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关系

从一九四九年中至一九五0年初，美国当局数次开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会上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Bradley）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将会受到威胁。他强烈主张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守卫台、澎。国务卿艾奇逊（D.Acheson）则不以为然，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也无济于事。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显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介石已感到绝望。在这份文件中,“蒋介石”一词成了贪污、无能和专制的代名词。美国政府决定抛弃台湾，抛弃蒋介石。艾奇逊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支持艾奇逊，十二月，杜鲁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不再向台湾提供物质援助，并且在中共试图夺取台湾时采取“不插手”的态度。一九五0年一月五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不会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措施。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援与军事顾问。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而根据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三军情报组织的备忘录，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将在一九五0年底落入中共的手中。一周以后，艾奇逊发表题为“中国的危机”的演讲，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的。

美国一度留驻台湾的只剩下一个领事级的代表，使馆武官是个中校。

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信息传遍了全世界。蒋介石虽然严令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从各种迹象上也会感觉到。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

但是紧接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七日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一九五一年四月，美国国防部派遣以陆军少将蔡斯（W.Chase）为团長的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美国军事顾问最多时达到了两千三百四十七人）。

一九五三年六月，美援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抵达台湾。

八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Nixon）访问台北，他明确表示“美国兵力不能用来支持（蒋介石）可能发动的任何反攻”。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澎及有关地区案”。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军可能为保卫金、马而与中共作战，同时又希望蒋介石放弃金、马，换取美国帮助国军封锁大陆的东南沿海。他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

三月，美国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

一九五七年五月，几千民众因强烈不满美军对刘自然案的判决（三月二十日，陆军少校刘自然于参加友人婚宴后返家途中在台北阳明山美军宿舍附近被美军陆军上士雷诺（R.Reynolds）枪杀。“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所有在台美军均享受外交豁免权，不受台湾法律的管束（在台美军一度每人都有一支枪），美军军事法庭宣布雷诺的误杀罪不成立，无罪释放），群聚攻击并毁损了美国驻台使馆，还包围了警局，是为五二四事件。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立即宣布在台北市和阳明山区实施戒严。

美国找蒋介石要说法，蒋介石不得不把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台湾省警卫处处长乐干撤了职，还抓、判了二十八个打砸使馆的民众（他们中最高的只被判了一年刑期）。

因为党国别的不行，维稳是顶尖高手，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以台北的军警宪特的实力，没有政府的暗中怂恿，使馆能够失守。他们通过内线多方了解，怀疑砸使馆是蒋经国指使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就此事报告说：“我倾向于相信指控某一国民党高官的正确性，即蒋介石的儿子发动了这场动乱。有情报描述，国民政府的官员以满意的心情看待此事的结果，因为这符合他们原先的计划。”

蒋介石拒不承认，他说他愿意承担此次暴乱的责任，并向美国表示歉意。再问蒋经国的救国团是否牵涉其中，蒋介石就置之不理了。

刘案发生后，据传毛泽东曾高兴地说：“这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都要大书特书的。什么美国大使馆，三拳两脚，打个稀烂。做得对！做得好！”

一九五八年九月，台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举行代号为“怒吼”的两栖演习，参加演习的共有八十九艘军舰、四十余辆坦克和各型飞机两百多架，兵力近两万。

一九六0年三月，台美在台湾南部又进行了规模庞大的代号为“蓝星”的两栖登陆演习，美军出动了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共五万余人、飞机四百多架和军舰一百三十五艘，包括两艘航母和两艘重型巡洋舰，台军出动了近万人、飞机近百架和舰艇三十余艘。

六月，艾森豪威尔访台，他在演讲中强调决不承认中共。台美发表了联合公报，保证继续合作以抵御中共挑衅。

一九六一年九月，台美空降部队举行了远东规模最大的联合空降作战演习“天兵一号”（从一九六二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台美又先后举行了“天兵二号”至“天兵六号”的空降作战演习）。

