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溯源以及围绕二战前中日冲突的国际外交博弈（一）

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战以前的中日关系

早期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0年），齐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第二次入海求长生不老仙药。他的载着“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并携带“五谷子种”的庞大船队一去不复返。有人猜测他们最终到了日本，日本的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就是他们带去的，不少日本人也把徐福尊为“农神”和“医神”。如果确有徐福其人其事，那么今天的日本人里，很多其实是华夏子孙。不知道今天的基因检测技术能不能破解这个谜团？

《后汉书·东夷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那是有关日本（倭国）向华夏朝贡的最早的记录。此后的史书记载了许多次日本向中国的朝贡，如公元一0七年倭国王帅升等朝贡东汉；二三九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朝贡魏；二六六年倭女王壹与遣使朝贡西晋；四二一年至四七八年的五十七年间，倭王赞、珍、济、兴和武先后遣使朝贡南朝宋等。

那种朝贡关系实际上是投桃报李的礼尚往来，日本人放低身段，故作谦卑，而中国帝王得到了高高在上受人奉承三呼万岁的心理满足，但中国对日本政府的内政外交始终并无任何操控之权。

隋唐时期

五九二年，日本的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即位，她依靠其侄子圣德太子进行了以限制贵族权力、加强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奠定了中国式官僚制度的基础。同时他们多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隋朝考察学习。其使者之一小野妹子于六0七年奉圣德太子之命出访隋朝时，致隋炀帝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显示出日本在实行“拿来主义”初见成效时已有了要与隋朝分庭抗礼的意图。

六三0年，日本舒明天皇向中国派遣了最早的遣唐使。从那年到八九四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派出了二十多批遣唐使，每次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他们引进的许多中国的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据说日本的三大国粹—和服、茶道和相扑—都源于华夏）。

六四五年，孝德天皇即位后，推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大化革新，进一步废除了豪族对政权的垄断，并效法唐朝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

六六0年，唐朝和统治朝鲜半岛东部的新罗合伙灭了位于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百济残部向日本求助。六六三年，日本出兵朝鲜半岛，被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之战中击败。唐朝接着又协助新罗击破了北方的高句丽，使新罗得以统一朝鲜半岛。由于吐蕃的威胁，唐朝未能趁机进攻日本本土。六七六年，新罗与唐朝的同盟破裂，并打败了唐军，从而也解除了唐朝对日本的威胁。

六九四年，日本持统天皇将首都迁至模仿唐风建成的都城藤原京（Fujiwara-kyo）。

七0一年，日本制定了以唐律为蓝本的大宝律令，将大化革新的改革成果制度化。

七一七年，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派遣僧人玄昉入唐研习法相宗。七三五年，留学十八年的玄昉携五千余卷经卷及佛像回到日本弘法。

七五三年，唐僧鉴真在多名日本遣唐使节的陪同下第六次试图东渡，结果终于如愿以偿，他随之开创了日本佛教律宗。

八0四年，日本僧人空海赴洛阳和长安就学，因尽得密宗真传而被授为密宗第八祖。两年后，空海携带密宗典籍和其他书籍返回日本，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

由于唐朝内乱不断并加剧，日本在八九四年以后停止了派遣遣唐使。

宋元明时期

宋朝期间，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不多，不过民间贸易往来和佛教交流依旧密切。宋商多须行至日本与亚洲大陆往来的门户博多（Hakata）进行交易，那里设有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的鸿胪馆。

元始祖忽必烈在统一中国之后，希望看到四夷归化，不料日本再也不肯就范遣使朝贡。于是为了体现天下霸主的威严，忽必烈在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两次发动侵日战争。

第一次进攻日本的是从元朝属国高丽出发的九百余战舰和三万余士兵。侵略军遭遇日本武士的顽强抵抗，加上后援不足，不得不放弃撤退。在撤退的当晚，元军因台风袭击而损失惨重。七年后元军重整旗鼓，从南北两面总共出动了据说有四千四百艘战舰和十三万六千士兵的浩荡大军（有人说那是仅次于二战中诺曼底（Normandie）登陆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但因为日本海防工事坚固、日军反击猛烈、南北舰队配合失误，持续四天的飓风又掀翻了大量舰船等因素而再次大败，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士兵生还（有日本学者说元军战舰大都为平底，宜于在运河航行而不宜于海航，故经不起飓风的折腾）。

日本海盗从元末起开始骚扰中国和朝鲜的沿海。

明初永乐年间的一四0五年，明成祖派遣太监郑和统率水师十余万人奉敕讨贼，抵达日本，并向日本足利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提出朝贡要求。郑和船队的盛大阵势极具威慑力，足利被迫答应向明朝遣使朝贡，并献上倭寇数十名（那些人随即被置入蒸笼蒸杀），他因之被明成祖封为“日本国王”。中日两国统治者皆大欢喜，而两国的政治贸易关系也随之加强。

明朝中后期朝廷腐败无能，海防废弛，同时日本也陷入了内乱，日本浪人和中国沿海的奸商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无法无天，严重威胁了明朝的海疆安全，以致明廷严禁民间私自出海，“片版不许入海”。直到嘉靖年间，明政府方才着力整治沿海倭乱，经过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平定，倭寇在嘉靖后期被基本荡平。

