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会战（六）*

十八. 豫湘桂会战（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

（1）豫中会战（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五月二十五日）

到一九四四年时，经过累年战争，日本劳民伤财，其开销早就远远超出了当初预期的规模。为了确保战争资源，他们不得不饮鸠止渴，同英美开战，从而踏进了更深的坑，面临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东京唯一的指望是尽快从中国战场解脱出来，以便全力对付英美。他们一直在软硬兼施逼降诱降重庆，希望能搞个停战协议之类的东西。蒋介石不是不想停战，也绝没有很快就能胜利的把握，只是他开出的始终不变的条件裕仁天皇不肯接受：中国局势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原状。

蒋开出那样的条件，对于日本人来说其实一点也不过分：日本照样能占据蒋鞭长莫及、非核心利益因而也并不十分在乎的中国的东北、台湾等领土，而且他们历年在中国犯下的所有罪行都能免于追究，等于没什么损失。问题是蒋要面子，天皇同样要面子。打了这么多年，明明不管哪一路的中国军队都不是日军的对手，好歹不能一无所获，总得有点收益才行。可是在开罗会议上，“鬼畜米英”居然宣布将把东北和台湾等都还给中国，这就大大超越了日本停战的底线。于是对裕仁天皇和当时权倾朝野的东条英机来说，想挽回局面，只能把本钱全部押进去，努力拚上最后一把，逼蒋认输，从而搞定中国。

自武汉会战以后，限于军力物力，东京大本营在中国的战事计划都是限制多多，让畑俊六、横山勇和冈村宁次那些前线指挥官们个个心怀不满。而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大本营却下了“一号作战”命令，一改往日的抠门作风，决定不惜血本全线进攻，向蒋发起致命的一击。

东条的意图是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线，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和印度支那连成一片，顺道摧毁对日军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的盟军的机场。日军为这次作战准备了庞大的兵力：华北十五万、华中二十万、华南十六万，总共五十一万大军。侵华以来，在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中，日军也不过集中了三十五万部队。豫湘桂会战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战役。

所谓的豫湘桂会战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的四次会战的总和。

豫中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相对独立的第一阶段。

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二军、第一军等十五万日军进攻郑州和洛阳一线。他们的对手是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副司令汤恩伯以及他们手下的三十九万国军。会战中双方伤亡分别为三万三千和三千四百。

国军在河南经营多年，有坚固的工事和充足的粮食弹药，兵员比日本人多得多，本来应该能够跟日军一拼。然而四月十七日日军开始进攻，到二十三日就连克郑州、新郑、尉氏、氾水和密县等地；三十日进攻许昌，次日就拿下了许昌；五月九日攻到龙门，打通了平汉路南段；五月十八日进攻洛阳，二十五日攻陷洛阳。打到六月份，日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极其顺利地横扫了河南中部。

国军第三十六集團軍司令李家鈺中將阵亡于洛阳，同时牺牲的还有陈绍堂和周鼎铭两位少将。

汤恩伯的一线部队起先还跟日军周旋了一阵。在那些日子里，汤恩伯的上司蒋鼎文带着四个集团军约二十五万人马坐在黄河南畔隔岸观火，一点支援的意思都没有。等到汤恩伯溃败，蒋鼎文的那帮士兵有样学样，很快也跟着四散逃跑，第一战区完好无损的工事、堆满作战物资的仓库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除了惧怕日军，汤恩伯、蒋鼎文一败涂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老百姓的造反。

民国前期农民生活艰难，扯旗造反的事情很常见，但在抗战时一切为了前线，通常老百姓都能咬牙忍受，能逼得他们造反，绝对是实在忍无可忍了。

汤恩伯喜欢搞扩军，拼命征兵，还不择手段地并吞杂牌部队，把军队扩到了十四万。蒋鼎文也拚命扩军，两拨人马都号称正牌抗日队伍，也都不种地，平时忙的主要是抓壮丁、抽税、征粮和抢耕牛。

总共不过三千万人口，却要养活两拨三十九万中央军，河南的老百姓掉进了暗无天日的地狱。收成好的时候，他们还能勉强混饱肚子，只要年成稍微差点，就难免饿死或逃亡。一九四二年那年，旱灾、涝灾、风灾、雹灾和霜灾等接踵而至，到处收不上粮食来，整个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一片哀鸿。饥饿的农民在田野里绝望地四处寻觅，几乎吃光了草根和树皮一类东西，然后开始吃泥土、吃木头，吃了泥土和木头的人很快就死了，剩下的人没有活路，于是只能吃人，一开始是吃死尸，到后来就是吃奄奄一息、半死不死的活人。