一九六四年二月，台美在台湾南部车城和平埔两地举行两栖作战“枕戈”演习。

一九六五年一月，美国总统约翰逊（L.Johnson）在援外咨文中赞扬中华民国自助有成，经济繁荣，不再需要美援。

八月，台美签订了“美军在中华民国的地位协定”，规范驻台美军司法适用的管辖范围。

美国卡特（J.Carter）政府因为促进台湾民主，也被党国视作“敌对势力”而严加防范，不过党国防范到不伤脸，让步到不放权，直到台美断交。

孙立人（一九00—一九九0年）兵变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东方隆美尔”美誉的孙立人被派赴台湾，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军官学校训练和整编军队。一九四九年二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邀孙至东京商谈台美的军事合作事宜。在会谈中，麦克阿瑟表示希望由孙掌管国民政府，遭孙拒绝。

九月，孙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并负责组训青年军。

一九五0年一月，美国陆军部收到驻台使馆武官曼宁（Manning）所发的一份绝密电报，内称孙告诉他，蒋介石已经得悉孙欲发动政变的计划，而孙告诉蒋，此乃共产党的反间计。

蒋介石在一九五0年三月宣布恢复总统身份后立即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孙在台湾恢复了征兵制，建立了预备军官制度，他并且强烈主张军队国家化。

孙不时向美方表达他对其他党国军政首脑的不满，如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孙向美国驻台总领事麦克唐纳（J.MacDonald）抱怨，他身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却无实权，当他须依赖时任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下令补充其部队员额时，陈却采取敷衍回避的态度；又如在一九五0年一月，孙向美国驻台代办师枢安（R.Strong）表达他对蒋经国在军队中发展政工系统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的痛恨；孙还向美国人抱怨陈诚不信任他，以及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跋扈嚣张，把海军在高雄左营的总部视为他的私人地盘等等。此类孙与美国驻台使馆人员之间的联系与谈话，频频从台北传回华盛顿。

在一九五0年上半年与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之间，美方有意支持孙发动政变取代蒋介石。不过孙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也让美方对于孙有更为直接的观察与评价，比如一九五0年五月，在一封被国务院列为绝密的私人信函里，师枢安告诉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石博思（P.Sprouse），据他近距离的观察，孙虽然极具军事天分，然而却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他绝对称不上“伟大”（There is nothing "great" about him）。师枢安认为孙可以把部队带得非常出色，不过只要超出军事范围之外的事务，他是否能够成功，不无疑问。

五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局长尼兹（P.Nitze）提出了一个“假设性”方案，拟定了“弃蒋保台”的行动准则。根据尼兹的说法，美方认定孙已经能够掌控台湾岛上的全部军事力量，只要他发动兵变，就能解除台湾岛上所有国民党重要人物的权力。尼兹建议美方应把筹码压在孙的身上，由他领导一批台籍政治领导人在兵变后接管新政府，美国应在最短时间内派遣一组为麦克阿瑟和军方所信任的要员前往台湾，协助孙在台湾组织起有效的行政系统与防御力量。

尼兹这份“假设性”方案随后逐渐被修订成正式的备忘录，于六月中由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Rusk）提交给艾奇逊。这份定稿的备忘录建议华盛顿派一高层人士前往远东，向蒋介石传达美方的如下讯息：在当前形势下，台湾很可能会沦落到共产党手中，美方将不会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协助蒋守卫台湾。蒋唯一能避免流血的方法，是交出权力，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备忘录建议由时任国务院外交顾问的杜勒斯负责此一任务。杜勒斯当时已定于六月中旬启程前往日本，途中他可以转往台北。

国务院在一九五0年六月的又一份绝密备忘录里，进一步透露了美方当时所拟采取的方案：美方将以最机密的方式，通过一位密使转告孙，如果孙愿意发动政变以控制台湾，美国将准备提供他必要的军事援助；美方也将提供数百万美元的经费供他收买其他国军将领；此外，美方还打算从关岛或日本的美军基地运送必要的军火以协助并确保其政变成功。

在美方的评估里，孙发动政变有其风险，例如其他国军将领拒绝合作、岛上国军投共、解放军趁乱进犯台湾、蒋介石拒绝交出政权并出逃，以及一旦政变失败，美国威信受损等等。虽然有这些风险，国务院仍然认定，支持孙政变仍是防止台湾沦入中共之手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备忘录完成后的一个多星期，朝鲜战争爆发，一夕之间，远东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扶孙倒蒋之议因而被搁置。

