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十五、我的外婆

徐家祯

身着清朝大礼服的外婆(约摄于清末民初)

          关于外公，我已经洋洋洒洒描写、记述了上万字，而对外婆却写不出那 么多来。但这并不说明我对外公更为了解或与他更为亲密。其实，正相反，我 跟外婆的接触及亲密程度要超过外公许多倍。然而，想要记叙、描写起来，却 无从着手、无处下笔。这大概正反映了中国还是一个以男子为主体的社会，家 中很多大事都直接与男子有关，而女子似乎只是陪衬而已，与她们有关的不外 一些难以记叙的琐碎小事。

          外婆姓金。金家可能是个商人家庭。外婆的父亲故世得很早。她的叔伯 欺侮她母亲是孤儿寡母，谋吞了她那一房里应该得的财产。外婆母亲又急又气， 上吊自尽，幸被外婆的哥哥发现，及时解救下来。外婆的哥哥那时只有十六岁， 已十分懂事。救下母亲之后，他跪在母亲面前，说今后一定奉养母亲一生，要她放心。后来，他发奋念书，也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果然做了政府官员，一直 奉养母亲，直到她去世。

我外婆的母亲(约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外婆嫁到高家已二十四岁。在当时，二十四岁的女子才结婚已算是十分 晚了。那时，我外公也是二十四岁，应该是在日本，那么想来他在日本十多年 中，一定至少回来过一次。外婆、外公结婚后几年才生了我大舅;又隔三年生 我母亲;三年以后又生我小舅。

          我说我跟外婆要比跟外公亲近得多，那是因为外公虽然不凶，既不骂人 也不打人，但他脸上总是十分严肃的样子。有时虽象云中露出的太阳一样也会 笑一下，但很快笑容就收敛了起来，象太阳又躲进云层。我不记得外公有喜形 于色或开怀大笑的时候。而外婆，则随和得多。每次外婆看见我们四个小外孙，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杭州，总是笑逐颜开的，尤其是对我妹妹与我，那是因为我妹妹是外婆唯一的外孙女，而我则是她的大外孙。不但她在我一出生时就在 我身边，而且还救过我命呢!

外婆与我 —— 抗战期间我出生时外婆正在上海我家。

也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不慎吞下保姆的牙签。

(1942 年摄于上海戈登路 1017 号徐宅)

          我出生于抗战中期，那时徐家已搬到上海来开厂、居住。(注 1)母亲怀 孕后，外婆来上海照顾我母亲，后来打起仗来，铁路不通，外婆回不去了，就 在我家住了很久。

          我出生之后，既是徐家长房第一个曾孙，又是不足月的早产儿，而且也 是高家第一个外孙，所以两家都特别宝贝，用了奶妈又请特别护士来照料。

          我在一岁不到时，有一次被一个奶妈抱着去大家庭中别的房里玩。奶妈 忙着与别的佣人闲聊，就把一根牙签放在我手里玩。不满周岁的孩子最喜欢将 东西送进嘴里，一不小心，那根牙签就被我吞下肚去。奶妈可能没有亲眼见我 吞下牙签，但发现我手里的牙签不见了，一定也有所觉察，知道可能闯了大祸， 但又不敢告诉主人，因为知道如果我因此事而有三长两短，她不但饭碗不保， 恐怕还要吃官司呢!于是奶妈就跟谁都没讲这件事。

母亲与未满周岁时的我
(摄于 1942 年上海戈登路徐宅阳台上)

          当天下午午睡时，我就狂哭哭醒，以后好几天一直眠食不安。尤其是大 便时，每次都哭得死去活来。我父母起初以为我病了，给我量体温。但每次把 体温表插进我肛门时，我就哭得更凶更惨。后来，我就不肯进食;大便颜色发 绿，而且又稀又少;睡觉睡不安稳，整天哭吵;又有一点低温。请来上海各位 儿科名医，都找不出病因。眼看再这样下去，不满周岁的这条小生命就要断送 了。

