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

三月，经济部长赵耀东宣布实施“局部、计划性自由经济政策”，逐步取消对台湾工业的保护。同月，费希平等七位立法委员上书希望政府重视人权，特赦政治犯和开放党禁。同月，国民大会选举蒋经国和李登辉分别为第七任正、副总统。

四月，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宋楚瑜在立法院表示，言论出版自由应尽社会责任，不能违反国家利益。

五月，蒋经国重申“国家利益第一，民众福祉为先”的治国方针。同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C.Weinberger）重申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将继续为台湾提供武器。同月，蒋经国任命俞国华为行政院长。

六月，俞国华举行就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说明国家行政工作的发展方向：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扩大经济发展的功能；3）推进国家现代化。同月，发生六二七事件。金门国军在炮击企图循林毅夫的叛逃路线从海上投奔大陆的士兵庄辉亮时，意外击中了大陆控制的角屿而引发炮战，这是自一九七九年金门炮战停战以后海峡两岸唯一的军事冲突。

七月，第三核能发电厂正式运营。

八月，行政院颁布“劳动基准法”以保障劳工工作权及生存权。

九月，俞国华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宣布将在六年内推动十四项重要建设：1）基层建设；2）公路扩展；3）台北捷运建设；4）台北铁路地下化；5）台湾铁路扩展；6）中国钢铁公司第三期扩建；7）建设第四核能发电厂；8）开发油气能源；9）电信现代化；10）水资源开发；11）防洪排水；12）处理都市垃圾；13）医疗保健；14）自然生态保护与国民旅游。

十月，江南案引起美国政府极大的不满。

十一月，蒋经国下令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逮捕了参与江南案的竹联帮人士陈启礼和吴敦（次年一月又下令逮捕了涉嫌指挥江南案的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一九八五年四月，陈启礼、吴敦被判无期徒刑，同时军事法庭宣判汪希苓以共同杀人罪处无期徒刑）。由于戒严时期的特务系统都由蒋经国及其下属掌控，因此当江南在美国遇害时，美国政府认为此事必定与蒋经国有关，要求台湾方面必须有所处置，否则将动摇台美关系。当时特务系统由蒋孝武负责，所以蒋孝武遭外放新加坡。

十二月，俞国华指示加紧实施“台湾地区煤业政策”，辅导已停工的矿工转业。同月，台湾人权促进会成立。

一九八五年

三月，解放军北海舰队三二一三号鱼雷艇两名水兵为投奔台湾射杀同艇水兵六人、射伤六人，并劫持了另外九人，他们因引擎故障而向韩国求援。三月二十八日，韩国将人、艇都交还给中共，两名劫艇者经军事法庭审理，以军人叛逃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四月，玉山国家公园成立。

五月，俞国华指示经济部暂缓兴建核四。

六月，美国国防部批准售予台湾二百六十二套榭树（Chaparral）导弹系统。

七月，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成立。

八月，蒋经国接受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并置入人工晶体。同月，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香港分社主任波顿（S.Burton）访问时表示：“我身为总统，保护宪法和维护民主法治是我的责任。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同月，解放军飞行员萧天润中校驾驶轰-5轰炸机自山东胶州飞往韩国，因油料耗尽迫降全罗北道（North Jeolla Province）里里（Lili）市（今益山（Iksan）市），造成机员一死二伤。萧天润在九月二十日被送至台湾，并获颁黄金三千两。二00五年，萧任职空军航空技术学院，二0一0年以上校军阶退伍，他是在国军服役的大陆叛逃者中最后一个退伍者。同月，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案件牵连国民党许多高官，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誉为“萨斯（SARS）吹哨者”的蒋彦永医生的堂兄）也被迫辞职。

九月，大陆民兵施小宁与复员军人张木珠携带五十九件枪械从福建沿海的苏澳乘十二匹马力的渔船逃到马祖（施小宁在一九九一年因参与卓长仁、姜洪军绑架杀人案而被处无期徒刑）。

