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二章

我也有一位恩师

—— 纪念中国语言学界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逝世 20 周年

徐家祯

(四)

          （接上文）不过，事情到了第二年，亦即 1981 年的春天，才有了转机。那时， 我打工打了一年，积蓄了一些钱，至少够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了吧; “托福”也考过了;吕先生的信帮我作出了选择专业的决定:还是在语言 学和语言教学这个领域中寻求发展。因为我想，汉语是我的母语，而且我 已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要是以我之长，去与美国人之短竞争，说不定我 还有优势，否则，无论年龄还是经济，我都站在劣势地位，与美国人竞争 是会吃亏的。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美国大学有“语言教学”方面的专业。当时在 中国，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大学开设过这方面的专业。记得我第一所申 请的大学就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系的语言教学专业，当时这个专 业的负责人是 Timothy Light 教授(中文姓名是黎天睦)(注 18)。多年后， 有一次在北京开国际会议，黎天睦教授竟然被分配与我住同一间房间，我 还告诉他当年申请他们学校想当他学生的事。不过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

          在美国申请进研究院，要有推荐人的推荐信，还要有初步的研究计 划。推荐人当然越有名越有效。我就请吕先生做我的推荐人之一。不久， 我就收到了俄亥俄大学的录取通知，但很遗憾的是，他们大学没有奖学金。 所以，我想再等一等，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因为我知道进了大学，平时很可能就没有时间打工赚钱了。唯一的办法是利用暑期做整个暑假的 工。美国暑假很长，有两、三个月。有的小镇上的餐馆找工人，管吃管住， 于是两、三个月的工资可以全部积蓄下来，下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全 都有了着落。我知道有很多外国学生都这样做，所以，要是申请不到奖学 金，这也就是我能走的唯一一条路。

          正在这时，我就想到了吕先生介绍的王士元教授。于是，我就给王 教授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学历、经历和来美后的情况都写给他，问他是否 有可能去伯克利大学做他的研究生，也问他们学校有没有奖学金可申请。

          信发出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没有收到王士元先生的任何回音，倒收 到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那时，该系还未与东亚文学系合并)主任李英 哲教授(Y. C. Li)(注 19)的一封信，问我想不想申请他们系的研究生和 助教奖学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给王士元寄信时，王教授正在为期 半年的研究假期中。那时，他在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伯克莱大学把我 的信给他转到了夏威夷。王教授知道伯克莱大学语言学系没有奖学金可以 提供，就问夏威夷大学的李英哲是否有办法，于是李教授就给我发了这封 信。

          李教授的这封信真如落在旱田的甘露，太及时了!因为我看李教授 后来寄来的资料，知道要是得到夏威夷大学的助教奖学金，不但研究院的 学费可以全免，而且大学还能提供医疗保险和每月几百美元的工资，而我 作为助教的任务，就是一周在主讲教授的指导下上六节辅导课。这么一来， 我就不但不用再为每学期都要交的学费发愁，而且每月还有固定收入，从 此也就得以脱离跑堂、送外卖、洗碗的饭馆工作了。

          另外，我也寻找了一些资料，知道夏威夷大学在语言学、汉语研究 和教学方面都是全美国名列前茅的。不但前文提到的赵元任、李方桂、王 士元等世界一级的语言学家都在夏威夷任过教，而且，编写那套全美国使用最广泛的汉语课本(注 20)的 John DeFrancis 教授(他的中文名字是约 翰·德范克)就是夏威夷大学的退休教授。那时，他和李方桂先生退休后 还都住在夏威夷。后来，我进了夏大，在念书期间还与我们系其他老师和 研究生一起去他们家里拜访过他们二位。DeFrancis 热衷于中国的文字改 革。那天我与他就谈起了汉字改革和拼音化的问题。不久，他就写了一封 英文信，给《人民日报》，谈的还是文字改革问题。他让我把这封信翻译 成中文，抄写后寄给报社。后来是否刊登了，我就不记得了。

          于是，我决心申请夏大的奖学金。按照李教授寄来的资料，我一步 一步开始了申请程序:填申请表格、寄中英文的录音磁带、提供推荐人姓 名、地址以便系里直接发信去要求推荐人写信推荐。吕叔湘先生当然是我 三位推荐人中头一名。