小舅离开杭州去香港前夕与外婆、我大表弟汝同和我合摄 (约摄于 1950 年)

              与外婆、小弟家汇同游杭州西湖              (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天，又请来为我接生的妇产科专家吴烈忠医生。(注 2)吴医生是英国 医学博士，当时上海名气最大的妇产科医生之一;他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们 徐氏大家庭中十多个孩子几乎全是他接生的。吴医生对我当时的症状也束手无 策。那时，我外婆正在旁边。她忽然对吴医生说:

          “小孩每次大便和量体温哭得最厉害，会不会肛门里有东西?能不能伸手 进去摸一下?”吴医生不同意说:

          “我想不太可能。如果真有东西吃进肚子，而且已经到了肛门口，应该早 就随大便排泄出来了，怎么还会在里面留着?”

          但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可实行，吴医生就戴上橡皮手套把两个手指伸进肛 门口去试试。不一会儿，他说:

          “喔唷，真的有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根已经断成两截的牙签!原来，牙签进入我肚中后， 断成两截，又跟着食物进入直肠，可是横卡在肛门口出不来，所以每次大便和 量体温才那么疼痛难忍呀!

              吴烈忠医生取出牙签后写的说明              (1943年5月21日)

          牙签取出之后，我马上眠食正常起来。奶妈见闯了大祸，吓得脸色也变 了，不久就被我父母辞退。如果没有我外婆的建议，吴医师和别的医师再打针、 吃药，我也总是死路一条，活不过周岁，更不可能到澳洲来写外公、外婆的故 事了!

                外婆和母亲游杭州西湖              (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外婆故世之前，几乎每年我们都要见到她:不是我们在暑假、春假、寒 假，甚至周末去杭州玩玩，就是她来上海住几天。有时，甚至一年来两次。每 次她来，总住二楼后间。那间房里，平时除了放着几柜父亲不常看的书、一张 红木八仙桌、四张配套的高背红木椅子和一只五斗柜外，就是一张大铁床，似 乎是专为外婆准备的。我们就把那间房间叫做“外婆房间”而不管外婆在不在住。 甚至直到现在，我们都仍习惯地把这间房间叫做“外婆房间”。而我的下一辈， 却根本连这一位“外婆”是什么人都没有见过。

  外婆、母亲和妹妹在杭州西湖边(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外婆在上海之一:外婆和妹妹在朝阳坊住宅父亲楼下书房中摄 (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外婆在上海住得最长的一次大概是外公开刀、我母亲去杭州陪他、让外 婆来上海管我们那次。外婆对我们很客气，于是那几个月我们觉得玩得最为舒 畅。外婆喜欢吃水果，那时上海还可买到各式水果，每顿饭后，大家聚在外婆 房里大嚼一顿，一直要吃到外婆喊:“好啦!要吃坏肚子了!”

外婆在上海之二: 外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上海小住，摄于江苏路朝阳坊住宅院中

(前排左起:妹妹家和与外婆;后排左起:弟弟家汇、父亲、母亲、弟弟家树和作者)

外婆在上海之三:外婆在上海我家江苏路朝阳坊 22 号住宅三楼父亲书房内

(约摄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初)

          外婆在上海时常爱带我们去附近街上买东西。附近商店的人都认识她， 叫她“外婆太太”。尤其是卖水果的小贩，跟她最熟，有时，隔着马路会大喊“外 婆太太”，或者秤了一袋外婆喜欢的水果穿过马路，塞到外婆手中。钱当天不付 也没关系。夏天一到，卖西瓜的挑着瓜上门，认识的瓜贩有了好瓜更一担担挑 进门来堆放在底层后间。那时我记得有一种无锡产的三白瓜:白皮、白肉、白 籽，肉甜而鲜，现在已有二、三十年未见了，不知是否亦已绝种。

