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

徐家祯

(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家人团聚于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

(中立者为三叔祖与三叔祖母，中排左第二、三人为我父母)

          六六年十一月，三叔祖与我们家都“扫地出门”之后，“红卫兵”、“造反派” 当然就不再来抄家了，因为他们知道已无物可抄。于是，对我们来说，“文革” 的节目就转到另一项去了，那就是批斗。既然三叔祖与我父亲住在同一条弄堂 里，凡是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党委开起批斗会来，他们就往往是“难友”。

          其实，虽然我父亲既是“剥削阶级”又是“反革命”，有双重身份，总是比 三叔祖只是“剥削阶级”——最多再加上个“摘帽右派”——要复杂得多，但在“文 革”初期，三叔祖的处境可能在某些方面更为困难。至少就他生活环境而言，不 但物质条件更差，而且他住的那幢房子的正屋里就住着一个里弄干部，可以成 天监督他们。那位干部的儿子又是中学“红卫兵”，正巴不得有那么一个“阶级敌 人”住在身边，可让他表现无产阶级仇恨、英雄主义精神。于是，一会儿去他们 门上写“吸血鬼”、“大臭虫”，一会儿去“勒令”他们扫弄堂，学《毛选》，整天不 得安宁。三叔祖爽朗、响亮的笑声再也听不见了。只见他脸色又紫又黑，弓着 腰，驼着背，低着头在弄堂里默默地走进走出。

          “文革”之中，人人自危，谁还能顾及别人?尤其是“有问题”的人家，好 像得了瘟疫一样，亲友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上门去?我父亲岂止“有问题”， 而且还有双重问题，于是简直好像断了六亲。然而，三叔祖仍然来。尤其是“文 革”后期，作为单纯的资本家，他已可见到一线光明，而我父亲作为“反革命”仍 黑云压顶的时候，三叔祖不避嫌疑，几乎天天来看我们，真是难能可贵!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三叔祖每天拄着一根藤杖、弓着背、手里提着一 个尼龙袋走进我们朝北的斗室中的情景。在我们两家都住在同一条弄堂中的十 多年中，三叔祖几乎一天不间断地每天过来坐一会儿。如果我也在家，他就多 坐一会儿，因为我在工作，他认为我消息比较灵通一点儿。记得那时他的第一 句开场白常是:“今天有什么消息?”而那时，整个社会死水一潭，好像连空气 都冻结住了一样，还有什么“消息”可说?所以，后来，我没等三叔祖开口，就 抢先说了:“今天又没什么消息。”于是，三叔祖往往长叹一声。有时，随便讲 几句闲话;有时，默默地坐上一会儿，就站起走了。有的时候，三叔祖情绪不 好，一进门就连连叹着长气，没坐两分钟，就默默站起离去。有的时候，三叔 祖甚至一天走来两次。在那些时候，我们往往可以知道三叔祖的心情实在是坏 极了。也有的时候，我父亲心情比三叔祖更坏，对于三叔祖的问题，我父亲爱 理不理，有时还有意无意地冲撞几句。我冷眼看着，很不是滋味。当然，父亲 当时的处境，我完全知道，但三叔祖每天过来看望我们，完全出于关心及好 意;何况我父亲的尴尬局面又与三叔祖无关，如何可把气出在他头上?好在三 叔祖并未把我父亲的态度放在心上，见我父亲心情不好，他少坐一会儿，叹口 气，站起走出。但第二天，有时甚至当天下午，又会过来。

          后来，到了“文革”后期，资产阶级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三叔祖的小女 儿结婚后，女婿总不能与丈人、丈母同住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汽车间，于是政府 不得不分配给他们一套小得像鸽子笼一样、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一卧室一客厅 的宿舍房。父女两代各占用一间。房子还在同一弄堂中，只是再稍向南去一点 罢了。再后来，资本家得到了政府发还的两千元抄家物资。(注 1)我父亲因除 了资本家那朵乌云，另有“反革命”那朵乌云罩在头上，因此，所有这些好处都 是没有份的，我父亲好像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他情绪更坏。三叔祖仍不 避嫌疑地几乎每天都来。有一次，他还安慰我父亲说:“三家人家(指我父亲及 两位叔祖)中只要有一家好了，另外两家总不会饿死!”我相信，如果我父亲情 况没有变好，三叔祖是一定会像分家以前在大家庭住着一样照顾我们的。