          几周以后，我就收到了入学通知。九月初，离开纽约，坐“灰狗” (Greyhound)长途汽车横跨美国，到了旧金山，再飞往位于太平洋中间 的夏威夷。我之所以选择这样走法，一则是为了省钱 —— 记得那时“灰 狗”长途汽车的车票比飞机票要便宜得多;二则，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想 借此机会好好看看美国。我随身带了一张美国地图，从纽约到旧金山，路 上好像走了两天两夜，横穿美国各州，跨过密西西比河，翻越落基山脉， 的确让我大开了一下眼界;三则，我在旧金山有老朋友一家，也是从上海 去美国的，我想趁机去看望他们。

          进了夏威夷大学，我在与吕叔湘先生的通信中，主要谈论的是论文 的题材问题。吕先生为此帮我出过不少主意，在一封信里，他给我出了四 个题目，供我选择。但是最后，因为我的论文导师郑良伟教授(Prof. Robert L. Cheng)(注 21)是研究中国方言，特别是台湾方言的权威，曾 研究过日语、台语与汉语中古音的关系，但他不懂上海方言，于是就鼓励 我选择上海方言的语音研究作为论文题目。吕先生知道后，又介绍我认识《中国语文》杂志社的方言专家张惠英(注 22)。通过张惠英女士，我认 识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吴语研究专家许宝华教授(注 23)。

          我到纽约的 1980 年，正是美国经济最差的一年。那年美国大选，卡 特总统就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只当了一届总统就下了台，把位子让给了 里根总统。记得大选期间，我和同样住在地下室的台湾留学生两人天天看 电视台的竞选节目。我帮卡特，他帮里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伤了和气， 但第二天却又和好如初。其实想想，我们两人都没有选举权，真是“不急 皇帝急太监”呀!里根上台后，美国经济有一时期还是没有复苏，那就是 我在夏威夷的时期。面临毕业，眼看很可能就会失业，火烧眉毛的时候就 要到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忽然皇天不负有心人，从 天上掉下来一个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教职。此事真有点像小说里的情 节一样惊险而精彩。不过，在这里我也不宜把故事扯得太远，还是先刹一 刹车，以后专文专谈这个故事吧。

          当然，帮我赢得澳大利亚大学教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定又是吕叔 湘先生力重千钧的推荐信，这是不用多加怀疑的。

          到了澳洲，一开始根据当初申请时的合同，我只有六年的教学期限。 但是，六年还未到，大学就根据工作需要及我的教学和研究表现，将我转 为终身教职了。于是我就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下来，并在阿德莱德大学工作 了 26 年半才退休。这是后话，不必在此多说。

          在澳大利亚期间，吕叔湘先生与我的通信比我在美国时频繁了一些， 那是因为我的情况逐渐稳定起来，不像在美国时那么颠沛流离、搬迁不定 了。

          从对上海方言语音的研究，我发现语言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于是，在澳大利亚任教时，就开始对社会语言学感起兴趣来了。我在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曾翻译了两本社会语言学专著:一本叫《语言和情景》 (注 24)，一本叫《语言的演变》(注 25)，后来都由吕先生推荐在北京的 语文出版社出版了。当时在中国，社会语言学还是比较新的学科，这两本 书被人在论文中引用得相当频繁，我的译笔也曾得到很多好评。

          老实说，要是没有吕先生的大力推荐，在当时已经开始的出版业越 来越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两本语言学专著要出版是不太可能的。吕先生在 给我的信中，也常对当时出版业的歪风邪气发牢骚。比如，在 1990 年 1 月 13 日的来信中，吕先生说:

          “家人限制我伏案(因为这封的前文中，吕先 生谈到自己最近身体不好的事 —— 笔者注)，因之吃 饭睡觉之外，只能手持一卷闲书或坐或躺，遣此永日。 杂志一份不订，报亦草草过目。就这样也难免感慨。 例如数日前见一新书消息，某地出版一本讲《易经》 的书，印数四十万。而有些颇有价值的文史书，则只 印三、二千，甚至一千五百本。《周易》不是不可研究，但为何印四十万?有无四百人真正研究此书?我 怀疑。文化方面比这更乌烟瘴气的还不知有多少。我 几乎有回到五四以前的感觉。”

          1985 年 8 月，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 有 20 个国家的 260 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个研讨会。我也代表我校参加 了这个大会。吕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我去他家拜访他， 他事先约我去他家用午饭。那时，他家里好像已经有了保姆，但很可能， 饭菜还是吕师母亲自下厨去做的，因为饭菜都是南方口味的家常菜，做得 很入味。那天天气很热，饭后大家还坐在客厅的那张沙发上吃西瓜。

