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二）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汪在法国养伤十一个月后乘德轮抵上海。

一月十八日，汪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称，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得有两种政府与军队。

一月二十二日，汪广播讲演《怎样救亡图存》，谓“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就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

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突然向汪下跪，十分激动地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十分错愕，不知所措，于是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

此后汪开始公开主张“和平运动”，他的观点主要为：1）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2）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3）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会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蒋梦麟曾在北大三青团的内部进行调查，收回了一百五十九份答卷，其中六十三份支持汪，二十五人反对，其他不表示意见。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以支持汪的和平运动。日方的条件对汪的诱惑极大

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六原则的“亚洲新秩序”声明：1）东亚的永久和平；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3）联合防共；4）经济合作；5）创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

日本那时在寻找“第一流的中国领导人”，候选人有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

唐绍仪是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是首届民国政府的内阁总理，在华南很有影响，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威信。唐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法租界唐公馆里被戴笠的蓝衣社分子暗杀。

吴佩孚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华人，与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使他成为日本的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然去世。

当然日本人的首选是汪，他的地位和声望是唐、吴两人不能相提并论的。

十一月七日，汪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开始密谈（该处事后成为土肥原贤二的宅邸，命名为“重光堂”）。那住宅在淞沪会战中被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才急急忙忙进行修缮，并从附近的饭店租来了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

芦沟桥事变时，高仅三十岁，他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非常聪明，尤其擅长辞令，日语极好。高身材瘦小，患慢性肺结核病，一生中好几次长期住院。留学回国后，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政治学。他的关于中日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的一些片段在中国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后，影响颇大。

梅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任江宁实验县县长，在发展教育、卫生和生产方面颇有成效。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后，他成为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核心的低调俱乐部的中坚分子。

影佐祯昭是公认的中国通，在七七事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长、谋略课长，一九三八年任参谋本部军事课长。他策划建立了汪伪政权。汪伪政权成立后出任最高军事顾问。东条英机担任内阁总理后，认为影佐和汪谈条件的时候让步太多，一九四二年将其调任北满的第七炮兵司令官，一九四三年又调往南洋，任驻拉包尔的第三十八师团长。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曾要求将其作为战犯引渡，但因其患肺结核暂缓审判，一九四八年九月影佐病死（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法务大臣谷垣祯一是影佐的亲外孙）。

今井武夫曾任驻华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一九三七年参与策划了芦沟桥事变。一九三九年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与影佐祯昭等人策划成立汪伪政府。后任新编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队长、大东亚省参事、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长兼第四课长、上海陆军高级部长等职。一九四四年九月，今井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他代表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与中国政府接洽投降事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今井返回日本，被解除军职，一九八二年死于日本。

中日双方于十一月十九日晚开始正式谈判，二十日晚七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其要点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许诺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4）日华经济提携，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5）中国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侨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日汪《协议》还有三点附加说明，即《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此外，日汪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但没有签字。其文字为：“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加强善邻团结，约定今后实行下列条件：第一条：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各自实施亲日、亲华教育及政策。第二条：日华两国对苏联共同设置宣传机构，井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在平时互相交换情况。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的治安，在必要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在新疆驻扎中国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第三条：日华两国共同逐步改变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须研究协力所必要的措施。第四条：日华两国以东亚的经济复兴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此外，经济合作，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也依同样原则实行之。第五条：为实施上述条款，日华两国委派必要的委员。第六条：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他各国参加本协定。”

《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还策划了汪逃离重庆的具体计划：如双方确认协议，汪率陈公博、陶希圣等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在他到达昆明之际，日本政府见机而行，公布日华和平解决事变条件；汪发表声明与蒋断绝关系，即日乘机飞往越南河内再转香港；汪到达香港以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同时，以国民党党员联名名义发表反蒋声明，并对中国国民以及国外华侨开始和平运动；为响应汪的声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与之相呼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本运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为避免暴露计划，应推迟起义时间；日本军队应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为中央军的讨伐制造困难。

日汪还策划成立以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四省为辖区的新政府，新政府的政策明确规定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宣布日华提携，并开始在海外进行和平运动。新政府将组织五到十个师的军队，军事以及其他教官从日本招聘，进行东亚新秩序的教育，培养人材。

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文件，被汪的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周佛海秘密汇报。

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十二月九日，蒋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汪、孔祥熙、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蒋称：“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汪则提出：“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有困难”，“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这一天，蒋、汪之间激烈辩论。据汪自称：“复彻切言之，卒不纳。”

十二月十八日，汪离开重庆出走，在昆明时与龙云深谈。

十九日，汪乘龙云提供的飞机从昆明前往法属印度支那保护国越南的河内。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二十二日，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将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日本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二十九日，汪响应近卫声明，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电报“艳电”（二十九日电报代码为“艳”字），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日本“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愿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那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日本最初对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非常乐观。一九三八年末和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曾透露了一个可能是汪的合作伙伴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单：甘乃光、王世杰、张道藩、蒋的政敌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各地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白崇禧，还有何键、张嘉璈等。

汪自己估计国民党会有三百名中央委员，其中包括陈立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有五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国民党部队不久会参加他的和平事业。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会议通过决议如下：“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

汪出逃后，由于近卫内阁在一月四日因中小企业倒闭剧增、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亲轴心情绪日益高涨而突然辞职，政府政策一时未定，日汪关系处于低潮，以及原先设想的西南、华南各省将领、官员如云南军阀龙云、广东军阀许崇智、张发奎和广西军阀白崇禧等纷纷响应的局面并未出现，汪有被遗弃之感（龙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初到南京时，即对汪推崇备至。广州、武汉失守后，龙云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在和汪的秘密通信中接受其妥协求和思想，汪即将龙作为叛降卖国计划的领头羊。汪经昆明出逃，向龙坦述全部计划，得到龙的充分支持和帮助。但是龙云首鼠两端，希望看看风向再作决断。而许崇智、张发奎、白崇禧等人除了一度反蒋以外并不支持和议)，和平运动失败。

汪对他的运动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泄气。外长王宠惠和陈布雷到河内劝汪出洋。二月十日，蒋介石备好护照及五十万元现金，派汪的老部下、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到河内，再次劝汪赴法。实际上到了一月下旬，汪已在考虑流亡欧洲了。他向东京的德国使馆申请了签证，此外，重庆的英国使馆也给汪发了签证。

在此同时，蒋介石和军统决定以暗杀手段消灭汪，陆续派人赴越执行计划。三月十一日，戴笠致蒋介石电云：“顷据河内电告，某寓已有内线买通，较易进行。”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刺汪发生，但误杀了汪的秘书、翻译家兼作家曾仲鸣，其夫人方君璧受伤（汪临时将大房间让给了带着孩子的曾仲鸣夫妇）。

这事大大激怒了汪。汪从此打消了赴欧的念头。

日本方面得知刺汪的消息后，急忙派影佐祯昭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出境。

四月八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

犬养健是孙文的密友、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毅在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杀，犬养健因正在招待来访的国际谐星卓别林而逃过一劫。

那时汪还是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陆军保护的臭名。陈璧君拒绝被送往日本控制区的重光堂。她声称如果日本人不发给她去法租界的通行证，她就打算游过苏州河去。犬养想到这位胖老太太要在半夜里游过浑浊的苏州河，就不禁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