十一月，台湾第十届县市长选举，在二十一个县市长席次中，除了宜兰县、彰化县、嘉义市和高雄县四席由非国民党籍人士取得外，其余十七席皆由国民党胜选。

十二月，龙应台的《野火集》一书出版，引起轰动。同月，在行宪纪念大会开会典礼上，蒋经国公开表示：中华民国总统是经由宪法选举而产生的，总统家人不能也不会参加竞选。宪法绝不变更，更不会实施军政府统治。蒋经国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警告。蒋经国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一九八六年

一月，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台中建成。同月，祝山线通车，这是台湾自建的第一条观光登山铁路。

二月，美国放弃马科斯（F.Marcos）政权而导致菲律宾人民革命成功，促使蒋经国决心加速推动解严和自由化改革以应对国际情势的变化和国内政治民主化的要求。

三月，蒋经国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时表示要保持物价稳定以及照顾农民利益，并且强调下年度总预算以十四项建设为执行重心。

四月，蒋经国罹患心律不齐，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装置了人工心律调节器。

五月，发生中华航空三三四号班机劫机事件（该航班是中华航空由新加坡樟宜（Changi）机场经泰国曼谷（Bangkok）廊曼（Don Mueang）机场、香港启德机场至中正国际机场的货运航班，被原为空军中校、U-2驾驶员的机长王锡爵在五月三日劫持到广州白云机场。此事件为罕见的由当班驾驶员劫机的案例。事后王锡爵被戏称为一九四九年后两岸“直航第一人”）。同月，由郑南榕等人发起反戒严运动，要求当局“百分之一百解严，百分之一百回归宪法”。

八月，韦恩（Wayne）台风在浊水溪口登陆，这是第一次在台湾中部登陆的台风，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十九人失踪，四百四十二人受伤，估计经济损失超过二百亿元，是当地继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灾之后最为惨重的自然灾害。

九月，民进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情治部门呈上抓捕名单，蒋经国不批。他坐在轮椅上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同月，蒋经国在总统府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K.Graham）谈话时告诉对方，中华民国即将解除戒严并开放党禁。同月，蒋经国表示：“我以促进民主为职志，希望尽早解除戒严令。认同宪法，不作分离运动，若条件符合，允组反共新党”。

十一月，花莲发生六点八级地震，造成十五人死亡、六十二人受伤，至少有二百余建筑物毁损。同月，民进党选举首届主席，由江鹏坚当选。同月，发生桃园机场事件，群众前去欢迎许信良返台不遇，与军警发生冲突。

十二月，举行国民大会第五次增额代表和立法院增额立委选举，选出国民大会增额代表八十四名、增额立委一百名。

一九八七年

二月，蒋经国决定解严和开放党禁。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质疑蒋经国，有高官甚至私下谴责蒋经国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叛徒。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于是说出了那句传世的名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他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三月，沈诚收到杨尚昆派人送来的“致蒋经国函”，沈诚带着这封信，经由香港飞抵台北。两岸随之先后解决了“台胞旅游探亲”和“老兵返乡”的问题。

五月，蒋经国下令处理了三七事件（国军小金门守军在三月七日对无武装的越南难民船的屠杀事件）。

六月十日，民进党谢长廷、洪奇昌与江盖世等人刊登广告聚集群众，发起游行活动，以反对立法院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六月十二日上午，反共爱国阵线成员许承宗与吴东沂领众前往立法院门口，以图反制民进党的活动。情绪激动的两派群众相互叫骂对峙，并有肢体冲突。双方僵持至十三日凌晨始为警方驱散。以后谢长廷、洪奇昌与江盖世因台北地检署认为其妨碍路过的车辆、路人以及对维持秩序的员警施暴，以妨害公务、扰乱秩序等罪起诉。谢长廷另遭起诉侮辱公署罪，合并处罚。许承宗与吴东沂则遭地检署以聚众施暴罪起诉。后来一审判处谢长廷三年有期徒刑。一九九0年高等法院改判刑期两年，缓刑四年。

