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九章

老李

徐家祯

(四)

与母亲在上海江苏路朝阳坊住所走廊上

(约摄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初)

          父亲的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恢复，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解雇了父亲的 护理人员，最后只剩下老李一人。这不但是因为老李服侍我父亲十分周到、贴 心，而且他后来实际上已成了我们家的总管，我们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我们家庭并不大，除了弟弟、妹妹在外地念书、工作，住在上海的只有 父母、我小弟及我而已。然而我们家的“摊子”不小，尤其是那幢三层楼的大房 子要不断地加以照料，还有很多里里外外的事要办理、应付。我母亲一向是个 家庭妇女，一个人常常无法对付过来，需要一个帮手。那时小弟还在念高中， 父亲却又中风;而我虽已工作，但只全心全意于教书，不管家务;原已雇用的 那个女佣不识字、没文化，只能管管买菜、煮饭、打扫、洗衣等内务琐事，于 是老李就成了我母亲的好帮手。

          老李做家庭总管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他见过世面、知书识礼、头子 活络(上海话:“灵活聪明”的意思)、交游广阔。对内，他可以耐心、仔细地 服侍我父亲;帮我母亲指挥女佣，安排家务;为我们倒茶、递水;闲来又能陪 我们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时事政治、前朝后代、张家李家地闲谈。对外，他 可以帮父亲去请大夫、要药方、买药，为我们去办交涉、寄邮包、买书籍、用 品，特别是难以办到的东西。老李简直无所不能。

          记得那时我们房子顶楼的大平顶有点漏水，要修一下。那时在上海，要 修房子决不是有了钱就可以办到的，还要去找人、找材料、送香烟、说好话。 这些事当然都由神通广大的老李去办妥了。说好是由房修队来修整个屋顶，大 概共需几千元修理费。老李去接洽好了，只等付定金。忽然，父亲睡了一晚又 变了卦，觉得修全部屋顶还不如只修漏水的那部份合算，于是吃早饭时叫女佣 去房修队关照，不要全修了，只用部份修理即可。女佣刚走，我与小弟也下楼 来吃早饭了，知道父亲的新主意，大不以为然，认为要找房修队不是容易事， 既然要修，不如全修，一劳永逸;否则，这次不修的部份以后再修起来又要去 “求神拜佛”了。这时，老李已来上班，也附和我的意见，于是父亲又一次动摇。 但那时女佣已走，连忙再差老李去追女佣，要她不要再去房修队改变计划了。 最后追到没有我已忘记，但即使没有追到，女佣已告诉房修队改变计划，老李 也有办法再去改变过来，这点我毫无疑问。事实是，最后付了五百元定金，要 房管处修全部屋顶。结果，还未动工，“文化革命”已经开始，资本家财产全部 没收，五百元定洋当然也在没收之列，不再归还了。

          我在《南澳散记》(注 1)中曾提起此事，说老李追女佣那一幕十分滑稽， 使我想起法国喜剧家莫里哀(Jean-Baptiste Poquelin Maliere 1622–1673)的剧 本在舞台上上演时常有的场面:一连串男男女女在舞台上追来追去，团团转。

          另一次我记得比较清楚的、请老李去办的事，是买轮椅。那大概是龙华 公园之游以后的事。

          可能因为我父亲那次外出之后觉得不错，但又觉得体力仍不济于在公园 中行走，于是产生了买轮椅的主意;也可能是老李的主意:老李总有不少奇奇 怪怪的新主意，这次很可能也是老李的主意，要父亲去买轮椅来，说可由他推 着在屋里往来，或者外出。父亲同意了，于是又要老李去设法采办。

          那时，在上海要买点东西虽不象再过几年那么困难，但也决不是只要有 了钱就可去买来的，尤其是轮椅那种非日用品，简直连哪里卖的都不知道。记得也去医药公司等处问过，回答大概是只供应医院、公家，不供应私人之类。 最后，老李不知通过什么三教九流的关系打听到可去某工厂定制，价钱当然不 会便宜，但自己可以设计样子，提出要求。于是接连好几天功夫，大家都讨论 起什么样的轮椅好来。最后似乎决定要定制一种既可由别人推，又可由病人自 己手摇的那种，以便父亲体力——尤其是臂力——恢复得再好一点可以自己用 右手摇动。在此期间，老李当然又忙不迭地奔波于工厂与我家之间:传递图纸、 意见、信息等等。最后，可能又是因为我的反对而没有做成这笔生意。