文革后与家人摄于上海工商联院中(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右起第四和第五人为徐礼耕夫妇，我母亲为左起第一人)

          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不久落实政策。虽然我们和叔祖 父房子发还的事还要晚些时候，但钱财却很快发还了，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也得 到了解决。三叔祖在那段时间仍几乎每天来，但已不再愁眉苦脸，心情好多了。

          不久，我就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注 2)当然，我很快告诉了三叔祖。 他高兴极了，因为我是我们大家庭中除了他之外，第一个人有机会去美国的。 临走那天早上，一早赶来送我的亲友有几十位，大家站在院子中留影，三叔祖 也在其中。

          在纽约一年半中，我大概写过一封信给他。他也回过一信，说五十多年 前，他也在纽约住过，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套公寓每月租金似乎只有五 块美金，地下铁一张票似乎只有五分钱。我已记不清他讲的钱数，反正低得令 人不可置信。他问我那时价钱如何。我告诉他，我租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每月就要九十美元;地下铁车票已达五角钱一张。不久，票价即涨到六角，我 一年半后离开时好像记得已到七角五分了。

          在外国几年中，我与三叔祖通过几次信，他是有信必答的，可是他的回 信除一封外我都丢了。那一封保存着的信是我来澳(注 3)一年后第一次回中国 前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他给我的回答。现在成了我拥有的他的唯一墨迹。

文革后与家人摄于中山公园(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坐者为徐礼耕夫妇，中立者为我父母亲)

           此信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的，很短。他说:

          “今年上海天气，先是连绵梅雨，转晴后即连续酷热二 十天。我因体力转弱，突然中暑高烧，经住院十五天，现已 出院。同瑛(即我三叔祖母——笔者注)病已半年，医断为 心脏房颤，更兼其他症候，时有反复。荷蒙 远念，感谢莫 已。

          不久能有机会回国，实所盼望。如有准期，望能先告。 临风依依，不尽欲言。”

          信虽简短，但很有真情实感。那时，他们和我们家都先后搬回了自己的 大房子中去住。一开始，只住第三层楼，下面仍是公安局的警察局;又过了几 年才整幢房子发还。“扫地出门”十四年，好不容易回到老屋，三叔祖还写了一 首打油诗:

                           “扫地出门十四年，归来重住旧房间;

                             似曾相识梁间燕，花落花开总偶然。”

          十四年后，似乎财产、房屋发还，一切可以重归旧好了，但已失去的光 阴是再也无法归还了。我第一次回国时，三叔祖已近八十岁。我父母告诉我， 他已不再来我们家了。我父母有时去他们三楼看他，带些他爱吃的家常菜去。 我回国后第二天一早即去向他请安，他高兴地指着玻璃板下压着的我从美国、 澳洲寄给他的照片给我看。第二次回国，三叔祖母已卧床不起，三叔祖也几乎 足不出户了。再过半年，我第三次回国，他们二老都住在医院，不久三叔祖母 即故世，三叔祖倒渐渐康复回家。但家里人都不敢告诉他三叔祖母去世的消息， 只讲她仍住医院中。我离沪时去向三叔祖告别，他还病卧床上，这是我与他相 见的最后一面。

三叔祖徐礼耕(中坐者)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与家人摄于上海江苏路朝阳坊 20 号家中三楼卧室内

(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左起:十六叔叔徐祖东，亲戚王梅仙、六叔叔徐祖美、八姑母徐宣寿及八姑夫沈祖樾)