而政府的赋税和军粮征购却一点不减少。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坚持认为是下属谎报灾情，他亲自下了命令，河南的实物征集“不能缓免”。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重庆《大公报》派驻中原的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二月一日，报社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未作删节，在要闻版全文刊出。文章中披露河南一百一十个县全境遭灾，“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里掘青草挖野菜拾干柴。……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在洛阳城里，张高峰看到“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一个个迈着踉跄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为征粮还在勒索。张高峰写道：“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揭露说：“省府去年八月规定了各县地方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粮食）。”

《豫灾实录》见报当晚，《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激于义愤，挥笔写下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于次日刊出。社评说：“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掉泪。……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苛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大公报》的报道与社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人民咒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马瘦，后方猪肥”，表达了对重庆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现状的强烈不满。

看到违反宣传口径、散布流言、妄议中央的舆情，赈灾极其迟钝的重庆当局反应十分迅速敏捷，他们立刻采取了措施：二月二日当晚，新闻检查所向《大公报》送去了军委会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同时，王芸生本来要去美国领取密苏里新闻学院（The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的荣誉奖章，也由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发去通知，说委员长有令，取消他去美国的访问。

三月某日，张高峰在河南漯河突然被汤恩伯的部下逮捕，当夜提审，并被绑起吊打，罪名是“共党嫌疑”。

由于听过太多关于饥荒的传闻，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二十八岁的白修德（T.H.White）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H.Forman）一道，设法去河南实地探访。

在从西安到河南的铁路上，白修德他们经常看到有僵尸从对面的火车上掉下来。在骑马去郑州的途中，他们看到绝大多数村子都已死绝，到处是野狗撕咬死尸的恐怖场景。

一开始的时候，白修德们只是恐惧，到后来就变成了冲天的愤怒。国民政府囤着大量物资，却不仅不救灾，还在继续从灾民手上抢粮。各级当局和军队坐看老百姓成批成批地饿死，无动于衷。

白修德和福尔曼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三个霜糖饼”。

不等回到重庆，白修德就在洛阳给《时代》周刊总部拍了电报，报导自己所见到的一切。

一九四三年三月，《时代》周刊登出了河南灾情的报道，顿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蒋介石政府。那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就医并为争取美援到处巡回演讲，看到报道非常恼火，竟然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打去电话，要求《时代》的发行人、出生于中国山东登州的卢斯（H.R.Luce）解雇白修德。

卢斯直截了当地告诉宋美龄：解雇白修德？我只会更加器重他！

白修德从河南回重庆后马不停蹄地通过美国陆军把见闻告诉了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史迪威（J.W.Stilwell），又去找各级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院、四川省政府甚至宋庆龄，要他们想办法帮助河南的灾民，还逢人就散发灾区的照片，让人看河南的惨况，吁请人们组织赈灾活动。

白修德是不折不扣的干涉中国内政的境外势力，严重辱华，抹黑党国。蒋介石对白修德非常恼火，但是他可以轻松地解决内部问题，比如在洛阳为白修德发电报的那个中国职员就倒了大霉，据说多半被委员长下令失踪了，但却奈何白修德不得，因为他是美国人。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外国人，他更不敢得罪美国政府。

经过长时间的软磨硬泡，白修德不光没被枪毙，还成功逼得蒋介石答应接见他和福尔曼。

根据白修德的回忆，他们同委员长的会面是坦率而直接的，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流了彼此的观点，虽然过程有点不太轻松。不管白修德怎样说，蒋介石就是不承认河南有灾，还说人吃人的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白修德同福尔曼于是当面把野狗吃人等的照片拿出来，一张张展示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终于答应救灾。有关部门陆续往河南送了一些粮食，还开了几家施粥所，并在全国展开了捐赈活动，呼吁救助河南同胞。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一共向河南灾民发放了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

还有外国传教士在努力。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也不管是哪一国人，此时都在做同一件事：四处募粮开设粥场，向一无所有的灾民发放口粮，维持他们脆弱的生命，并且分文不取。外国传教士不能收税，又没有军粮，然而靠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硬是从美国政府那里要到了救济物资。在河南民众最困难的时候，传教士或外国人成了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

本来临近的陕西是有粮的，但陕西是胡宗南的地盘，胡宗南不肯让汤恩伯占便宜；南面的湖北也有粮，但湖北也不肯帮忙，一拖二拉，最后只能报中央处理。

历经几个月的繁复手续，中央的救灾款终于到了，虽然名义上有两个亿，但只有八千万运到灾区。很快这笔钱就成了各级官员的唐僧肉。八千万里的一部分被存进银行生利息，另一部分由地方官员扣掉灾民欠政府的税款（！），剩下的才能分到农民手中。中央银行还要趁火打劫：它们故意只发百元一张的救灾款，而米商们配合着不收百元大钞，坚持只收零钞，否则不卖粮。到中央银行兑换零钱时，则必须收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民间在了解到情况后，开始捐钱或义演义卖，四处展开赈灾活动。然而蒋介石规定，所有募捐款都必须交给政府统一处理，不得私募私放，而经过省、县、乡、村无数层的克扣，到灾民手上的只剩下了九牛一毛。

