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四章


与总统府国策顾问徐鼐的一面之缘

（上）

徐家祯

          1991 年底，我应邀去台湾参加第三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 所以不但好奇心最强，而且收获也最大。这里，我不谈我第一次在台湾游览和参观的 地方，也不谈参加会议的收获和见闻，只谈我见到的两位长辈。

在李嘉有先生家中

          一位是我父亲年轻时的朋友李猷(嘉有)先生。以前，我年轻时翻看家里的照 相簿，总会见到有个穿着长衫的年轻人的照片，坐在古色古香的书房里，照片边上还 用毛笔题着“嘉有读书处”几个字。我好奇地问父亲是谁，父亲说是他以前参加苏州国 学会时认识的朋友，姓李，江苏常熟人。那时，父亲和李嘉有先生两人是章太炎先生 的国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都只有 18 岁。后来，李先生进了银行界，四九年随交通银 行去了台湾，就失去了联系。87 年，我父母来南澳旅游，父亲在墨尔本的《汉声》杂志发表他的旅澳诗词。这本杂志也在台湾发行，李嘉有先生在台湾看见，就恢复了联 系。后来李先生还把他离开大陆时留在上海的长子李桢先生介绍给我父亲。父母回上 海后与李桢先生来往很密切。这次我要去台湾，当然应该代表我父亲去看望父亲这位 失联几十年的老友。李嘉有先生那时已是台湾著名书画家、淡江大学教授、中华学术 院诗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书法协会发起人。他不但亲自陪同我参观台湾的故宫博物馆， 还在家里接待我，设宴款待我，作为后辈，我既深受感动，又深感不安。不想再过了 六年，李先生就因车祸不幸丧身了。我与李先生 91 年的那次见面也只能说是“一面之 缘”。不过，在这里，我想写的还不是这个“一面之缘”，而是与另一位长辈的“一面之 缘”。跟李嘉有先生的见面，只能作为此文的一个引子而已。

在徐大姐家中

(右起:笔者、徐英、周太太、Mark)

          这另一位长辈就是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徐鼐先生(注 1)。认识徐 鼐，是通过我在夏威夷时结识的徐英女士介绍的。徐英的父亲是徐谦，在北洋政府时 期担任过法务总长。(注 2) 徐英怎么会去美国夏威夷定居的，她一定与我说过，可惜现在我 完全忘记了。不过，在夏威夷时，我与徐英来往非常密切。她作为一位老华侨，对当 地新侨民很热情，所以那时在夏威夷的华人，不管年纪多大，都称徐英为“徐大姐”。 后来，我来澳洲任教，还一直与徐大姐通信联系，直到她九十多岁高龄去世。91 年底， 徐英知道我要去台湾，就说要介绍一个她的熟人和亲戚给我认识，那就是这位徐鼐了。

          徐大姐说: 徐鼐与我是同宗，都姓徐。徐鼐还是台湾徐氏宗亲会的会长，他们 的宗亲会规模很大，办有一本杂志，介绍同宗亲友的活动。所以，徐大姐说:我应该去见见这位同宗的徐鼐先生。其实，我与徐鼐虽是同姓同宗，却并不属于同一支:徐 鼐他们是安徽徐姓，我是浙江的徐姓。当然，五百年前，或者一千年前，大概也是属 于同一支的吧。不过，徐英与徐鼐倒确实是不但同姓同宗，还是同一支的。徐英也是 安徽籍，而且，她好像告诉我:那时已经八十岁的徐鼐排起来还是她的侄子。

          开完会，我特地在台湾多留了几天，就是想去拜见李猷和徐鼐这两位前辈。 1992 年 1 月 3 日是星期五，下午，我去拜访徐鼐先生。忘了我事先是否与他约过，记 忆中，好像我并没有直接通知他，也忘了徐英大姐是否已经写信告诉他我要去拜访的 事了。那时，既没有 email，也没有手机，通讯联系并非像现在那么方便。我只记得我 拿了徐老先生的地址，本来是想自己摸着找上门去的，结果不知为何，在路上问了好 几个店家，就是找不到徐鼐先生住的那条路，最后只能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去了。

          徐先生住的那条街很小，非常清静。他家是座平房，外面有很高的白色围墙。 围墙上开了一扇门，有门铃。我按了门铃，不一会儿，一位身材挺高大、精神极矍铄、 衣着也颇整齐的老者出来应门了。我一看就猜他是徐鼐本人。一问，果然。我自我介 绍以后，就被热情地请进了客厅。

          从进门到客厅，要经过一个小庭院。院中种着一些青绿的花草树木，还有一条 石板小路，直通正屋，布置得简单而干净。一进门，就到了客厅。客厅不大，墙角有 一棵挂着灯彩的圣诞树，很有节日气氛;正对大门有一套沙发，我与徐鼐先生就在沙 发上坐下谈话。我告诉徐先生，我这次是从澳洲到台湾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他就 说，他的女婿也是从美国来台湾开会的，正住在他家，不过他开的是一个科学会议， 说着就进里屋去，把他的美国女婿请出来与我见面。我们寒暄了几句，那位美国人就 又进屋去了，就留我和徐先生两人在客厅谈话。

