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章

我与笔友的故事

徐家祯

(五)

          自从得到党组织负责人的口头准许之后，我就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方兴 未艾的七一年前后与罗马尼亚笔友通起信来了。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人倒大 胆! ‘文革’初期许多人为了一点点无中生有的小事被诬陷为‘特务间谍’、‘里通外 国’，斗得死去活来，有的还就此逼死。你自己也因笔友的事差点受累，难道直 到如今还不接受教训，提高警惕!这真是‘老虎屁股上搔痒’呢!”

          其实，我这人平时处世十分胆小谨慎，往往左顾右盼、前思后想了半天 才行动一步，但有时倒又大胆得出奇，勇敢得惊人。其实，这两者 —— 大胆与 谨倾 —— 并不矛盾，只是看你如何处理好关系罢了。大家都看过杂技演员走钢 丝:他在离地数公尺摇摇晃晃的细钢丝上行走，那是多么大胆。但是，他在跨 出每一步时又是多么地小心、谨慎。杂技演员之所以不会掉下来，就是因为他 掌握了这两者高度平衡的技巧。处在“文革”政治高压下的中国，作为一名小小 老百姓要得以生存下去，也要有这种高度技巧，否则就会从钢丝上掉下来。轻 则折断手脚，重则丧失性命。我自信就有这样的技巧!在与笔友通信这个问题 上，我就想玩弄一下这种“走钢丝”的技巧:风头紧时，钢丝摇摆，我就站着不 动，“以不变应万变”;现在风头已过，钢丝平稳，正是我应该前进的时候了， 还等甚么呢!当然，我仍得“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以便在下一阵风到来之前， 先站稳脚跟。更何况，不管在任何时候都缩着脖子做人，多憋闷!现在有可以 伸一下脖子的机会，为甚么不伸出来来透口气，见个亮!只要像乌龟那样，能 在危险到来之前一下子闪电似的缩回硬壳里去即可。我也自信有那么灵敏的反 应!

         但是，与笔友通信要有资本。“文革”中我家经济一落千丈，不但我不能 靠家中生活，上海四口之家还全要靠我每月五十多元工资生活呢。好在现在只 有一位笔友了，一个月通一次信总还可以将就。但是不久，笔友又多了一位， 那一定是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事。那段时间是“文化大革命”中政 府政策最松动、最和缓的时期。

          那也是一个中午，邮局也送来一封寄到老屋地址去的海外来信。一看邮 票、地址、笔迹，我就知道是我最好的美国笔友的来信。虽然他已变换了地址， 但仍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都——匹兹堡，这我记得。

          这回我再也不用向党组织去汇报请示了 —— 有些事，做一次是聪明的， 做第二次就是愚蠢的了，像这种请示汇报的事就是这样。

          急急忙忙打开信一看，果然是他。在信中，他告诉我，他已从宾州大学 历史系毕业了，本来想再念一年教育文凭，然后当老师。然而多念一年书又要 付钱，于是不念了。现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也告诉我已结婚，我已忘了他 太太是做甚么的。

          在回信中，我最关心的是为什么六六年“文革”开始前，忽然他不来信了。 我想知道:是他主动中断通信还是海关中途拦截了我们的信件?如果是前一原 因，则为了什么?

          很快，他来了回信，说:是他主动中断通信的，因为他从新闻媒介知道 了中国的局势，怕与我通信会连累我，于是停止了通信。当然他不会撒谎。但 是在我头脑中，疑团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在六六年初，三、四十位各国笔友会 一下子全部都中断了通信?难道他们不约而同，想的竟会与那位美国人一模一 样?奇怪!

美国笔友寄给我的萧邦《夜曲》唱片两张

          在以前我同时有三、四十位笔友时，那位美国笔友并不是我最早通信的 朋友，但是，我们间通信的频繁程度是远远超过其它笔友的，更何况，我们还 交换过照片及其它礼物，其中包括那张被海关打碎的唱片。“文革”中通信时， 他成了我仅有的两位笔友中的一位，我们当然通信更加频繁了。他是位很忠诚、 认真的笔友，常在信中告诉我:“现在已经半夜一点了，我还在给你回信。”所 以他很少拖延回信。最表现他认真精神的一件事是一本辞典的事。

          一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买了一本《韦氏新世界大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准备送给我。我高兴极了，因为国内当时连中学生用的英 汉小词典都是买不到的。天天等那本词典，结果他来信说，因为中美没有正式 外交关系，邮局规定:寄中国的邮包不得超过某个重量限度，大约是两磅;而 那本词典已经超过了这一限度，所以不能寄。我失望极了。不久，他又来信说， 他与太太将去加拿大旅行，他会把那本词典带到那儿去寄(因为那时加拿大已 与中国建交)。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告诉我，他已从加拿大回来，词典已寄出 了。于是我天天盼，又过了两、三个月，我才收到那本从加拿大寄来的大词 典:仿皮的封面，烫金的书页，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硬纸盒。这本词典我后来 随身带到美国，又带来澳洲，现在还放在我阿德莱德大学办公室的书架上。

          与他通信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交换照片。他寄给我他家里的照片:有后 花园的玫瑰，门前很干净的街道，屋子里的猫，桌上的啤酒罐，还有他公司的 办公楼，他的办公室，甚至他同事的照片。当然，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六、七 年前我刚与他通信时，他还是中学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戴着黑边眼镜，清清 瘦瘦，一副文静相。六、七年后却成了个高高大大的彪形大汉，留了一脸络腮 胡子，如果不是他寄给我这些照片，我根本认不出这就是几年前跟我通信的那 位朋友了。

          收了他的照片，我也得回寄照片给他。但那时我居于斗室之中，连照相 机都没有，更没有钱用来拍彩色的了。好容易才拍了两、三张黑白的，不是背 景上是堆到天花板的杂物、书籍，乱七八糟，就是坐在我家唯一的那把椅子 — — 一张破藤椅上的我，一脸尴尬的苦笑。

          与美国笔友的恢复通信是我第二次与海外通信的高潮。可惜，这一高潮 只延续了两年多就衰亡结束了。关于高潮的结束，我只得放在下一篇章中详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