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溯源以及围绕二战前中日冲突的国际外交博弈（二）

甲午战争及其后果

一八九四年春，因为官吏腐化和朝廷对农民狂征暴敛，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李朝政府紧急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借机向朝鲜派兵，扶植起了一个亲日傀儡政府，宣布废除中朝间的一切商约。七月，日军驱逐了屯驻牙山（在今首尔南约一百公里处）的清军，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突袭在黄海上的中国舰队，接着日本陆军又进攻守卫平壤的清军。由于准备不足，加上清王朝内部主和与主战派互相掣肘干扰，清军在海上和陆上两战皆败。

八月一日，日清双方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黄海海战

九月十七日的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中最关键之战。日军出乎许多人意料的胜利使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进一步沦入受人欺辱的悲惨境地。

在黄海海战中，一八八八年正式建军的北洋水师有德制排水量超过七千二百吨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九艘巡洋舰、两艘炮舰和四艘鱼雷艇。日军联合舰队有巡洋舰八艘（最高吨位四千多）、旧式铁甲舰两艘、炮舰一艘和临时代作巡洋舰的武装商船一艘。在五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北洋水师致远、经远、超勇和扬威四艘巡洋舰被击沉，广甲号巡洋舰在仓惶逃跑途中触礁后被毁，来远号受重伤，清军官兵死伤千余人。日本舰队四舰受损，官兵死伤六百余人。

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失败的原因主要有：

1）备战不足。一八九0年时，北洋水师舰队总排水量为二万七千吨，而日本海军总排水量仅为一万七千余吨。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八千万日元的百分之六十急起直追，大力发展海陆军。从一八九三年起，明治天皇甚至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开销中拨出三十万日元，再从所有官员的俸禄里扣取十分之一以补充造船费用，因此到一八九四年时，日本海军舰队的总排水量达到了七万二千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慈禧太后为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八百多万两白银重修颐和园（可买五艘半定远舰），一八八九年光绪大婚又耗费了白银五百万两。因为国库空虚，再加上跟李鸿章的私怨，军机大臣翁同龢在一八九一年决定三年里不再向英、德采购军舰。

2）舰艇和武器质量处于下风。日本的舰艇较为新式，航速快，且多数配置口径稍小、但射速高得多的速射炮，其巡洋舰的总吨位更是远超北洋水师。在战斗中北洋军舰中弹远多于日舰，日军中弹最多的是赤城号炮舰，中弹三十发，余舰中有七艘中弹仅为个位数。相比之下，北洋水师除济远号巡洋舰因先行逃跑而只中弹十五发，其余各舰中弹都在百发以上，镇远号、来远号中弹至少二百发，被击沉的各舰中弹更多。那充分体现了日军舰艇快速灵活、火炮射速快捷的优点以及日本水兵的战斗技能和勇猛顽强。

3）军舰长期缺乏维修保养，有英国海军军官曾评论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北洋水师还吃亏在因为军费不足而缺乏弹药（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就因为弹药耗尽而过早失去作战能力。政府拨给北洋水师的款子长期成了各方追逐的“唐僧肉”，连李鸿章的厨师的亲戚也参与经手军火采购，伙同洋商从中分肥。电影“甲午海战”中有一组镜头：清军水兵拆开炮弹的弹头，发现炮筒里全是沙子。影片以此显示英国军火商的黑心贪婪，那一则为清军的失败甩锅，二则煽动观众的反帝情绪，其实当时有种操练弹（proof shot）就是只填充黄沙或铁砂而不是火药的，其用处是在开炮时使用超大量的推进火药以测试炮筒是否能承受一定的压力，问题是它们不该混在炮弹中被误提出仓库上舰）。

4）将领素质低又互不买账。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出身陆军，因受李鸿章的赏识而一再提拔，但他不善海战。丁汝昌是淮人，海军系统的高级将领如刘步蟾和林泰曾等人却多为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早期的同窗（号称福州帮），因此丁汝昌经常号令不行。福州帮中的大多数资格虽老，但是因为他们读书时其实只接受过简单的英文、算法、测算、驾驶和枪炮操法等培训，各方面基础都不很扎实。他们中的尖子曾在一八七七年春被清政府选派去伦敦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进修，许多人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学，仅上舰实习了一阵便结束了培训。跟日军联合舰队的指挥官们如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坪井航三海军少将和东乡平八郎大佐等人比较，他们的海战指挥水平差距悬殊。至于那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人渣将领就不用说了。

5）水兵素质低。多年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练、演习和教育的本是担任“副提督衔水师总监督”的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W.M.Lang）。琅威理责任感强烈，职业操守无可挑剔，他治军严明，办事勤勉，在舰队官兵中全力灌输英国海军的条令，威信很高。但在一八九0年因与水师的二把手、右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意见不合，得不到李鸿章的支持而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开以后，代替他的洋教头都是贪图高薪而来的打酱油角色，北洋水师的军纪明显松弛，军官喜欢带着家眷住在岸上；军士随便上岸狎妓寻欢作乐；冬天在南方训练时，香港上海的赌场里动辄挤满了水兵；有洋人甚至看到水兵在炮筒上晾晒衣服。

清军水兵素质极差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清军的一艘鱼雷艇在距离日舰西京丸号仅四十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没中目标。

6）运气不佳。在旗舰定远号舰桥上指挥的丁汝昌刚开战就被舰上巨炮开火时造成的震动摔倒受轻伤，紧接着又被日本炮火打伤，他事先又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导致清军失去指挥，队形混乱，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还一度被日军从两面夹击，完全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因为逐渐天黑，日本联合舰队主动退出了战场而没有乘胜追击。许多事后诸葛亮认为，如果多一个小时，北洋水师的那两艘皮厚肉糙、但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也难逃被击沉海底的命运。

丁汝昌的结局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剩余的舰艇在旅顺作初步修理后返回基地威海，镇远舰却在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

十一月二十一日，日军攻陷旅顺，随即实施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为执行李鸿章的“保船”政策，北洋海军龟缩于威海卫基地，坐视日军攻占旅顺。丁汝昌因此成为替罪羊，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后又被革职，暂留本任。

在占领辽东半岛以后，日军又从成山角攻入山东半岛，从内陆侧后袭击威海卫，清军又败。

十二月三十日，丁汝昌收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书：

“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

伊东祐亨　顿首”

但丁汝昌不为所动，他早已下定了以身许国的决心。

在威海的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斗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败军之将出自好心的妄议被“清流”御史们举报，又成为他“通敌误国”的罪证，朝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

得刘步蟾等高级将领的通电请愿和李鸿章的极力申辩，清廷命令待丁汝昌了结手头事务后才解送刑部。丁汝昌也真的召集诸将，继续筹商水陆战守事宜。

一八九五年正月三十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他是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连日攻击北洋舰队。二月五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到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二月七日，日军舰艇四十余艘排列于威海南口外，日本陆军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清军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而靖远舰也被日军从陆上炮台发射的炮弹击伤。

二月十二日晚，知道回天无力的丁汝昌服鸦片自尽。他临死前将北洋海军提督印截角作废。

丁汝昌死后，其手下军官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李鸿章经营多年、曾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光绪帝下旨将丁汝昌“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一九一0年），清廷才为丁汝昌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