七月一日，在奉命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第四天，李焕去看望躺在病床上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李焕说：“我要你来，因为我有三个心愿要实现，希望你能担负一部分的工作”。蒋经国的三个心愿是：1）国民党要改革。目前很多民众和党员对国民党不满。执政党如果不求进步，将会产生很大的危机；2）政治要民主。台湾戒严已经近四十年了，逐渐引起人民的反感，因此民主这条道路一定要走；3）国家要统一。两岸分隔四十多年，现在台湾已有条件与力量促进国家统一。十四日，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于次日零时起正式解除戒严，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开始实施的台湾地区戒严令在三十八年后终于解除。同月，蒋经国解除了港澳观光禁令，并颁令开放外汇管制。同月，蒋经国邀请十二位地方耆老茶叙。他在席间说：“我在台湾住了四十年，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在很多年里，蒋经国一面肃清岛内的“匪谍”，一面也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压。从一九六0年代起，他多次公开抨击“我是台湾人”的说法。他告诫台湾人，“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我们必须确定这一原则。”

九月，沈诚再到台北，此时已病入膏肓的蒋经国因为糖尿病引发末梢神经炎，腿部剧烈疼痛，还被切除了两个脚趾，“走着不如站着，站着不如坐着，坐着又不如躺着”。蒋经国在大直官邸经常躺在病床上将床背摇高后办公，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进荣民总医院五号“总统病房”住几天。沈诚提出要蒋经国选派赴大陆的代表，蒋经国认为党对党不需要经过政府立法部门，但不能不经过党组织。蒋经国告诉沈诚，很快将要举行中常会，到时候决定去北京的人选。在这次谈话时，沈诚发现蒋经国“精神很差”，“显得浮肿”，“口齿也有些欠灵活”（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继任，局势陡转，沈诚受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的传唤，并被收押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他被指控的罪名有“来台为匪统战，意图颠覆政府”等。一九八九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沈诚无罪）。

十月，蒋经国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谈及自由化与中国统一的必然性。他说：“国家统一是中华民国政府一贯努力以赴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达成必须植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国大陆必须根除共产主义，实施自由、民主、均富的三民主义制度，唯有如此，国家统一的目标才能实现。至于中共所提‘一国两制’的口号，只是其统战的另一种骗术，事实上并不发生作用。最近大陆人民要求‘一国良制’，不要‘一国两制’，就是对中共口号最好的回应。”

十一月，蒋经国宣布有限度地开放大陆探亲。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即开始受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登记，随后当局又取消了“报警”（赴大陆的人需向警总通报）。

十二月，蒋经国坐轮椅参加了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而民进党发起了“一二二五全面国会改选运动“，会场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代表头缠布条，高举白色横幅大声抗议喧哗。面庞浮肿的蒋经国在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解严以后，全台有六十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二十个获得审查通过），二百余家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局，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许多官员张皇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加开放灵活。他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 蒋经国不止一次对亲近的僚属说：“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人不想家的，这是人情之常。政府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视应乐观其成。”蒋经国在一九八七年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共产党已经在改变，要迎合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去屈就它而变更立场。”他相信，在台湾完成民主化后，推动大陆的民主化或许数年之内就可见到功效。

一九八八年

一月，中华民国正式完全解除报禁，新闻媒体从此有了充分的自由。

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作出了对他、对蒋氏家族、对国民党最不容易的一种选择，即与过去的三十八年决裂，与一个独裁者的自己决裂。一个与蒋经国接近的人士有这样的感觉，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似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躺在病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的他，几乎是以追赶自己即将西下的生命夕阳那样的急迫感，要把党国推进到拆骨断腕之旅。

蒋经国晚年患有多种老年性疾病：糖尿病、前列腺炎、高血压和心血管硬化等等。

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蒋经国死后，中国两千多年来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清廉的一面。

