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轰动一时的劳荣枝案于2022年11月30日再次开庭，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对于该案件，中国网友的聚焦点基本都在是否会判死刑上。

这个案件也在日本引起了关注，尽管有着“废死”的舆论氛围，但广大日本网友普遍只关心到底中国会用什么手段执行死刑，是枪决，还是注射死刑，很少有人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废死”这件事展开讨论。

可见普通人对于“杀人偿命”这件事，还是有着朴素的共识。

ANN新闻对劳荣枝案的报道

对于一些说中国的死刑判决是“独裁行为”的言论，也有日本人直接回怼：“不要说中国怎样怎样，日本应对恶性案件的方式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没有力量的正义是弱小的！”

本文就想谈谈为何日本的死刑成了“没有力量的正义”。

体制运作

前不久，日本前法务大臣叶梨康弘的惊人发言——“这法务相的工作非常朴素，不过是盖下批准死刑的印章，然后就变成了晨间新闻的头条”，成为了日本国内的大新闻。现在，叶梨已经因为自己的“失言”而下台。

乍看之下，叶梨的率性发言说明他轻视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也表露出他本人轻视人命的姿态。但一些日本网友却指出，叶梨的吐槽更像是揭露了法务省在犯罪判决中事实上的二线地位：看似手上拿捏着生杀大权，但其实和核心决策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雅虎新闻对于叶梨康弘失言的报道

一位日本网友这样写到：

“法务省和其他部门不一样，下面的检察院权力反而大。法务省的事务官不过和检察院的检察官差不多，法务大臣也不过是装饰而已。他发言说自己仅仅是盖章的，搞不好是他想讽刺一下法务省和检察院的不平等关系罢了。”

在日本，检察院的权力极大，能够任意发起检查，并拘束人身自由。更厉害的是，在各地检察院里设立的“特别搜查部”几乎是指哪儿打哪儿的角色。他们能够专门针对政治家贪污等案件开展强化搜查，被称为“最强的搜查部门”。

因此，说日本检察院能够在事实上凌驾于法务省之上，让法务省为他们服务，似乎也并没有特别大的错误。同时，日本检察院也能够让警察为他们服务，协助调查，并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个事实背后其实藏着法务省的“政治规矩”：只要是非常厉害的检察官，在做了10年检察官之后基本上就会到法务省本部任职。法务省虽然是检察厅的上级部门，却源源不断地在吸收检察厅出来的高级精英。久而久之，法务省就成了检察厅的“校友会”。除了做老大的法务大臣是由内阁，也就是每个首相任命以外，其内部系统就门派来说，基本上都是检察厅的人。

看到这样的体制，我们自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务大臣自觉好像在给检察厅打工，纯粹就是来盖个章的。

废死的阴影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很难判死刑的国家。除了法务大臣的个人心态，就社会氛围来说，日本废除死刑的呼声一直很高，在民间一度有这样的看法：“把恶人一杀了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更应该做的是让他们活着赎罪”。哪怕是日本的律师协会也早早就在官网发布了要求废死的宣言。因此司法部门中如果有法律人士支持废死，都会拖慢死刑判决的节奏。

下图是日本的死刑执行数量，从1945年到如今，可以看出明显的是比之前降低了非常多个档次，好多年份是铁一样的0和1。

自2022年8月上任以来，叶梨康弘没有盖章过哪怕一个死刑判决。而人和人之间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2018年，时任法务大臣的上川阳子直接批准了13人的死刑。这些人可一点儿都不冤，都是奥姆真理教的高层，也就是1995年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始作俑者。时隔二十余年，这帮恶魔终于下到了地狱。

2021年也仅仅执行了3人的死刑，由时任法务大臣盖章确认。这三人分别是两名联手于2003年连续两次杀人的抢劫犯，以及一名于2004年把自己的家人和邻居一起杀害、共计杀了7人的杀人犯。

那么，这些作恶多端的人为何过了这么久才得到审判？

对于三人死刑的报道

原因之一就是流程上的要求，比如允许死刑犯申请再审的流程，再如团伙共犯的情况下，死刑执行需要等到团伙全部都审判完毕之后才能继续推进。更何况，在最核心的一个流程——“盖章”上，司法大臣有极大的裁量权。如果一个大臣因为自己支持废除死刑或是根本不想背上杀人的良心债，那他是可以在自己权利范围内不批准死刑的。

正因为实际执行人的观念和倾向居然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法务大臣个人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根据日本共同通信社的报道，接替代叶梨上任的斋藤健就面对媒体表示不应该废死，但也表示死刑是极为重大的刑罚，需要用慎重的态度来面对。