外婆在上海之四:外婆和母亲在上海江苏路家中三楼父亲书房里

(约摄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初)

母亲、外婆和妹妹摄于杭州某风景区(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初)

          不管在杭州或上海，只要我们一有空，就要到外婆房里去与外婆纠缠， 还常常爬到外婆床上去玩，弄得外婆睡不安稳。有时，我妹妹会弄坏外婆头上 梳着的发髻，说要替外婆梳头，外婆笑着骂我妹妹，说把她头发弄散了;有时 我吵着要看外婆小脚，还要她讲缠小脚的故事，外婆虽说:“讲过一讲还有什么 讲头?”但仍会耐心地重说一遍。不管我们如何胡闹，我不记得外婆有光火的时 候。而我们对外公是无论如何不敢如此随便的。

妹妹与外婆摄于杭州西湖放鹤亭内(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外婆在杭州西山公园(现为花港观鱼)亭子中摄 (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们缠着外婆讲故事时，外婆也会讲一些，但是口才远没有外公好，而 且讲的不是书里的故事，而是生活中的故事，最常谈的主题是逃难和我母亲小 时候的事。反反复复讲个不厌、听个不厌。

外婆和我表妹汝梅在杭州(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在杭州住得最长的时候是我九岁时，在杭州住了一年。那时我住在我 们徐家杭州的大房子“榆园”中(注 3)。虽然那幢房子的大部分已与布店弄高宅一样卖给了政府，但我有两、三个堂房叔叔还在里面住着。我在杭州时，也住 其中一间，由外公家老佣人赵妈陪我，生活费由我母亲交给外婆掌管。白天， 我常去外婆家。那时，外婆、外公已住在一幢两层小洋房内，与金洞桥“榆园” 不远，走一刻钟就可走到。

          我与外婆常出去买点心、瓜果。那时，附近横河桥、菜市桥一带有些瓜 行，也可零买。夏天，外婆和我去买黄金瓜、白兰瓜、菜瓜、香瓜。买来之后， 吊在井里浸几小时，下午午睡醒来吃，真是鲜嫩松脆、香甜可口。那时外婆常 带我买的还有一种叫“地瓜”，十分便宜，只有几分钱一斤，生吃脆而微甜，但 后来就此从来没有见过吃过。查字典，字典说:地瓜即山芋的方言称呼，但我 们很少生吃山芋，而且味道也并不如此美好。莫非那美好的味道实质是由美好 的回忆带来?

          外婆平时似乎并无她自己的亲友往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我叫她“舅婆 奶奶”的妇人，有时来看外婆，在外婆房里前朝后代可谈半天。那位舅婆奶奶是 外婆娘家人，是外婆哥哥的姨太太，据说人相当贤慧。我还记得外婆带我到她 娘家皮市巷金家去回看过那位舅婆奶奶一次。但我只记得是很暗的杭州板房， 已没有深刻印象了。(注 4)

外婆、外婆母亲、母亲姨母和母亲在杭州风景区饮茶 (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外婆家的粽子、糟肉、糟鸡、糟鸭、雪里红、冬腌菜真是好吃。每逢过 年过节，他们总做了一大批，或托人捎来上海，或由我们去杭州时带回。六十 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海供应紧张，人人得了浮肿病。后来，杭州 逐渐恢复起来，自由市场有了鸡、鸭、鱼、肉、蛋卖，外公、外婆就买了一批 弄到上海给我们吃。他们知道我父亲喜欢喝酒，而上海又买不到黄酒，于是他 们只要一看见杭州店里有酒卖，就买了储起来带到上海给我父亲。

          我们还没有到杭州，外婆已在她房间的一口红木橱中及床底下两、三只 石灰箱里存放起糕头饼脑来给我们几个外孙吃。外婆买的大多是中国式糕点， 尤其是江浙一带的点心、干果，如:云片糕、香糕、薄荷糕、火炙糕、花生糖、 芝麻糖、香榧、小核桃等。有些糕点，自外婆去世后，我至今已有二十年没有 再见过、尝过了。

