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从 1978 年年中“出国”念头的萌生，到 1980 年年初真的踏上飞往 纽约的飞机，这一年多中，事实上发生过不少事情，每件事都能左右我命 运的轨迹，让它偏离“出国”的方向。只要任何一种推动力得势，那么， 我的后半生就会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样子了。

          正如我在前一段时间写的两篇回忆录(注 3)中所说，自从 1972 年初 从“五七干校”接受半年“再教育”后回校，我就开始“红”了起来。这 里所说的“红”，严格来说，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红”:“文革”结束 之前，主要是在“政治”上的“红”，比如，几乎年年被评为“优秀班主 任”、“先进教师”，在全校、甚至全区“讲用” (注 4)如何“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或者如何“批林批孔”带好班级。“文革”结束之后，我 的“红”就转为以“业务”为主了，比如，参加市、区语文教学改革的讨 论会，举行“公开教学”，在区红专学院开报告会，向各校语文教师介绍 语文教学改革的经验，参加编写全市的教学参考资料，等等。

          写到这里，我倒忽然想到一个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那时我不但是 领导眼里的“红人”，而且也成群众眼里的“红人”了。

          “文革”十年，全国职工的工资好像全部没有调整过，整整冻结了 十年!其实，不止这十年，据我所知，六十年代初从大学毕业的，一直到 “文革”结束，这十几年中，工资都没有增加过。“文革”后第一次涨工 资记得是 1978 年吧:每人工资涨一级，皆大欢喜，平安无事。到了 1979 年，忽然又得通知，每个学校可有两人工资再涨一级:一个名额规定是给 领导干部的，还有一个名额给教师。这个通知一发，各学校的教职员工就 都开始惶惑不安起来。原因是，领导干部中评出一名来涨工资还不难，因 为各校的领导干部人数本来就不多，一般都评一个工作较好、年纪较轻、 工资较低的领导干部来，很容易就摆平了。而在一百多名教师和职员中要 评出一名来加工资，那就会产生许多矛盾了。虽然那时涨一级工资，实际 上也只是一个月加了十多元而已，但是，原来大家都是差不多时间大学毕 业的，工作年份不差几年，要是其中一个提升了一级，那么以后就会永远 比别的同事高一级了。再说，在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仅有 50 多 元工资的年代，加十多元一个月的工资，等于工资一下子涨了四分之一， 那可不是个小事。所以，为了这一个名额，很多学校闹得同事之间互不服 气、矛盾百出、难以摆平。

          当时我校采取的办法是“背靠背”，各年级组(我们学校从“文革” 开始以“年级”为单位，将老师编为小组)提名(每组提三名或五名，我 已忘记)，提名最多的老师当选。最后，领导宣布评选结果，当选的那名 老师竟然是我!那倒真的很出乎我的意外。其实那时，我们家里已经“落 实政策”，“文革”初期抄去的存款已经发还(注 5)，所以每月不差这十 多元钱。我知道学校里有很多老师，经济都很困难，每月增加十多元钱收 入，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不无小补，而是天大的大事了。我宁愿把这十多 块钱让给比我更需要的老师。另外，老实说，我更怕的是以后可能会接踵 而来的流言、妒忌、倾轧和不平。于是，我就去找校党支部书记，主动要求把这一名额让给别人。结果，支部书记告诉我:“这次评选，全校各组 都提到名字的教师，只有你一个，所以，只有你最摆得平。”果然，评选 结果宣布之后，学校里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没有任何人有意见。

          从此事可以看出，要是我当时安于现状，把出国留学的念头抛弃了， 那么，在那人才稀缺的年代，很可能不久就会提升为领导干部，或者调进 大学去当老师去了，那么，我后半生的命运不是就完全不同了吗?

建东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陈良东(右)和甘远棣老师(左二)

以及外语教研组陈景秀老师为我赴美留学送行
(1980 年 1 月摄于上海人民公园)