强行续命

在日本，现在还活着的死刑犯有100名以上。甚至很多死刑犯因为病情而死，而非被执行死刑。这些人犹如被日本政府养老送终了一般。例如在2014年，虽然有3人被执行了死刑，但因疾病而死的死刑犯却有5人。

日本的死刑判决，在理论上其实是下图的流程：

刑事局的检察官选择要执行的死刑犯，让司法大臣进行判断，大约1—2个月确认可以执行，大臣再在死刑执行命令书上签名盖章。几天后死刑犯就会被处决。

理论上来说，日本的死刑是确定了之后就会很快执行。尤其是法务大臣盖章之后，五天之内罪犯必须没了。而开始执行时，基本都是当天由执行人员通知死刑犯，故而不会有人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死。

但也如前文所说，大量的死刑犯用上诉要求重审的方式无限续命，让自己死在狱中，或是得到了接近无期徒刑的效果。这就是因为日本有不成文的惯例：重审过程中的死刑犯不会被执行死刑。而上诉要求重审，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让自己翻盘。毕竟到目前为止，成功翻盘的人总共也就4个。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在强行续命罢了。当然试图利用这个漏洞，以重审的方式让自己苟活的人也并非100%成功。

过往的法务大臣对此有过批判：“有的案件就算是当事人强行要求重审，明眼人看着知道绝对没用的，也必须执行”；“有太多已经必定失败的重审请求，让死刑执行停滞了”。甚至连法务省也意识到了，有很多人就是强行续命，完全没有意义。

大多数犯人靠重审诉求不断拖延性命，实际上逍遥法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

媒体的诱导

2017年12月20日，轰动中日社会的“江歌案”在日宣判，被告被判有期徒刑20年。同一年在福冈，某被告人用刀子、斧头对受害者捅了共计59下的杀人案件，被判的是22年的有期徒刑……真如叶梨前大臣所言，在日本社会，真判死刑才会是令人惊讶的新闻。这一点也构成了中日之间法律观念与司法实践的鸿沟。

对于“江歌案”，日本媒体abemaTV进行了报道，参与特别节目的嘉宾是在厦门大学留过学的著名国际记者野岛刚。他表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刑罚标准，例如日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死刑。但国家之间的刑法差异，也会随着日中两国交流越来越多，而在将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参与节目的另一名嘉宾，曾经是日本政府官僚的宇佐美说，如果自己的女儿被杀了，也会希望凶手被判死刑。但思考刑罚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司法独立，不能被舆论或是外国压力所引导。希望日本人也能在这个事件上好好思考死刑到底是什么，增进中日之间的意见交换，共同向前。

这两位的发言看上去好像很暧昧模糊，但或许已经是在日本这个反感死刑的“和平傻瓜”社会中相对中肯的表达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现象：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前文提到的法律界，似乎都对死刑有着非常强烈的抗拒。

日本的媒体会周期性地放出一些死刑执行场面的内容，描述死刑犯如何难过，配上悲伤的音乐，让观众自我代入其中，和死刑犯共鸣。但无论是这些让人共情死刑犯的媒体内容，亦或是书本，都会引起部分民众的反感。

因为2021年处刑了死刑犯，上文开头就描述了一番说，全世界已经在流行废除死刑了，日本却还保留死刑，这会引来国际社会的批判。

同时还有这类书籍，讲述死刑犯的半夜哭泣，声称法律对他们有多么无情；亦或是即将行刑前，死刑犯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和后悔……

对于这些媒体宣传，不少日本人看了都绷不住了，给出的评价是：“伪善！”

结语

2022年11月15日，日本律师协会发出提案：希望日本增设“终身监禁”的刑罚，废除死刑。但在这个提案中，该刑罚是可以假释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获得假释，那这个刑罚就和无期徒刑一样，在事实上让日本取消死刑。

但魔幻的是，这篇由律政新闻媒体发布的文章指出，2019年的舆论调查显示，如果直接问日本人民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他们只有9%会回答应该废死。但如果问题中加入一段文字问他们：如果增加了无释放的终身刑，应该废除死刑吗？就会有52%的人觉得不应该废死，35.1%的人支持废死。

关于废死这件事，日本官方的态度基本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也可以从几位前法务大臣的发言中一探他们的心境。上川阳子就表示：“我自己个人，整个心态就像在不断反复研磨的一面镜子一样，慎之又慎地去考虑，最后才发出死刑命令”。而作为对比，反对死刑的另外两位前法务大臣是这么说的：

“每个人都对哲学、宗教和生命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因此我不会（在命令书上）签字。”

“死刑是一种有缺陷的刑罚。而我不认为要求法务大臣确认死刑，这件事能够有什么意义。”

这让我们更能实际体验到一个现实：废死的氛围，对法务大臣带来了多大的道德折磨。而司法原应照顾的受害者，却反倒成了程序正义的“失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