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流系

新潮流系是民进党里有基本民主诉求与民主程序、最具实力的派系。

美丽岛后，党外参与选举的，一是美丽岛的夫人，一是美丽岛的辩护律师，再是其他党外人士。当时台湾选举是鸟笼民主，总统不能选，省长不能选，台北和高雄的直辖市长不能选，国会议员只有一小部分能选。这种鸟笼民主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党外年轻人的民主热情少有出路，他们在挑战党国的同时，也挑战了党外的垄断性运行机制，于是就有了编联会。

八十年代初，台湾各种社会与政论型杂志不断涌现，其中有些由“选上”的党外人士主办，而这些杂志写稿、编辑、发行等具体活都是些热心民主的年轻人在做，但是这些年轻人的政治生命基本上被那很少的几位“选上”的人士给攥得死死的。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八三年九月，这些党外杂志的编辑、写手与小跑腿组织了一个党外作家编辑联谊会，编联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林浊水。

编联会是个专业工会，只是这个工会不是为了涨工资或种种福利，而是为了“政治同权”。党外“选上”的大佬们在一九八三年底的选举前 “保障所有现任立委为当然推荐之立委候选人” 的要求，激怒了那些小青年，结果编联会通过抗争把那个拟议中的“现任优先”给废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编联会出版了《新潮流》周刊。

与众多党外杂志的不同之处是，这本杂志没有“选上” 的大佬挂名，发行人吴乃仁，社长洪奇昌，总编辑丘义仁，清一色的新生代“民主青年”。

《新潮流》杂志基本上是编联会的班底。编联会的理念，是民主抗争要通过民主的规矩，而民主的内涵不只是定期选举，更应该关心社会问题。丘义仁当时就“群众”问题议论道：

“我们认为党外的反对运动，应该是群众运动。所谓群众运动，是指运动的领导者，应以实际的行动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与群众站在一起。群众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整个台湾在庞大的国民党垄断体系之下，唯一不受国民党垄断的社会资源就只有广大的民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把这种唯一可依赖的资源动员起来，也就是我们必须进行群众运动。”

新潮流系核心中的核心丘义仁在八十年代初的党外时代，自称受三个主义的影响：“列宁主义”、“毛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从《新潮流》杂志衍生出的新潮流系的组织结构严谨，令行禁止，战斗力极强。新潮流系的“民主”是真材实料的数人头，党无法插手公权力，也就不会有强人出头成为巨无霸，相反，新潮流系内有个“政协会”，新潮流系成员有什么事都能找政协委员拿到“政协会”上去唇枪舌剑，然后票决，决议出来成员必须执行，不然开除。

新潮流系派成员全力投入人权运动、工会运动、教员活动和当时就有的环保运动。他们真去交朋友，真去参与，真去抗争，他们第一个出钱，第一个做义工，第一个进警察局。如此一来，新潮流系的社会资源最多，结果是谁要参与选举，谁就去找新潮流系借资源。

因为先于民进党而成组织，新潮流系后来在民进党中有无形的“中组部”、“中宣部”和“中纪委”的功能，而且有受基层制约多、受“党中央”制约少的特点。民进党的一些先进性都来自新潮流系，而新潮流系的先进性源于它扎根于基层。

新潮流系所有功能里最重要的功能，是那个基层可以着力的“中纪委”功能。所以民进党早期有清廉的名声。后来新潮流系的两个支柱、被黄信介称为两颗土豆仁的吴乃仁与丘义仁先后被陈水扁拉去做官，民间“中纪委”也就玩完了。虽然如此，最后陈水扁出事，民进党党内第一个站出来反扁的，还是新潮流系的两位大将林浊水与李文忠。

江南（1932—1984年）案

江南原名刘宜良，一九四九年不到十七岁时随党国赴台，受过国军的政工训练。他后来当新闻记者，被派驻美国，在美安家，入了美籍。一九八四年，江南写成《蒋经国传》一书。同年十月，他在旧金山附近的戴利（Daly）城家中被专程从台湾来的黑社会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指挥吴敦与董桂森在车库里枪杀。

江南案很快破了。

陈启礼在美国杀人前不久，在台湾被情报局吸收并受训，从情报局领了江的相片与江家的地址和地图，随后到旧金山，为情报局完成任务后从美国仓皇返台，在中正国际机场由情报局的陈虎门处长接走，从贵宾通道出关，然后见了情报局的局长汪希苓，被赠两万元美金（不过陈没有收下）。