          八七年，父母来南澳看我，住到八八年八月底才回中国去。在六、七月 中，我弟弟来信说三叔祖又送医院了。不久，又说情况稳定出了院。我父母回 国不到一月，就寄来三叔祖病逝的噩耗。

          据他们来信说，那天晚上他吃完晚饭还带上手表说:“七点、七点了。” 声音比平时清楚。过了一刻钟，他小女儿想给他盖被，见他似乎要呕吐状，两 手微微抖动抽搐，不一会儿，脸色已变。连忙按电铃叫他人上来，三叔祖已经 停止呼吸。享年八十七岁。

         三叔祖虽一生多难，但他所受之磨难其实无一不与国家和民族所受的磨 难息息相关的。如果撇开他那些因为国家、民族所受磨难而受的磨难，那么， 他的一生也算福寿双全了。

          上海二十毛纺厂在为礼耕先生作的悼词中称他为“丝绸工业的巨子”、“真 正的爱国民族企业家”，我想我三叔祖是当之无愧的。

          我父亲在三叔祖追悼会上送了一付挽联上，挽联上所说的意思，大概可 说是他一生及与我们关系的极简洁的概括:

                              “孤露痛鲜民，夙昔耳提面命，叔季由来犹父事;

                                胸怀原坦荡，平生北马南船，道山归去即仙游。”

注 1: “红卫兵”、“造反队”抄家是 1966 年下半年的事。以后，一直没有确切的政策，说被抄去 的财物是没收了，还是以后还将发还。于是，社会上各种传闻很多:一会传说财物已经 进入国库，不会再还了;一会儿又传说，迟早总会还的，甚至有时还传说已经在开始处 理了。所以，三叔祖每次来我家问的“有没有消息”，除了关于“文革”中政局方面的消息以 外，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抄家财物处理这方面的消息。结果，一直到“文革”结束，绝大 部分抄家物资都没有作过什么处理。后来，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就开始正式处理“文 革”遗留下来的这一大问题了。在上海，一开始是，凡是在“文革”中被抄的资本家，都先 发还两千元，至于其余财物，当时并没有明确说要等何时以及如何才处理。当然，既然 政府已经发还两千元，对资本家来说，就好像先吃了一颗“定心丸”，知道其他财物的发 还一定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我父亲，因为不光是“资本家”，还有“历史反革命”这个罪名， 所以，一开始，别的资本家拿到的那两千元，他是没有份的。于是，他就不知前途如何， 终日惶恐不安了。过了几个月， 我父亲也拿到了那两千元， 他才定下心来。我们家和两 位叔祖家的抄家物资得到最终处理，那是已经七九年初了。处理方式是:被抄的存款悉 数发还，利息当然是不算的;其余被抄物资按清单折合当时物价归还。记得那时黄金的 价格是九十多元一两。而首饰、文物、书画、家具等等，当然就更不值钱了。至于我们 与三叔祖家原来的住房，因为那时已被上海长宁区警察局占领，做了全区警察的办事处和宿舍，一时无法归还，就又拖延了两三年，一直到我八 0 年出国后才还。我们那所住 房的三楼，当时已成警察局马局长的官邸，而按照政策，政府干部应该带头落实政策， 于是他就把三楼先还给了我父母。他们搬回去住的时候，下面两层还是警察宿舍，住满 了警察。再过了一两年，警察局另盖了新房子，才把宿舍搬出我家，于是整栋房子就都 归还我们家了。我三叔祖他们，也在差不多时间搬回自己的住房。

注 2: 我是在美国的小舅担保我去美国自费留学的，那是 1980 年 2 月初的事情。关于此事， 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33 章〈我的弟弟宜官〉。

注 3: 我从 1980 年 2 月至 1981 年 8 月在纽约念书、打工;1981 年 9 月得到夏威夷大学助教 奖学金，就去夏威夷念研究院并担任助教之职了。1983 年 2 月，获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的教职，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定居，一直至今。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 写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二 0 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修改并注释于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晚年徐礼耕(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