谁也不会知道，可能那时工作机会多了呢?而且，到 时，我已在这个大学工作了六年，要是系里对我工作满意，一定会续签合 同的，现在不必先担心起来。

          记得那时极力主张我去澳大利亚就任的朋友中就有孙中山先生的孙 女孙穗芳女士(注 8)和当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徐谦(注 9)之女徐英女 士。我到夏威夷不久，就经人介绍认识了孙女士。有一时期，每周日我都 去她家教她两个儿子中文。孙女士对我十分热情，经常留我在她家吃一顿 午饭。她知道我要去澳大利亚了，还特地请我到一家非常有夏威夷特色的 饭店去吃饭，为我送行。徐英女士好像是经我父亲以前法院的同事介绍认 识的，因为她父亲和我父亲都是司法界的。我认识徐英时，她已是八十多 岁的老太太了，但还是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她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里， 常常来电约我去她家吃饭、谈天。当我告诉她我得到了澳大利亚大学教职 的好消息以及我的顾虑时，她斩钉截铁地说:“美国有什么好，当然应该 去澳洲!”

          我的导师李英哲教授则对我说，因为我前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都 多选了一个学科，所以，最后一个学期留下必须完成的学分已经很少了， 系里可以把我用“选课”(by course)来念硕士的方法改为用“论文”(by thesis)来完成学位。也就是说，系里可以免除我最后必须学完的两门课 程，让我到澳大利亚去用两年时间完成一篇硕士论文，然后再回夏威夷大 学来做论文答辩。只要答辩成功，照样可以获得学位。他还要我赶快去与 郑良伟教授讨论、决定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在离开美国前把论文提纲写好， 等到了澳洲，有两年时间可以慢慢完成，这样，就能工作、学位两不误了。

          郑老师是研究中国方言的权威。他以前也一直鼓励我研究上海方言， 因为他不懂这种方言，所以他说等我毕业以后可以推荐我去伯克利大学跟 王士元教授念博士学位。事实上，因为在美国申请工作看来已经十分渺茫， 所以，申请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的事我已经在进行之中了。现在，已经得 到了澳大利亚的教职，博士申请当然就中止了下来。郑教授一面表示十分 可惜，一面还是希望我继续研究上海方言。于是最后，我就选定把上海方 言的语音研究作为我的论文题目:A Phonetic Stud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其实，那时，我更感兴趣的是社会语言学和语法学。所以，到了澳洲，我 完成了这本《上海方言语音研究》的论文后，就翻译了两本社会语言学著 作，并就语言的发展问题写过一系列论文，并没有再继续将上海方言的语 音问题研究下去。

          我的两个顾虑都解决之后，我一面赶紧到大学图书馆去找资料，把 我的论文大纲拟定好，以便在离开美国前得到郑老师的批准;一面赶快拿 了阿德莱德大学给我寄来的聘书，去澳大利亚驻夏威夷领事馆申请签证。 澳洲官员看了我的合同告诉我说:按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工作签证最长 的只有三年(?)，因为我有六年合同，所以应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签证， 也就是所谓的“绿卡”。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原来担心六年 以后怎么样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于是，按照申请定居的规定，我要 办体检、无犯罪证明，等等手续。等了一、两个星期，领事馆通知我去拿 签证，一看，不是永久居留而是“四年临时居留签证”。我问领馆官员，四年以后怎么办，答复是:到那时再可以申请续签。于是，也就只能这么办 了。 （未完待续）

Adela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