为江招来杀身之祸的，是他的那支笔。下面是江的文字：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间十一点五十分，卧病将近三载的蒋介石先生，溘然长逝于台北市郊的士林官邸。

高龄去世，无足称奇，奇就奇在蒋死后台北上演的一连串政治把戏。故事的发展，早在观众的意料之中，情节安排，却别具匠心，很符合殷海光教授所说的‘认真地作假’的原则。

四月六日清晨七点，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一是依‘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蒋的遗缺。二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同志以痛邅大故，提请辞职，常会一致决议恳予慰留。’

经国请辞行政院长是人尽皆知的惺惺作态，常会的慰留更是假戏真做。妙就妙在经国发表的谈话；‘经国请辞行政院长职务，顷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责以“效死勿去”之义，敢不衔哀受命，墨续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

辞呈上说得很严重，‘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经不起中常会的一句‘效死勿去’，于是‘敢不衔哀受命’，望文生意，中常会的老头子们，心肠狠毒，旷古奇闻，让一个‘五内摧裂’的孝子，‘效死勿去’，用心安在？为了不负同志军民之督望，‘勉承艰大’，俨然从容就义的精神。”

这段挖苦的文字，并不是出现在《蒋经国传》里，而是一九七六年江南在“蒋经国先生这个人”一文中的开头。

皇权社会，没有一定之规，以皇帝高兴为准。情报局的汪希苓中将局长是蒋经国的主要帮闲之一，他一定觉得干掉江南蒋经国会高兴。

汪的情报局是对付大陆的，他并没有在美国想杀谁就杀谁的手段，他只能利用黑帮。

江被杀之后，党国一如既往地不认账。台湾新闻局长张京育威胁说：“如有诬蔑我国格或名誉的事，政府将以言论加以防卫或采法律行动来处理。”

张的话音刚落，杀江的嫌疑人就由美国人锁定为竹联帮的陈启礼、吴敦与董桂森，并对外宣布陈、吴和董已经离美返台。于是党国放消息说：“刘宜良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涉及竹联帮某一分子，因此惹怒帮众，惹祸上身。”

不料陈启礼的自保功底极强，他在美国留了个第一人称的录音带，关键时刻被放了出来。时间地点人物，陈一条一条娓娓道来，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情报局上校处长陈虎门都被陈兜了出来，那是我以革命的名义的爱国行动，那谁谁吩咐的。结果陈的故事上了当年最热门的电视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的“六十分钟”。

党国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雇用一个黑社会的大佬，去惹最惹不起的美国，谋杀一个以写文章谋生的书生，事情经过被美国人戳破，党国的原形暴露无遗。事发之后，虽然党国一再解释这是军情局内犯事者的“个人行为”，但是，系统早已烂掉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江南案把台湾人都知道的现实，公开、有力、夸张地呈现给了全世界。

江南案中最受刺激的该是蒋经国。

皇权被民主取代，一个重要因素是皇权必然走向腐烂，而腐烂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地混下去的。

郑南榕（一九四七—一九八九年）

有了新潮流系的编联会，然后在一九八四年有了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这个组织在功能上与黄信介当年的助选团类似，不过为常设机构，不随选举周期结束而散伙。这之后的一九八四年底，由江鹏坚为首的一些党外人士成立了台湾人权促进会。同时，台湾的选举，仍然是很有局限的地方选举。膨胀的民主需求与有限的民主容量，体积上有显著的差距。选举兜不住的热情散发出来，一九八六年成了台湾街头热闹的一年。

郑南榕是外省人，可是他坚持台独；他浑身是政治细胞，但民进党成立后他不入党；他特立独行，又能把李敖与陈水扁这样两极的人物拉到一起为他办杂志；他被党国恨得要死，也曾被民进党立委打得头破血流。如果台湾的民主运动有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有最脚踏实地的实践者，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与实践者的不协调统一。

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绿色行动”，就是郑的理想与实践统一的结果。

郑的好友江盖世回忆说：

“为了行销绿色行动，有一天郑南榕突然大发奇想，‘希望全台湾的人民，在那一天，每人身上系绿丝带，在屋顶上、树上绑绿丝带，让人民用这种简单的沉默举动，来表达他们的抗议’