          在七九年初春，上海中学教育界还抽调过一批教师去支援西藏。那 时的通知说:从上海抽调一批骨干教师，去西藏帮助提高中学教学质量， 两年之后仍回上海。老实说，我对这样的机会倒真心实意非常动心的。我 本来就喜欢旅行，喜欢见识、体验不同的山水、社会、风土、人情。在上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人还几乎没有“旅行”这一概念，不要说去西藏， 即使就是去北京、广州、青岛这些“外地”，也只有轮到“出差”才会有机会去一次。有几个人肯自掏腰包、无所事事地去“旅行”?更何况是西 藏!既是人迹罕至的高原，又是国防重地的边境，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区，没有什么“公事”，那时谁能去西藏?所以，西藏，对绝大多数中国 人来说，都是一块神秘的领地。我想，要是有机会能去那边工作两年，一 方面考察一下风土人情，也顺便游山玩水，多一个人生阅历，岂不是个大 好机会。于是，在动员会上，我就积极表态，主动提出自愿报名。记得过 后不久，区里还开了一个全区教师的动员大会，会上教师可以自动上台去 发言。我一向不爱在公共场所出头露面，这次倒也硬了头皮，上台去在全 区教师面前要求去支援西藏。事后，学校领导还特地上门来访问我的父母， 既询问他们的意见，也表扬我的积极态度。可惜最后，我还是名落孙山了。 我忘记了是否因为区里分到的名额太少(好像每区只有几个教师的名额， 我们学校最后没有任何教师得到这一机会)。但是，我还是比较怀疑大概 因为我的出身问题在作怪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要派一个“反革命 分子”的子女去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大概还是超出了当时很多领导们的 想象力吧。不过，我事后常想:要是当时批准我去了西藏，两年以后，我 就四十岁了，那时还会去美国留学吗?看来，阴错阳错，一定是命运之神 又在插手操纵对我一生的安排了!

          当时，另外一个能使我改变出国主意、从而改变一生命运的因素是: 那时家里已经被“落实政策”。这，也很可能形成我不想改变现状的惰性。

          “文革”一开始，无数批“红卫兵”、“造反队”就先后光顾我家。 不但我们的现款存款、文物古董、金银首饰、书画图书都被查抄存封，连 日常所用的家具碗筷、衣物被褥、笔墨纸张、油盐酱醋也都被洗劫一空， 后来连房子都充公了，全家被扫出门去，在一个朝北的后间住了十多年。 七六年“文革”一结束，上海就开始落实政策。幸亏我家的主要财物都是 由我们家族创办的工厂的“工人造反队”来抄去的，不像一般学校的“红 卫兵”，查抄去之后，大部分财物就下落不明、不知去向了。工厂“落实 政策”的行动较快。虽然物品都已变卖的变卖、占用的占用，无法归还了，但至少抄去的存款和现款还是有案可查的，无法发还的财物也可按规定折 合成人民币。上海是全国大资本家集中之地，被“落实政策”的当然不止 我们一家。虽然从现在物价和收入看来，当时发还的财产只是微乎其微的 一个数字而已，但在当时，大家的月薪都只有几十元的时代，发还几十万， 甚至只有几万元，都被看成是个“天文数字”了!社会上常有传说，说有 的资本家子女分到发还的财物之后，就辞退了工作，在家里享起清福、洪 福来，以为手头拥有几万，甚至几千元，就可以坐吃一辈子了!

          我出国时，房子还没有“落实政策”，但是，“房子也要发还”这 一消息已经在大家的传说之中了，所以，看来只是迟早的事。上海房子一 向是紧张物品，以前三代同堂挤在一个几平方的小间里的情况比比皆是。 单位里常常为了分配一间屋子，闹得同事之间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要是 我家里三层楼、十几间房的大房子再发还，那还不成了大众羡煞的对象? 所以，等到我要出国的消息一传到学校，我就听到背后有传闻说:“家里 条件那么好了，还去国外吃苦做什么!”

建东中学语文教研组青年教师为我赴美留学送行

(1980 年 1 月摄于上海人民公园)

          不过，就如《圣经》上所说的:“‘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declares the Lord .”(选自 Jeremiah 29:11)—— 上帝对我已经 “自有安排”了，所以，不管我在工作上如何一帆风顺，也不管我如何积 极争取要去西藏，更不管我家里“落实政策”后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有多 好，上帝都不会让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成为阻碍我出国的绊脚石。 （未完待续）

注 3:  请见:〈“五七干校”留在我脑际的流光碎影〉(下):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11/9046.html

        〈我也有一位恩师〉: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10/10856.html

注 4:  “讲用”:已经多年不见的“文革”用语。在“文革”时，作报告介绍自己的 各种经验叫“讲用”，或者用一个更加肉麻的名称，叫“传经送宝”。前者应该是 “讲讲怎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缩语;后者应该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经” 和“宝”，传送给别人的意思吧。不记得是谁发明的，更不记得是怎么一来流传开来 的。

注 5:  关于“文革”中我家遭遇，可读先母与我合著之《山居杂忆》中〈抄家〉和 〈扫地出门〉两章，或在网上阅读: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8300.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9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