          所谓“石灰箱”，是一种用洋油箱改装的箱子，底层放生石灰，上铺报纸， 报纸上放干点、炒货，不会受潮。每次去外婆房里，故事讲得无聊，便打开橱 门、拉出石灰箱来找点心。外婆的食橱及石灰箱象童话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聚宝盆一样，每次打开，总有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与父母、妹妹、外公和大舅游杭州 (约摄于 1945 年)

          凡是我们去杭州，外婆几乎每次都与我们出去游玩、吃饭。外婆身体真 好，虽然小脚，也七十多岁了，却从来不叫累。我们去哪儿，她也去哪儿。而外公，开刀后虽也十分健康，但他自己总有点胆小，常常耽在家里的多。自我 有记忆起，直到外公、外婆先后故世，我杭州去过数十次，每次都是值得回忆 的。

          记得抗战刚胜利不久，我大约只有三、四岁吧，全家又去杭州。一次， 我们和外公、外婆、大舅、小舅游虎跑。虎跑是靠近钱塘江的名胜，离玉皇山 不远。外公告诉我，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有老虎跑过，地上马上涌出泉水来，于 是取名“虎跑”。这里的泉水清洌爽口，闻名全国。那天不知怎么，傍晚回家时 迷了路，一家人连同抱我的女仆在一片昏蒙的树木中兜不出去。天气渐凉，外 公当时披着一件那时十分流行的、象蒋介石常披的大氅。他脱下大氅盖在我身 上。我想起他讲的老虎在这里跑过的故事，有点害怕起来，就说:

          “我想今天我们总归要给老虎拖去哉!”

          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还有一次，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与外婆去平湖秋月、岳坟、西 泠印社一带。正巧太和园 —— 楼外楼旁边另一家著名饭馆 —— 正在卖水晶 包，那是里边用猪油、豆沙、松子做馅的包子，顶上还盖着一个红图章，既好 看又好吃。那时，上海已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的美味了，我们看了口水直往肚里 咽。我和妹妹去挤在人堆里买了几个来，与母亲、外婆坐在太和园附近、西湖 边上的石条凳上趁热吃了。从此以后，我虽也买过水晶包，但从来没有那次这 么香甜过。我不知道是因为那次包子确实做得特别好，或是因为“自然灾害”大 家饿慌了肚子，还是实质因为与外婆在一起的回忆的香甜也加到了包子上!

          又有一次，也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全家与外婆去楼外楼菜馆 午饭。那时去饭馆吃饭已不是“吃饭”，而是“抢饭”、“讨饭”吃了。因为家家户户 的定量伙食都不够吃，于是全想去饭馆增加点营养。虽然饭馆那时实际也只有 一些带鱼、肉骨之类，但总是定量之外的外快。粥少而僧多，饭馆里天天门庭 若市，只见人头而不见菜肴。中午饭馆十一点半开始供应，十点就要去抢座位、 等吃饭。晚去一步不但连带鱼、肉骨都不见了，而且连座位都轮不到。那天我 母亲、外婆及我们几个孩子同去楼外楼抢座位。因为去得早，我们占到一桌。 但是坐等到十一点半吃饭实在无聊，于是孩子们就拖着母亲去西湖边拍照，让 外婆照看座位。十一点半之前，我们赶回饭馆时，店堂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 我们一行五口好不容易挤到早就占好的桌边，只见原先放好的六张凳子少了两 张，还有四张总算牢牢地被外婆保护着:她坐在一张上，脚搁在另一张上，两只手各抓住一张，可惜还缺两只手，于是另两张凳子终于被人抢去。我们看到 外婆的狼狈相，笑得直不起腰来。拿去的椅子再要不回来了，邻座正在为争一 张椅子骂得脸红耳赤呢!这顿饭我们是四个人坐、两个人站着吃完的。现在再 回忆外婆争座位的狼狈相，我感到的不是滑稽，而是心酸!