郑南榕相信有人会跟着他这样做，可惜我们杂志社（郑南榕办的《自由时代周刊》）的同事私下聊天时，有人开玩笑说道：‘头壳坏去！谁敢在自家门口绑绿丝带，让国民党来抓？’

郑南榕敢。五月十九日还没到，我们杂志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郑南榕叫去，在民权东路五五0巷，整条巷子的树上，绑满了绿丝带。事后想来，那条巷子，大概是当时全台湾唯一挂上绿丝带的巷道吧。……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帮郑南榕推展五一九绿色行动，半开玩笑说道：‘别傻了，五一九当天，搞不好，只有郑南榕跟你两个疯子，身上绑着绿丝带，呆呆站在龙山寺那里。”

在郑的热情与勇气的鼓励下，“五一九绿色行动”渐渐开始成型，党外的不少人员参加了进来，然后二百多人在五月十九日那天一大早在台北的龙山寺集结。原准备集结后就向总统府方向游行前进，不料党国的一千多警察把龙山寺给围了起来，大门被堵住，不得进出。

混乱之中，鼓舞士气、与警察谈判等琐事，郑都放手，在现场的立法委员江鹏坚统领了寺内的活动，郑搭台，江唱戏。江此次的指挥若定为他日后当选为民进党第一任党主席铺了路。

二百多人被困在寺内，从早上十点耗到晚上十点，整整十二个小时。先日晒再雨淋，里面的人靠墙外民众扔进来的食物充饥。晚上十点，警察在得到不再去总统府示威的保证后撤退，龙山寺事件告一段落。

有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党外发现蒋经国对抗争有了耐受力，后面的抗争就跟上来了。头一脚最难踢，郑南榕就踢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郑南榕在杂志上刊登了许世楷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八九年四月，郑南榕被控涉嫌叛乱遭法院传唤，但他拒绝被警方拘捕。郑南榕坚信人民应该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他认为台独的主张也是《中华民国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表示“国民党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够抓到我的尸体”，随后将自己关在《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内，并准备了汽油。七日清晨，由时任中山警察分局刑事组组长侯友宜（二0二四年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带队，强行向杂志社发动破门攻坚行动时，不愿被捕的郑南榕于总编辑室里点燃汽油，自焚身亡，终年四十一岁。

五月，台独分子詹益桦在参加郑南榕葬礼时于总统府前引火自焚。

郑南榕引火自焚的举动，使他被许多人称为“言论自由殉道者”、“台湾建国烈士”或是“台湾独立建国之父”等。

郑南榕的妻子叶菊兰后来担任过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客家委员会主委和行政院副院长。

二0一六年十二月，行政院规定郑南榕逝世日为“言论自由日”。

林正杰（一九五二年—）

林正杰曾回忆说他自幼就关心政治，在中学里朝会唱国歌时，如果看到有人聊天或讲话，朝会结束后就会找他们理论甚至打架，并且整天担心老总统死掉，觉得他如果死了国家就没有前途了。林受眷村朋友的影响认同国民党，在大学四年级时加入了国民党，认为从党内改革是可行的。

不久林从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转为认同自由主义，开始阅读《文星》、《大学政论》和《台湾政论》等杂志，用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台湾的政治。

大学毕业后，林考上了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一九七五年，林为党外运动的领导人康宁祥和郭雨新助选。在一九七七年县市长选举中，林又为脱离国民党的许信良参选桃园县县长助选。选后，林与张富忠合力完成著作《选举万岁》，在印刷厂时被军警抢走了九千九百六十本，仅极少数流传于市。

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时，林正在服预官役，因而逃过一劫。美丽岛事件使众多党外领导者被捕，造成了党外势力的断层。一九八0年八月，林自澎湖退伍，他曾被称为党外的长子，一度被赋予传承党外香火的重任。

一九八0年七月，林通过了硕士论文口试，同时宣布将角逐台北市议员，他与陈水扁、谢长廷跟康水木四人以“党外、制衡、进步”联合参选台北市议员。翌年初，四人皆高票当选为市议员。

进入台北市议会后，林与陈水扁、谢长廷因问政相近而且常常并肩质询，被称为“党外三剑客”。

林在议会对党国市政的质询犀利、麻辣、一针见血。

一九八六年市议员选举，竞选期间林在市议会里借质询市府官员的机会，指控另一个市议员、自己的竞争对手、党国人士胡益寿，说胡干了从银行违法借贷一亿元的丑事。尽管林并没有什么证据，可是党国贪腐的名声在外，胡也确实借了钱（事后证明并非违法借钱），于是接下来林选上了，胡落选了。胡不忿，控告林诽谤。

