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生活

          我们到达这个“干校”的时候，原在的“学员”们已经呆在那里多久了， 我不是很清楚(可能问过，现在忘了)，但看上去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这 一套新生活程序了。据我所知，那时已在的“学员”主要来自两个部门:一 个是静安区各级机关干部，包括各科室的干部和街道办事处的干部。除了 在上海留一小部分人处理必要的日常事务以外，其他所有各级区干部都被 下放到“干校”来了 —— 反正因为“文革”，本来也已没有多少日常事务可以 处理了。还有一个，则是区属的各个文艺剧团，比如:静安区越剧团，那 是全市有名的越剧团;还有甬剧团、淮剧团，等等。那时，除了几部革命 样板戏，所有传统戏目，都已不许上演，所以，所有的剧团成员，包括演 员、导演、编剧、乐师、美工、木匠，等等人员，百分之百地下放“干校”， 一个都无需保留。

          全校分成五个连，上面两部分人员中，剧团成员似乎基本上都按原 剧团分在一起，而区机关干部则全部打散后分插到各个连队，大概有让他 们去各个连队发挥领导作用的意图。我们新到的中学老师也被打乱后，分 插到各个连队。

          记得第五连是所谓的“后勤连”，那就是主要负责炊事、养猪、种蔬 菜这些事务的。好像原静安区越剧团的成员大部分都在那个连里。上海最 著名的、几乎家喻户晓的戚雅仙、毕春芳两位名演员，我就经常看见她们 在五连的宿舍里进进出出。我这才知道，戚雅仙原来脸上有点麻，个子很 矮小;而毕春芳则又高又大，有点像男子汉的样子。不知道舞台上他俩搭 配起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学校四位老师中，我和年轻的梁老师被分到四连。其他两位则 被分到另外的连队去了。四连中除了原机关干部以外，还有原区越剧团的 部分成员。大概，五连中容纳不下的原越剧团成员，就都到四连来了。原 区淮剧团成员，则好像基本上都在二连。那么，大概甬剧团的，不是分在 一连，就是分在三连了吧。除了五连，其余各连队的主要任务都是在大田 干农活。

          一个连大约有 100 来人，再分成十来个班，每个班十个“学员”左右， 既有男也有女，教师、干部和剧团成员都有。宿舍则按男女分开安排，每 间八个人;四张双层床，进门两边，每边两张。我睡在左手朝里一张的上 铺。对面下铺是一位新成中学的年轻教师，姓潘，脚有点跛 —— 可能正 因为此才让他睡下铺吧。进门右手下铺是某中学(忘记校名了)一位年纪 比较大的老师，姓王，耳朵有点背，所以讲话声音很响。我校管“红团”工 作的那位梁老师也住在这个宿舍里，但忘记哪个铺位了，可能就睡在潘老 师上铺。另外还有两位机关干部，都是四十多岁了:一位是以前管科技方 面工作的，姓纪，不高，平时比较严肃;另一位干部姓什么和原来管什么都忘记了，个子较高，说话带江浙口音，说话常带笑容，挺和气的。这两 位干部大概一辈子都当机关领导干部吧，所以一举一动总脱不了一点“官 腔”，虽然人倒还是不错的。那么宿舍里还缺两位，是谁呢?现在一点都 记不起来了!难道我们寝室本来就没有住满八个人?也有可能吧。

          我们班，则除了上述我们男寝室的成员外，再加进几位女寝室的成 员来。记得我们的班长就是原机关干部，女性，姓王，个子很高，所以显 得有点背驼，处理事情十分干净利落;我猜大概是党员，所以让她当班长 吧。但老实说，在她身上，我倒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官腔”，说话和和气气 的，总带一点商量的语气。还有原静安区委机关卫生室的一位女医生，也 是我们班的成员。她不太说话，但对我很好。因为我那时脸上有些青春痘， 有一次，她特地主动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应该注意不要多吃什么什么刺 激的东西。副班长也是机关干部，好像是原银行行长。我班从学校调来的 女老师记得好像只有一位，就是跛足小潘的同事、施姓的青年女教师。另 外还有至少两位原越剧团的年轻女演员:一位的姓名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 了，另一位姓顾。顾女士是唯一到现在还与我保持联系的“干校”“战友”了! 她甚至还两次到澳洲来看望过我。顾女士离开“干校”后，经历既复杂又丰 富，现在已经成了一位十分成功的女事业家了。俗话说，“士别三日，刮 目相看”，不用说我们“干校”一别已经不止三十年了呢!