十六世纪后期以后，中日之间的朝贡关系已不复存在。

十六世纪末，草根出身的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战乱。丰臣秀吉一向有称霸亚洲的野心，他的设想是先占朝鲜，自己渡海去中国，以宁波为基地进取印度次大陆，同时占领大明都城北京，然后奉正亲町天皇迁都北京（中国历史上或许就增加了一个朝代）。为此，丰臣秀吉在一五九二年和一五九七年两度入侵朝鲜王朝，不过两次都被在明军支持下的朝军击败。

清朝前期

日本江户幕府在其初期努力扩大对外贸易，然而基督教不断扩大的影响动摇了其统治的稳定，于是又开始限制同外国的接触。从一六四一年开始，日本政府只允许在长崎（Nagasaki）同荷兰人和中国人做买卖。

与此同时，朝鲜王朝在北京和两国边境地区与清朝交易频繁，并在实际上成了清日之间的贸易中介。而清朝为了防止国内“反清复明”势力与境外势力主要是日本的勾结，禁止东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大清与江户幕府不约而同采取的锁国政策使二百年间中日两国政府关系几近隔绝，除维持双方均有需求的长崎贸易外，两国无任何正常的政府和民间的交流渠道。

“反清复明”势力的大股之一是郑成功。郑成功一六二四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Hirado），其父为垄断福建与日本之间走私生意的海盗大枭郑芝龙，其母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小时随母亲生活，六岁时被父亲接到福建泉州南安县安平镇故乡，田川氏因为江户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国而无法随行。郑成功稍长后被送往金陵求学，并成为监生。一六四五年郑芝龙走后门取得幕府特许，将田川氏接到福建与郑成功团聚。但次年清军攻陷安平，郑芝龙降清，田川氏为免遭清军凌辱，自缢而死，享年四十五岁。黄宗羲的《赐姓始末》载：“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郑成功余生矢志抗清，与其母的死亡有很大的关系。他仰赖沿海地区的税款以及与日商的贸易，率领其父旧部和宗族在东南沿海与清军对抗，成为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六五五年，郑成功受明昭宗敕封为延平王（郑成功还被称为“国姓爷”，因为他曾被赐姓“朱”，朝廷视其为日本人，所以不必忌讳）。自一六五七年起，郑成功三伐江浙，九征闽粤，然最终均遭清军击退，仅得凭借海战优势固守厦门和金门。清朝重申海禁，断绝沿海居民对其接济以后，郑成功决定攻占台湾以解决军粮问题，为此他于一六六一年率军约二万五千人横渡台湾海峡，连续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以大员（今台南）为基地建立了承天府。隔年郑成功急病去世。

清朝后期

一八四0年，大清的国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军舰大炮砸开。

一八五三年和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C.Perry）两次率领“黑色舰队”进入东京湾，要求将美国总统表示致意的国书递交给江户幕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日方不得不开始与美国交往，进而顺势向世界开放。一八五四年三月，《日美和亲条约》缔结；八月，《日英和亲条约》缔结；接着在一八五八年六月，日本与美国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七月与荷兰、俄国和英国分别缔结了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国门大开以后，进行了其历史上第二次最重大的改制革新—明治维新，结果不仅避免了被列强侵占瓜分的命运，而且迅速走上了现代化及对外扩张的道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国民的胼手胝足艰苦奋斗从“野麦岭”和“望乡”等电影中可见一斑）。

一八七一年九月，清朝和日本先后在天津签订《日清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双方平等的国家关系。

一八七二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Ryukyu）国，设置琉球藩，封原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从而否认了中国自一三七二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

为报复一八七一年发生的琉球宫古岛（Miyako-jima）渔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抢劫杀害，日本于一八七四年五月出兵台湾。清廷强调台湾原住民“生番系我化外之民”。十月，大清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明确声明“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朝并支付了日本五十万两银子作为赔偿。双方同时确认台湾属于清朝，而宫古岛属于日本。

一八七五年，日本政府命令琉球废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一八七九年四月，日本废琉球藩改设冲绳（Okinawa）县，至此琉球被日本完全吞并。

一八七三年，日本向朝鲜江华（Kanghwa）岛派遣云掦号军舰，模仿美国当年要求日本开放国门时所使用之武力示威。当时，西方列强都盼望朝鲜王朝对外开放，清政府也劝朝鲜政府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朝鲜王朝于是在一八七六年同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日本为了削弱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在该条约中称“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不过《日朝修好条约》签订以后，围绕着朝鲜的附属问题，日清之间的纠葛仍在蔓延。朝鲜李氏王朝奉行“事大主义”策略，在大多数时间坚持对清朝称臣纳贡。李鸿章任命得力亲信袁世凯为朝鲜总督，以求保持对朝鲜内政的控制和影响。日本则以保护本国外交官为名在汉城驻扎军队。

一八七七年，以何如璋为公使的大清外交使团赴日。一八八二年九月，大清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跟所有的庙堂一样，李氏王朝里也有代表不同利益和政见的派别。那里的一批改革派官僚反对皇室只会一味抱清廷大腿，不思进取，不求改革；与后来中国的孙文等人相仿，他们认为借用外力，动用暴力手段，不失为推翻旧政权改弦更张的捷径。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在日本公使馆和日本军队的协助下，那些人趁清军为了维护大清对越南的控制而在云南跟法军作战无暇东顾之际，发动了甲申政变，企图摆脱清朝的束缚。政变在三天之内即被袁世凯铁拳镇压。次年四月，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署了《天津会议专条》，约定两国军队自朝鲜撤兵，以后朝鲜若有变乱之类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如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此后清朝继续加强干涉朝鲜王朝的内政，并扩大其经济影响力；而日本为守住自己的利益，也在不断增强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