此事林做的并不高尚。质询是一回事，而借质询抹黑政治对手是假公济私、公器私用。尽管如此，林并不违法，因为民主体制下为了保障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议员们有在立法场所的言论免责权。可是，党国不管那一套，以诽谤罪的名义判了林一年半的徒刑。

林被司法暗算，毅然绝地反击。与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和谢长廷不同，林草根个性，素有“街头小霸王”之称，于是有了林的“狂飙街头十二天”。

林面对一年半刑期的判决，铁了心去坐牢，连上诉都免了。他事先准备好“为司法送终，向市民告别”的声明书和一只象征“送终”的钟走出法庭，要把打手就是司法、司法就是打手的事向社会挑明。

林在九月三日走上台北街头，以不预告不定点的沿街游行方式“向市民告别”，一个区一个区地走，一大群党外的朋友陪着他走，边走边发传单，传单就是一个“司法死了”的讣告。

走着走着就有市民跟上来一起走，于是告别成了游行，警察自然企图制止。林反正去坐牢了，老子怕谁？ 演说！一时找不到制高点，就把警车当成了垫脚砖，不是空警车，里面有四个在执勤的警察，他们被林踩在脚下还面带微笑。

林在各地整整走了十二天。九月二十七日，林在党外战友的陪同下入狱。

随着林这位在任市议员因议场发言获罪而入狱服刑，社会对党国的不满越发高涨。林入狱的第二天，民进党成立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林出狱，四月加入民进党，并任中常委。

一九九一年，因为民进党通过了“台独党纲”，林对此不满。而林加入朱高正、赵少康等人的立法院跨党派早餐会，也引起民进党团立委的批评，成为林的退党导火线。

六月，林发表“宁为再度党外”声明后，退出民进党。他表示会做一个民进党之外最同情民进党的人。

林退出民进党时，曾预测下一个离开民进党的人会是黄信介。黄信介对此强硬回应：“要走就赶快走，民进党会表示欢迎，我身为民进党主席，可不会走的。”黄信介终其一身都未离开民进党。

二00六年八月，民间全民电视公司（民视）现场直播政论节目“头家来开讲”，主持人是胡婉玲，受邀来宾除了林以外，还有民进党副秘书长蔡煌琅、《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炜和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讨论的主题是“施明德真向蒋介石写求饶信？”

节目中林不满金恒炜插嘴质疑他的论点，随即演变成双方口角，之后林扬言金“欠扁”，金立刻反驳，但话还没说完，林突然破口大骂“肏你妈屄，奸恁娘！”接着起身掌掴金，打落了金的眼镜，并猛踹一脚，金随即到台安医院缝了五针。

事件发生后，林为干扰节目一事向胡婉玲和民视表达歉意，但对攻击金一事毫无悔意。林宣称“若是金恒炜态度不改，就要见一次扁一次。”而金则表示，林的行为非常可耻，他无法原谅林。随后，金前往警察局松山分局报案，控告林伤害，接着又控告林恐吓。

对于此次事件，民视、民进党中央、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林曾任百万人民倒扁运动第一任理事长）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一致谴责林的暴力行为。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发言人宣布不欢迎林或与他有任何关连的组织参与静坐，如果林执意到场声援，一定把他请出去。林随即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倒扁活动。

二00六年十二月，台北地方法院宣判林犯有伤害罪，判处拘役五十天，得易科罚金五万元（用罚金代替刑期）。二00七年三月，台北地方法院又判林须赔偿金一百万元。

二0一一年，林申请恢复了国民党籍，不过因国民党在台东提名饶庆铃参选立委，林不顾党纪自行参选而被开除党籍。

二0一五年，林组织党外挺柱后援会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还在“脸书”发出“卖屋启事”，说他在台北市中山国小附近有幢四十三坪的房子，他愿意售屋筹“军粮”，作为洪秀柱铁柱军团的开销。二0一六年，洪秀柱当选为国民党主席，林又一次申请恢复国民党籍。

在换柱争议中，为向洪秀柱表达坚定支持，林率众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以“王八蛋”、“奸恁娘”等语抗议主导换柱的朱立伦。

二0一九年七月，林又宣布退出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