          那几次我们全家去杭州，父亲都没去。那时他因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当过 法官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被管制起来，不许他“乱动乱说”。于是我们每次去 杭州就少了父亲。然而外婆、外公并没有忘记女婿，每次回上海，我们总带回 一大篮、一大盒的食品，是他们特地为我父亲准备的、他最爱吃的东西。当然， 也少不了绍兴黄酒。

母亲与外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摄于上海

          六十年代中期，有一时期政治形势松动，我父亲的行动自由了一点。那 时他已不再工作，有更多时间与母亲去杭州住几天。记得有一年春天，父母又 去了杭州，上海家中只剩已经工作的我、正在念中学的小弟弟和一个女仆。我 的妹妹和大弟已去外地念大学。周末，我和小弟无聊，心血来潮决定在星期六 半夜去杭州。赶到车站，见只有慢车票了。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了六个钟点慢车在清晨六点多到杭州。赶到外婆家，父、母和外公、外婆都以为上海出 了事呢!记得那天早上我们与外婆去知味观吃早餐，那时知味观的虾爆蟮面真 是美味。因为一夜未睡，离开饭馆时我昏头昏脑地把放有名贵德国相机的一个 小包遗忘在店里，等到在外婆家谈天谈了一小时后才发现。那时社会风气还真 好，我匆匆赶到饭店，那个装有当时价值几千元的相机和其他财物的小包竟然 完好无缺地放在饭店账台里等我们去取!那天上午我们与外婆坐西湖游船去花 港观鱼、西山公园。也是因为一夜未睡，我晕起船来，到了花港观鱼，大吐一 场，早上吃的虾爆蟮都吐出来喂了金鱼。不过吐过之后，倒精神恢复起来，下 午玩了一下午，晚上坐软席车回上海，第二天就去学校教书了。

1964 年 6 月父母游杭州时与外婆在西湖三潭印月摄 (右二为舅公沈颂南先生)

          在杭州，我们那时最爱去、也最常去的是天竺、灵隐。五、六十年代， 从山门走到灵隐寺大殿的路上，一边是潺潺的溪水，水边是一排参天古松，树 冠蔽日。古松之下有几个茶亭卖茶，沿着溪边则放着不少竹茶桌、藤躺椅。那 时茶客不多，夏天去玩总可找到桌椅。泡一壶龙井茶，买些花生、瓜子、糖果、 糕点，全家人团团围着桌子，在藤椅上可以躺一下午。躺在藤椅上，仰头见树 叶间闪动的阳光一眨一眨地亮闪着，不时还有松鼠在松枝间追逐游戏。躺厌了可以光着脚去冰凉而清澈见底的溪水中捉小蟹、小虾玩，也可以听外婆、母亲 讲前朝后代的老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生活今后是永不会再来了!

          我们兄妹四人十岁生日时，外婆、外公送我们一百元作为礼物，我们听 了父母的话，存在银行里没有动用。我和妹妹开始工作时外公、外婆还健在。 我们将第一个月工资全数寄给他们作为对他们给我们的爱的回敬。他们自然十 分高兴，但也没有动用，都存在银行里，说:以后还给我们。后来，当然在“文 革”之中这笔钱也让“红卫兵小将”当作剥削所得抄了去了。

注 1:关于我们徐家家史，可见本书第三章〈三叔祖礼耕先生〉及其附录〈徐礼耕先生之回 忆〉两篇。

注 2:关于吴烈忠医生，《山居杂忆》有第 27 章〈吴烈忠医生〉专章详述。

注 3:关于我家旧宅榆园，可见本书第四章〈榆园话旧〉。

注 4:关于我外婆哥哥那位姨太太，在《山居杂忆》中有专篇记述，可见该书第 30 章〈姨太 太〉中〈大舅父的姨太太〉一节。

我的外婆(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