          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我觉得父亲的左手足以后还能恢复，不像某些老 人，已经到了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的地步。医生说要父亲锻炼是对的，如果 坐了轮椅，产生了依赖心，可能以后真不能再走动了。再说，我们家有三层房 子，轮椅决不可能推上三楼;即使从门外推到门里，也得经过好几级台阶，很 不方便。最后大约听了我的意见而未买，浪费了老李的不少劳力。

          幸亏那时未买轮椅。后来父亲再锻炼了二、三个月，就能靠拐杖走路了。 如果坐了轮椅，至少恢复得不会那么快。更严重的是，不久，“文革”爆发，如 果“红卫兵”冲进我家来抄家时看见资本家、反革命坐在轮椅上，要劳动人民去 推，父亲岂不会罪加一等?“红卫兵小将”们恶作剧起来，说不定会要我父亲坐 在轮椅上挨斗，甚至要父亲去推他们，那就真会赔了他一条老命!

          除了办外务，老李最得我们欢心的是给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服务。他能 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年龄、兴趣来讨好我们，这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女仆所绝 对做不到的，于是他的地位无形中提到了主人及仆人之间，当然，这是我们的 那位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女仆所不想看见的。

          老李首先要讨好的当然是我父母，因为那是他的主顾。老李对主人的凑 趣真是无微不至。记得有一次老李外出购物，忽然带回来三大盆有一尺多高的 仙人掌，形状很奇特。老李把它们放在院里走廊上，问我们这些仙人掌像什么。 我们都猜不出谜底是什么。最后老李说:“我看是像‘福’、‘禄’、‘寿’三位仙翁才 买来的。”其实，即使这些仙人掌长得再奇，也并看不出人形，但经老李这么一 说，讨了个好口彩，我父母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另有一次，老李外出又买来好几个彩色雕花玻璃杯，把它们放在父亲床 对面的橱顶上。他说父亲失眠睡不着时看看可以增加睡意。这样做法有否科学 根据及实际效果且不说它，但老李一片心意很得我父母的欢喜。

          老李知道我喜欢听西洋古典音乐、看外国小说、学外文，他就跟我谈这 些内容。有一次甚至从家里带来一、两张三、四十年代的唱片 —— 当然，那音 乐不属于我欣赏的范围，唱片也老得不能再听了。但我仍感谢他的一片好心。

          老李来工作二、三个月之后，初夏来临。吃了晚饭，老李常不马上回去， 陪我在园里走廊上乘凉。那时父母早上楼去睡觉，小弟也回他房里去做功课了， 只有我与老李坐在树影婆娑、月光如水的廊下。老李一枝烟、一杯绿茶，再去 冰箱里给我倒一杯葡萄汁，加几方冰块，又拿一盆水果，放在我躺的藤椅旁。 他还告诉我水果应怎么放在盘中好看、各式冷饮应怎么调制等等。然而，当我 邀他自己也尝一点时，他却总有礼貌地用“胃不好”、“不能吃冷饮、吃水果”的 借口来拒绝。

          然而他却并不用我去邀他讲故事。在乘凉时他谈得最多的是他自己过去 的生活。我记得他告诉我越南河内或海防夏天如何美丽。他说那儿不管白天如 何酷热，傍晚总有海风习习而来。街道两边热带树上开满红色的大花。每当其 时，他总与一群好友，换了白色晚礼服，开一辆敞蓬汽车，到山上夜总会去喝 酒、跳舞。说到此处，他仰头望着洁白、明亮的月亮，似乎回到了过去辉煌的 年代。我对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并不感兴趣，但也会沉浸在凉风习习、红花满街 的想象世界中。我那时很有点怀疑:红花开在街上会不被行人采光?一直到十 五年后我到了夏威夷，才亲眼看到了老李描写的景色。

          与老李一起度过的几个平静的傍晚，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最后的、最 愉快的回忆。其实，当时“文革”早就开始。六月一日，我们学校已经贴满大字 报，一批老教员已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挨斗;学生也已经“停课闹革命”。只 是那时“红卫兵”还未产生，“革命小将”还未上街扫“四旧”或随便冲进家里来抄家。 所以，我白天“闹革命”，回来却仍可以当“少爷”。我还天真地以为，在中国就 象在英国一样，“家”就如“城堡”那样坚不可摧(注 2)。谁知此时一场大风暴已 在酝酿，我的“安乐窝”正是危如累卵呢!

注 1:  关于《南澳散记》一书，可见本书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2 节“高半城”注 1。

注 2:  英国有谚语曰:“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 意思是:家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