          “干校“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以“班”为单位的。很少一个“连”一起 活动，所以，我连谁是“连长”都毫无印象。而以“团” ——也就是全体“干校” 学员一起 —— 为单位活动的次数倒相当多，主要就是开大会，大部分是 在晚上:传达文件、听人“传经送宝” (这又是“文革”时通用的一个新名词， 意思是把自己的经验传送给别人)、表决心、开“批斗会”、请农民“忆苦思 甜”，等等。

          正如“五七指示”所说的，干部要学军、学工、学农，也要学文化， 所以“干校”除了以“农”为主的活动之外，也有学军，那就是军事操练，不过似乎次数不多。好像记得“干校”里也有解放军战士驻在场部，各连、各 班的军训，就是由他们来指导的。印象最深的军训活动就是半夜三更的 “紧急集合”和“拉练”。那时，当局已经提出“备战、备荒”的口号了，说要 准备美帝、苏修的侵略。于是就要训练，万一半夜有了紧急情况如何快速 集合，及时转移。往往趁熟睡之际，一声尖厉的哨子声把大家都惊醒起来。 要求是在两、三分钟的时间里穿好衣服，到门口的空地上整队集合。然后， 不许打电筒，以连为单位，摸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田埂上行军一、两个小 时，那就是所谓的“拉练”。有时还从队伍前面悄声传来命令，说“出现敌 情”，大家必须就地卧倒，不管地上是干是湿、是干净是肮脏。直到宣布 说:“紧急警报解除了!” 才可以回到宿舍，重新上床睡觉。这样的紧急集 合半年里大概有过三、四次吧。

          要是下雨不能去户外劳动，全班就在男寝室或者女寝室围成一圈， 坐在小板凳上学习:读报、学“毛选”或马列著作、汇报思想、开民主会 (亦即: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也有一个新名词，叫“斗私批修”)。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但因为大学毕业早，当老师倒已经当了八、九 年了。在班里，我也不算年纪最小的，因为至少新成中学的小潘和小施， 还有越剧团的顾女士一定年纪都比我还小。不过，正因为我看来文弱单纯、 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独善其身、与人无争，所以，我明显地感到班里年 龄比我大的几位，尤其是原机关干部，都有点把我当成是小弟弟般来照顾 的意思。即使开“斗私批修”会，大家对我的缺点，比如:开会不多发言， 劳动干劲不如别人，等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算了。

权充“牧童”

          最奇怪的是有一件事，至今我还不知道究竟什么道理!

          静安区机关干部和剧团成员下放到“五七干校”来时，把他们单位当 时已经“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也都带到“干校”来了。“牛鬼蛇神”是“文革”中 最流行的新名词之一。这个名称可以囊括所有的“坏人”。那时，是不是“牛 鬼蛇神”，是不用司法机构来审判定案的。只要单位里贴几张大字报，定 几条罪行，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漏网地主”，等等，就可以算作“牛鬼蛇神”了。当然，群众给 某人戴上一顶大帽子往往并不真的算数，最终还要单位领导的点头或暗示 才行。成了“牛鬼蛇神”之后，就不再算是“革命群众”了，于是就算“专政对 象”。所有的“牛鬼蛇神”都不能跟“革命群众”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听报告， 他们得自成一伙在一起学习;他们也不能与“革命群众”一起劳动，得自成 一伙在一起劳动。有时还要有“革命群众”去监督，生怕他们偷懒，甚至逃 跑或自杀。有的单位还把“牛鬼蛇神”关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称之为是 “牛棚”。有时，还不许“牛鬼蛇神”回家，晚上集中睡在“牛棚”里，也有专 人看守，其实，那就是非法的牢房。所以，当时，任何单位，所有员工， 都被划分成两种人:不是“革命群众”，就是“牛鬼蛇神”。而这两种人则是 随时可能互换的:要是发现某“革命群众”有什么历史或者现行问题，马上 就可能被改划到“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去;而“牛鬼蛇神”中要是有的经过审 查发现没有什么大问题，或者领导、群众认为已经交代清楚、坦白认罪、 彻底改造了，那么也能开个大会，宣布“解放”，“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 当然，有的“牛鬼蛇神”要是在“审查”期间发现了新的严重问题，也可以“升 级”为“逮捕法办”，那就是把他们交给“公检法”(司法机关)去管了。

          所以，静安区“五七干校”当时也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革命群众”， 一部分“牛鬼蛇神”。“干校”的“牛鬼蛇神”全部是原区机关和剧团带来的， 因为学校派来“干校”的老师都是“革命群众”，并无“牛鬼蛇神”。