早在一九五0年三月，孙的英文秘书黄正与其姐黄玨就以“泄露军机”的罪名双双入狱，被判了十年刑期（黄正与孙立人有过一段忘年恋）。六月，孙的旧部如田世藩等人也陆续遭到指控为匪谍而入狱，接着发生了李鸿匪谍案。

孙的嫡系部队新七军（原新一军的一部）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吉林长春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解放军根据国共两党的协定，释放了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的李鸿、陈鸣人和彭克立等四十余名高级军官，为他们开具返乡证明书并资助路费。七月初，新七军军长李鸿等回到湖南长沙、湘阴等地的家乡。在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孙派一个参谋持他的亲笔信到湖南湘阴李鸿家中，请其串联旧部赴台。一九五0年二月，李鸿携妻女乘火车经广州到香港。五月，孙派原新一军副军长贾幼慧赴港接李鸿一行到台湾，不久李鸿觐见了蒋介石。原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和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也先后从大陆赴台投奔孙，陈鸣人就任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彭克立就任二0六师少将副师长兼团长，曾长云就任三四0师的上校团长。李鸿抵台后很快就跟怀孕的夫人马真一被捕并羁押在台北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此后至九月，陈鸣人、彭克立和曾长云等十七人陆续被捕，遭情治单位审讯调查长春投降的经过以及在哈尔滨“解放军官团”受训的详情，并被指控为匪谍。情治单位在审讯中，对李鸿、陈鸣人、彭克立和曾长云等多次施刑，希望他们能够牵连孙，但遭到拒绝。孙面见蒋介石，为其部属求情，坚称他们无罪，也遭蒋拒绝。

一九五一年三月，这批案犯被移押台北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彭克立和曾长云四人以“匪谍罪”立案，马真一和陈高扬等六人以“知情不举”连坐。一九五二年冬，这批案犯又被移至桃园县南嵌保密局“别馆”监狱。

一九五三年六月，黄杰率军由越南富国（Phu Quoc）岛回到台湾。一九五四年六月，蒋介石任命黄杰为陆军总司令，将孙调任无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

十二月三日，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美政府之间不再需要通过孙居中连络，于是蒋经国的情治系统开始调查孙的另一些部属，锁定了在步兵学校任职的少校郭廷亮。一九五五年五月，郭廷亮被捕，连续十天遭到严刑拷打。六月，蒋介石以孙与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讯。

因郭廷亮在刑求之下仍然坚持不肯指控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审问。毛人凤对郭说，只要承认自己是匪谍，就不会牵连到孙。郭于是写下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匪谍。总统府汇集了情报局与警备总部彭孟缉所收集的证据，连同郭的自白书，派情报局局长黄伯度送至被软禁的孙的住处，希望他自行辞职。孙原本态度强硬，认为郭必是遭到诬陷，但黄伯度通过陆军副总司令贾幼慧及孙的侄子孙克刚等人转达孙，此事为层峰（两蒋）的意思，孙如不肯屈服，将会株连更多旧属，孙遂于八月初写信给蒋介石，请辞总统府参军长一职。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批准了孙的辞呈，同日下令正式拘捕孙，并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张群、何应钦、王云五和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案情。陈诚九人委员会在调查后认定孙的下属郭廷亮、江云锦等涉嫌企图发动兵变，孙应为之负责。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奉命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A.Radford）上将通报孙案的侦查经过，雷德福非常愤怒，他坚信孙是台湾最忠贞干练的将领，不可能叛变。因为美国军方的态度，蒋介石决定郭廷亮判死刑，对孙则放宽处理。

十月十二日，就在郭廷亮预定执行死刑的那天，蒋介石发布赦免令，将郭廷亮减为无期徒刑，送绿岛监禁。孙得知后，以长官监督不周，自请处分。蒋介石批示：“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与孙关系较密切的中高级军官有三百多人获罪入狱或被解职，先前被拘捕的李鸿等人继续监禁。