蒋经国一生历经风雨坎坷，特别是在俄国的十四年，他曾经身无分文，甚至讨过饭；他做过粗工、翻砂工、打扫厕所的卫生管理员，在集体农场里耕过田；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Siberia）后，他在乌拉尔（Ural）做过矿工，还当过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技师、助理厂长和《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从一九五0年起，蒋经国走遍了全岛三百二十个乡镇。他总爱下乡，路面淹水，他卷起裤脚就涉水而过，让一边西装革履的陪同官员进退两难。蒋经国满脸阳光，慈眉善目，朴素如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如老乡。他可以与任何人握手。他不经安排就到工厂、农场和普通人家访问。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即使晚年身受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他依然会饿了直接去路边小饭馆买个盒饭，或随便吃碗面。他带家人到电影院看电影，与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他甚至不带侍卫，自己开车。有一天他开吉普车回台北，有个人要搭便车，他特地绕路将其送到家。那人为了表示感谢，给了蒋经国十元钱，他收下了，回家后交给夫人蒋方良说：“你瞧，我今天可赚了一点钱咧！” 他跟平民百姓的心是相通的。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作过统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蒋经国下乡一百九十七次，“与民同乐”一百五十五天。为视察横贯公路，他进山多达二十一次。晚年下乡探访民情，回到台北后，蒋经国对侍从人员说：“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他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

在一次访问了屏东荣誉国民之家的瘫痪荣民以后，蒋经国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写道：“如何为他们建筑病房？如何为他们增加一点设备？如何为他们做一种适用的椅子？如何为他们建一种适用的厕所和卫生设备？如何为他们洗衣服、缝补衣服？这些是小事吗？绝不！假如连这些应做、能做的事，尚且无动于衷，那么，什么‘救同胞、救人类’的愿望，实在都是空话。”

蒋经国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

蒋经国廉洁和贫僧般清苦的生活，在其身后一一曝光。他不许家人包括蒋方良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蒋方良从不替人说情，更不干政。他的官邸，先是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这是一幢木造平房，在日据时代被殖民当局划为“第五等”房舍，后来住大直七海寓所，也是栋粗糙的小洋房，摆设普通，和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没什么两样，远比不上何应钦、白崇禧和张群等人的官邸。不管住在哪里，他规定室温不到二十八摄氏度不许开空调，蒋方良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一家仅靠他的薪资生活，没有一点积蓄。一九九二年，俄罗斯一个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自一九三七年离开祖国以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年事已高的蒋方良从媒体上得知后，问司机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此事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蒋方良：“夫人要不要回去看看？”她不无委屈地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

蒋经国反复说到“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的服务机构，我们所有的行政同仁所思想的，所盼为虑患的，所尽心筹帷策划的，就是如何为民服务，一切都是以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增进国民福祉为第一义，基于这一体认，我们政府同仁必须以诚恳、守信、勤劳、朴实、公而忘私为工作的信条。”

蒋经国实事求是，厌恶弄虚作假。他曾说过：空想主义是荒谬的，任何事情的成功，不能寄希望于出现奇迹，唯有脚踏实地、努力不懈才可变不可能为可能。

台湾知名政论家南方朔说：“蒋经国身体力行，把亲切、平凡、不做作、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风格完全体现。他和蒋介石全然不同，老蒋多少还有一些宫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却截然不同。……平民化的这种特性，乃是异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没有一个人学得会，因为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仿效。”

传记作者漆高儒对蒋经国的评价是：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唯其勤劳简朴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唯其亲兵亲民才有台湾人对他感念与肯定，唯其和百姓群众接近施政才贴近民意，唯其与时俱进才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当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不少民众闻声痛哭。是日，全台鲜花售罄，一枝难求。

在丧礼期间，有超过一百二十万民众到忠烈祠瞻仰遗容。在护送蒋经国遗体到慈湖附近的大溪暂厝之地的沿途，上百万民众沿路致哀。一月三十日举行公祭，台北百万人送殡。上午九时左右，全岛两千万人除了极少数之外，全都暂时停止工作，火车巴士停驶，全岛寺庙、教堂钟鼓齐鸣，向蒋经国致最后的敬意。

台湾官方盖棺定论：“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

蒋经国在遗嘱中提到：“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业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众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指引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

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宣誓继任中华民国总统。

李登辉题挽联曰：

“厚泽岂能忘，四十年汗尽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遗言犹在耳，亿万人水深火热，誓一心一德早复中原。”

邓小平有好几个月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的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错失了许多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他感叹道，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他暗示其间已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进展：“虽然国民党似乎对我党这项提议冷漠相对，他们毕竟已经在认真思考它。国民党内部意见已经出现了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