与吕叔湘先生一起参加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

(1985 年 8 月摄于北京香山饭店)

          两年以后，1987 年 8 月，还是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研 讨会。那次会议，我因事不能出席，但事先寄去了我的书面发言，同时也 寄了一个副本给吕先生，请他提提意见。不料这一年的大会主题发言就是请吕先生作的，而吕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竟然就是对我发言的看法，还在 讲话中点了我的“大名”，于是弄得从世界各地来的代表都知道有“徐家 祯”这么一个人了!那年，还在北京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我被当选 为第一届理事。这个会议除了 1998 年在德国汉诺威召开的第六届会议我 未能出席以外，一直到 2008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会议，我几乎届 届参加。学会的理事也一直当选到 1998 年为止。2009 年，我从阿德莱德 大学退休，以后就不再出席学术会议了。

与夏威夷大学两位导师李英哲教授和郑良伟教授

一同参加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

(1985 年 8 月摄于北京香山饭店)

          每次去北京开会，我总去拜访吕先生。但是，吕先生的身体却一天 天衰弱下去了。记得最后两次见到吕先生，都是在医院的病房里。

          第一次记得是 1993 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 会后去拜见吕叔湘先生。事先有人告诉我，吕先生身体不好，住在友谊医 院，于是我就没有去他家，直接去了医院。进门在问询处一问，就告诉我吕先生住在某病室。那是一个处于高层的房间，吕先生住一个单人间。我 进去时吕先生躺在床上休息，旁边有一位保姆陪侍着。那天我看吕先生精 神还不错，所以我想有可能因为北京夏天太热，社科院怕老先生家里居住 条件不佳，就让他来医院休养一个夏天吧。谈了一会，我要告辞了，他从 床上坐了起来，问我:

          “那你这次回去是不是要带点参考书回去呢?想买点什么书?”

          我眼睛一热，差一点流下眼泪来，连忙说:

          “您养病要紧，不要管我买参考书的事了。我会找语言学院的人帮 忙买的。”

          其实，自从认识吕先生以后，只要他出版一本新书，几乎每本都不 忘记签名送我一本。记得有一年他带了一批助手，住进北京某饭店，花了 好几个月，写出一本《现代汉语八百词》来。出版后不久，他就寄了一册 来给我，还道歉说这本书是样本，有点疵瑕，但是因为觉得大概对我教学 有用，所以赶快寄给我一本。我打开一看，只是扉页有点撕破而已。这本 书后来真的成了在汉语教学上我最常用的参考书之一。直到现在我还放在 手边。

          第二次去医院看望吕叔湘先生是 1996 年 8 月在北京开完第五届国际 汉语教学研讨会以后。那次，也是有人事先告诉我，吕先生身体不好，又 进医院了。他好像还是住在友谊医院，只是换了一个较大也较明亮的单人 病房，还是有一位保姆侍候在旁。

          这次吕先生看上去情况不太好，连讲话的力气都不太有，我在病房 里呆了不到半小时，跟他谈话的时间大概只有 15 分钟，几乎全部都是我 一个人在说话，他只是听听而已。

          记得那天我主要是告诉他这次大会的情况，还告诉他周有光先生也 参加了大会，我跟周先生一桌吃饭，谈到了汉字电脑输入的问题。会后， 大会组织游览慕田峪长城，周有光先生也去了，我搀周先生走上了长城。 吕先生听了似乎很有感慨地说了一句:

          “周有光比我小两岁。他今年也 90 了!”

          谈了不一会，他就告诉保姆说要上厕所。我见保姆搀着他走到厕所 去，步履十分艰难。吕先生在厕所好长时间也不出来，后来听见他在厕所 对站在门口的保姆说:“我身体不好，徐先生还是请便吧。”

          我不好意思再等，就离开了。不料这就是我与吕先生的永诀。

          1998 年 4 月初，我在澳洲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来的吕叔湘先生去 世的电报。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使用 email ，我就发了一个唁电，表示我的 哀悼。

          吕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0 年了。巧的是，我从 1978 年通过《中 国语文》杂志给吕先生写第一封信，到他 1998 年去世，也是整整 20 年。 一封盲目寄出的信，竟赢得了一位语言学大师终生的关注，改变了我的人 生轨迹，这或许也可算是一个奇迹吧。遗憾的是，由于我本身努力不够， 一生取得的成绩很小，辜负了吕先生对我的期望，这是我最大的抱憾! （全文完）

                        2018年8月21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