在孙兵变案发生后，监察院也组织了五人小组调查，其报告认为孙无罪，与陈诚九人委员会报告的结果截然不同。

孙从此被长期软禁在台中市寓所，由情治人员监管。孙养花种菜，菜自家吃不完，便由夫人拎去街上出卖以补贴家用。孙种的玫瑰被市场上称为“玫瑰将军”。这一变相关押一关就是三十三年。在社会上，孙的名字和“远征军”都成了敏感词汇。

《联合报》对孙案有评论说：“孙立人极度受到部下爱戴与拥护。即使数十年后，许多旧部仍言必称‘我们总司令’，对老长官的忠诚可见一斑。他训练出来的干部，在军中形成旗帜鲜明的‘孙系’。但在强人总统的时代，怎能容忍另一个个人崇拜出现？更糟的是，一九五0年代初的美国，一直在考虑应该‘倒蒋抗共’还是‘挺蒋抗共’。对讨厌蒋中正的美方人士看来，作风洋派的孙立人（孙在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预科一九二三届毕业后，先后获得美国普渡（Purdue）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和美国维吉尼亚（Virginia）军校教育学士学位，是少数留美且不是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俨然是最佳替代人选。种种因素的累积，不管当初蒋如何欣赏孙，孙如何效忠蒋，这对君臣最后注定走上悲剧结局。”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逝世，郭廷亮随即被减刑为十五年，他早已服满了刑，出狱后的七月，警备总部司令郑为元说郭有英文专长，打算聘用他为英文教师，将其送回绿岛，被指派在警备总部绿岛指挥部的后勤组工作，后又改为图书馆管理员，实际上是长期软禁。在这期间，国防部一直在照顾郭的家属。

一九五六年九月，李鸿匪谍案的潘德辉和马真一等十三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一九五七年，马真一带着在狱中出生的次子出狱。

一九五八年，李鸣、陈鸣人、彭克立和曾长云被移至专门关押触犯军法的军人的桃园龙潭保密局卧龙山庄，长期不杀不审不判不放。一九六八年七月，李鸿等四人收到国防部裁定书，被以叛乱罪提起公诉，李鸿的罪名是一九四八年“弃守长春”，在被解放军释放后又接受中共李克农的指示来台策反孙，并掌握兵力以备策应解放军攻台。此后，每隔两个月，国防部裁定书称李等四人因病暂停审判，依据军事法条款延长羁押期两个月。一九七一年五月，李等四人被告知依军法不公开审讯而改为秘密庭审。七月宣判时的判决书称李等四人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无期徒刑。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去世，根据减刑令，李等四人被减刑为二十五年徒刑，因已坐牢满期，当局以“怀刑忏悔，衡情尚可悯恕”为由，于七月将李等四人释放。

一九八七年，李鸿在家中突患中风瘫痪。次年八月，李鸿在屏东医院辞世，终年八十五岁。孙为李鸿亲题挽联：

“六十年亲似弟兄，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病逝。同年五月，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他下令解除孙的软禁，恢复其自由。一九九0年，孙在台中寓所病逝，享年九十岁。

在孙被解除软禁之后，其旧日部属开始奔走，希望恢复其名誉。一九九一年，孙兵变案的关键证人郭廷亮在桃园县中坜的火车上坠落身亡，死因极为蹊跷，人们怀疑长期监控郭廷亮的警备总部可能涉入。

二00一年一月，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时任总统马英九向孙的家属正式道歉。

二0一四年七月，监察院公布对当初九人委员会调查档案的报告。在档案中，蒋经国曾向蒋介石建议解除孙兵权，以防他叛变，而蒋介石直接对孙案下达过许多指示。报告称，这个案件是利用美国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兴起，反共潮流抬头的机会，设局将孙软禁，以免蒋介石大权旁落。美国政府在本案发生后，曾私下对台湾当局表示关切，因此事件才未扩大。这个报告对郭廷亮进行了平反，认为他系遭到构陷。

二0一七年十月，法院文件揭露出陆军第十军中校刘永德曾于一九五五年检举郭廷亮意图发动兵变，经第十军政战部主任阮成章少将转报，由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指派刘永德深入“叛乱组织”作为内线为时数月。后来蒋经国曾下“便签”特准核拨奖励专款八万元给刘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