          谈话就从我向他道歉，说不知道下午去拜访他会不会打扰他午休开始。他说， 他精神很好，每天上午工作半天，下午休息。他说他跟随陈诚副总统大半辈子，现在 退休了，就想为陈诚写一本传记。每天上午，他与秘书就是为这本传记工作一上午。 说着，他就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中间竖印着他的大名，右边印着职称，是“中华民国 总统府国策顾问”。他说，这就是他退休后唯一还担任的职务。

          徐鼐先生与我一见如故，非常健谈。尤其谈到他以前的顶头上司陈诚，更是侃 侃而谈，滔滔不绝。他听我说，这次是我第一次到台湾，就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了他 协助陈诚副总统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本来，我很想回澳之后就马上把徐先生的谈话回忆出来，写一篇长文，作一介绍。可惜，后来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没有空 再静下心来写散文。既然当时我既没有机会录音，也没有当场记笔记，于是时隔多年， 很多细节就都忘记了，真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徐鼐先生谈的三件大事，因为他说，台湾经济后来之所以能够 起飞，主要是做了这三件事。这三件事，正是陈诚副总统到了台湾之后所做的主要工 作。徐先生说，其实，作为副总统，陈诚只能是挂个名，领个头，起个策划和指挥的 作用罢了，具体工作，实际上正是他作为陈诚的左右手在做。所以，他对这些工作了 解得最为具体、详细。

          徐先生说:促使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改”。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 不久就按照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在台湾推行土改，此事就由陈诚挂名总 负责，徐鼐是具体执行者。他说:台湾的土改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减租减息，减轻农 民负担;第二步是把日本统治时代的所谓“公地”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卖给农民;第三步 是国家用日本人留下的企业股份来换取地主超过应有标准的土地，再把这些土地卖给 农民。徐先生说，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这些工矿企业后，政府本来就没有经济力量和管 理能力去经营，这样一来，不但农民得到了土地，而且地主也就转成了工业资本家， 这些政府没有能力管理的企业，就都转成了民营企业。后来，台湾土地的价格飞涨， 农民个个发了大财;地主成了工厂主，有的后来就成了台湾最大的工业资本家。于是， 台湾的“土改”就成了“双赢”的大好事。他说，大陆也搞“土改”，但是，其结果却恰恰相 反，最后，不但地主丧失了土地，而且最初分得了土地的农民，过了几年也因搞“互助 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而最终还是失去了土地。于是成了“双输”的坏事!

          徐先生接着说:促使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二件大事是建造石门水库。他说，要发 展农业，就需要发展灌溉。台湾以前没有大水库，于是就决定 1955 年动工于桃园建造 一座石门水库，由陈诚副总统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而具体工作则是当时担任“石门水 库建设委员会执行长”的徐鼐先生总负责的。他说，在开工前，他们考察了世界各国的 大水库，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建造的资金是向世界银行借的，得到的是很低很低 的利率。因为后来水库建成后得到了很大的收益，所以，徐先生说:“台湾就等于利用 世界银行的钱来赚钱了。”水库建了八年才建成。徐先生最详细介绍的是工程结束后他 怎么处理解散劳工的经过。因为工程巨大，雇佣的劳工达 7000 余人。起初，解散的消 息传出后引起劳工将要失业的恐慌。后来，徐鼐先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人人皆 大欢喜。可惜细节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他说，现在石门水库中还有纪念碑记述此事。说着，他就起身进里间，拿了一本他自己写的关于石门水库的小册子来送给我。 可惜，这本书因为几次搬家，现在我一时找寻不到了。

          最后一件有利于发展台湾经济的大事是建造环岛铁路。这件事虽然是蒋政府一 迁到台湾后就开始筹划的，但是等到具体进行时，陈诚已经去世了，此事主要是在蒋 经国先生担任总统期间完成的。徐鼐先生是否也参加并主持了，我已忘记，不过，那 天他也谈了参加蒋经国政府开会讨论环岛铁路的经过。

徐鼐、笔者和华松年在徐宅

          正在谈得兴头上，又来了一位客人，叫华松年。看来，华先生是徐鼐先生的熟 客，徐先生向华先生一介绍我原来是中国大陆的，华先生就坐下来跟我大谈特谈海峡 两岸的统一与和平问题了。徐鼐先生也参与对话，一谈就谈到六点钟了。冬天，天黑 得早，我一看天暗，就想起身告别。谁想徐、华两位谈兴正浓，还不想罢休，就建议 去附近饭店吃饭。看来华先生对这带很熟，他建议去附近一家西餐馆用餐。徐先生也 附和，于是三人出门步行不久就到了。在餐馆边用餐边继续谈话，一直谈到九点多钟 才尽兴而散。

          告别时，徐鼐先生忽然问我:“你想不想去石门水库看看?”他说他有政府提供 的汽车和司机，可以开我们去桃园。我当然不愿意失去这个好机会，就约定三天后再 去徐先生家同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