一九四三年秋天，还没等到庄稼成熟，河南祸不单行，又迎来了另一场灾难：蝗灾。扑天盖地的蝗虫象轰炸机群一样飞来，吃掉了所有的庄稼，也吃掉了农民们的希望。

一九四二年底他们是灾民，到了一九四三年底，他们变成了绝望的灾民。三千万人已经饿死了三百万，逃荒又死了大约三百多万，剩下来的不是在逃命，就是在等死。然而大堆的粮食就在身边，可是有军队拿枪守着，它们就是可见不可及。蒋鼎文、汤恩伯统治河南的三年多时间里，因为他们的凶残、愚蠢和自私，河南惨死的老百姓相当于南京大屠杀的几十倍。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河南老百姓的刻骨仇恨：“宁让日本人来烧杀，不叫汤恩伯来驻扎”。那年头，“水、旱、蝗、汤”是河南的四大灾害。

正当老百姓奄奄一息时，日本人打了进来，平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中央军却瞬间变成了一滩烂渣，个个撒腿就跑，“不战而退，望风披靡”。往日受够了他们气的农民们在瞬间醒悟过来，漫山遍野红了眼的灾民在愤怒地四处抓国军的溃兵，缴国军的枪，从粮仓里拿回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甚至为了替死去的亲属报仇而把逃命的散兵游勇打死。整个河南的老百姓都象疯了一样，人人拿起锄头木棍，个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打死汤恩伯、蒋鼎文两个杂种，吃粮活命！然后欢迎日军。汤恩伯的嫡系十三军平时作恶最多，这时成了过街老鼠，到哪个村子都会被围殴。据说农民解除了五万国军的武装。连飞扬跋扈的汤恩伯的直属卫队也遭民众缴械，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脱，蒋鼎文在撤退过程中被暴民俘虏，后化妆侥幸骑毛驴逃脱。

日本人目睹河南老百姓的造反，惊得目瞪口呆。

日军撤走后，汤恩伯的部队重返河南，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屠杀河南百姓作为报复。河南籍参政员郭仲隗终于奋起，在参政会上揭发汤司令战前走私、欺压百姓、战时逃跑等等滔天罪行。他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足骂了一个钟头，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包括“观音土”，送给各院部长官。一百零三个参政员接着联名提案，要求严惩汤恩伯。最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即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第一战区在战役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陈诚在总结战役的原因时，归咎于将帅不和（蒋鼎文和汤恩伯不和）、军政不和（地方不但不支持军队，而且多所掣肘）、军民不和、官兵不和。作为处分，蒋介石把蒋鼎文撤职，汤恩伯“撤职留用”。

十九. 豫湘桂会战（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

（2）第四次长沙会战（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长沙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第二阶段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

横山勇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兵力十七余万进攻薛岳的第九战区。薛岳企图再一次用他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奏效的所谓的“天炉战法”，即诱敌深入，然后重兵围歼。然而事过境迁，他的那套故伎无法重演。首先是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并不以攻占长沙为鹄的，打得太轻松了才想顺手牵羊，因而孤军冒进，给了薛岳可乘之机，而这次占领长沙是日军的战略目标，志在必得，投入的兵力之大不是薛岳的二十五万人马能够轻易吞下的；其次，日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针对“天炉战法”研究出了一套破解的方法：从单边独进改为从东西两线夹击；由湘江逆水而上抢先夺取岳麓山制高点的炮兵阵地；加厚中间兵力，保护两翼部位，快速协同突进，用“双尖刀梯队”正面突进，同时在两翼部署强兵掩护，这样即使在第一“尖刀部队”遇挫的情况下，第二“尖刀部队”也可以快速跟进，同时也抵消侧翼被攻击的后顾之忧。结果日军轻而易举就打破了薛岳计划中的“炉底”，根本没给九战区任何合围的机会；最后，这次守卫长沙的第四军的斗志跟上一次方先觉的预十师有天壤之别。

中日双方将士伤亡分别约为三万五和六千二。

战后，为了平息舆论，第四军军长、薛岳的爱将、粤军将领张德能以弃军逃走的罪名成了枪下之鬼。

* 本文引用了红朝笑笑生《红朝的那些事情》的大量文字，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