          全“干校”究竟有多少“牛鬼蛇神”，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班有两 个。也可能，这两个“牛鬼蛇神”不是属于我们班的，而是我们连让我们班来负责看管的，因为我没有听说我连其他班也有“牛鬼蛇神”。这两个“牛鬼 蛇神”一男一女，都五十岁前后了:女的姓王，以前是静安区副区长，个 子矮矮瘦瘦的，脸色灰黄干瘪。我猜，王区长以前大概参加过什么学生运 动，甚至到延安去“镀过金”吧，否则不会做得到上海一个区的副区长这么 高的职位(上海的区长，级别应该比外地的市长都高吧);男的姓什么忘 了，是原越剧团的木工，据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组织之类，人也不 高，但较壮实、皮肤黝黑。他们都不住在我们宿舍里;开会、学习和劳动 当然也不跟我们一起，但是，不知为何，他们的劳动任务却由我们班来安 排，也由我们班派人负责监督这两条“牛”。而这个任务，竟然落到了我的 头上，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文革”结束之前近三十年之中，一个人只要“出身不好”，那就被打入 “另册”，犯了“原罪”，处处低人一等，必须一辈子“赎罪”、“改造”，争取 脱胎换骨，做个新人。“文革”初期，甚至还出现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的极端口号。后来，虽然纠正了这种极端的说法，创造出“可 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么个名称来代替“出身不好的子女”，但是，北京年轻工 人遇罗克还是因为写了批判文章《出身论》而惨遭杀害。遇罗克与美国的 马丁路德 · 金一样，为争取人的社会平等权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 结果，却得到绝然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一直为此感到愤怒和不平。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国民政府当过法官，59 年代末被判为 “(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后来又说:虽然管制期满，但还有一 顶“帽子”，要继续在里弄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争取“摘帽”。 “文革” 时，我家被抄、被斗、被扫地出门。虽然我本人没有历史问题，经历也很 单纯、简单，但是因为“原罪”在身，当然就必须有“自知之明”，什么都不 能与出身“好”的同学、同事去争高论低了。这次被派到“干校”，我也自以 为很可能是因为“出身问题”，所以才被首批派去接受改造的。于是，当我 们的王班长来找我谈，要把看管“牛鬼蛇神”的工作交给我的时候，我真有 点出乎意外、受宠若惊了!

          再说，看管“牛鬼蛇神”实在是个“美差”，因为主要工作是“看管”，自 己不用劳动。我们班里，政治条件比我好(比如，我校小梁老师，是团 员)、年纪比我大(比如，耳朵有点背的王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身 体比我差(比如，小潘，腿有点跛)的人有的是，可是王班长却把这个 “美差”给了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何在。

          其实，王区长和老木匠这两条“牛”实在也很容易“看管”，因为他们既 不说话，也不提出任何让我为难的要求，只是默默地顺从我分配他们做的 任何工作。记得当时他们的工作任务是由班长决定的，只是由我向他们下 达而已。工作任务都不重，比如:拾稻穗、编草绳之类的。他们默默地在 干活，相互并不交谈;我就坐在一旁看着，也不敢跟他们交谈。到了休息 时间，就让他们停下手中的活，休息半小时。大家还是默默地坐着，并不 说话。其实，我倒很想对他们表示一些同情和怜悯之意，但是不敢;我也 很想在休息时平等地跟他们谈谈心，问问他们的经历和遭遇，但是也不敢， 生怕被人看见，说我“串通”“牛鬼蛇神”。于是，几星期跟他们在一起，我 跟他们的交流只是交代工作任务和让他们休息、开工和回宿舍这几句话而 已。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久，大概最多两、三星期吧。有一天晚上，场部 又通知要开大会，于是大家都到那个大会场去集中。这次开的好像是当时 常常召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所谓“样板会”，也就是在会上当场宣 布某某人因为坦白交代得好或者劳动改造得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 所以现在“回到人民队伍”来了;而某某人则因为抗拒交代，或者又发现了 新的严重问题，现在就宣布从严法办。我看管的两位，竟也在这次会上宣 布正式逮捕法办，当场在会上被拉到台上去，由事先等着的两个武装公安 人员给他们戴上手铐，押上等在会场门口广场上的吉普车，扬长而去上海 公安局或者提篮桥了!

          于是我就无“牛”可看，当然充当“放牛娃”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不过， 我在暗喜至少得了两、三周空闲的同时，更庆幸的是在我看管他们的期间，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要是他们两位真出了什么事情，比如:逃跑了，自 杀了，那我就责任难逃，跳进崇明岛旁的长江也洗不干净了!

          后来，我听越剧团的顾女士说，王班长“文革”后又回区里当了领导 干部，现在当然也退休了。顾女士曾建议我们俩一起去探望王班长一下， 我倒真的很想当面感谢她当年在“干校”对我的百般照顾。可惜因为各种杂 事干扰，至今未能成行。否则，我倒还想顺便问问她:为什么当时会想到 让国民党法官的儿子去“看管”共产党的区长?!

          至于我看过的两条老“牛”后来命运如何，我也一直不得而知。我问 过顾女士，连她都不知道。我想，“文革”之后，他们大概也一定都“平反” 了吧。现在，当然不太会还在人世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