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会战（二）

四.徐州会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五月十九日）

徐州会战是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四省对日军的防御战，参战国军约六十万人，伤亡约十万。主将为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以及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等。

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保卫战中阵亡。他给李宗仁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

蒋介石为王铭章送了挽联：“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诚垂宇宙；闻鼙鼓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

在徐州会战中阵亡的国军高级将领还有周元中将和赵渭滨、邹绍孟两位少将。

参战日军约二十四万，伤亡约三万。主将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和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等。

日军在淞沪会战中大胜，又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南京以后，一时骄狂无比，杀气腾腾，然而他们在徐州会战中碰了钉子。

国军在徐州会战中打了两个胜仗，先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四十军里应外合，在三月十四日—十八日粉碎了板垣师团对临沂的围攻，接着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七日的台儿庄之战。

台儿庄不是普通的村庄。作为铁路、公路交汇的要地和大运河的渡口，台儿庄有十二条街道，三千多户人家，房屋全是石砌的。由于山东响马（土匪）厉害，镇外围修有厚厚的城墙和六个城门，还有大小碉楼八十多座，是个不折不扣的堡垒化镇。

台儿庄之战是国军自抗战开始以后的一个大胜仗，也是整个八年抗战中最著名的一场胜仗。捷报传出，举国若狂，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京、津、沪、宁接连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气氛一时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了一线曙光。

李宗仁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作为徐州会战的总指挥，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他对台儿庄之战有特别清晰的记忆。

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他谈到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师团因为韩复榘的军队不战而退（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违令率军南撤，连丢济南、泰安、济宁等地，使得日军在兵力极少的情况下轻易攻陷山东腹地，第五战区原本的作战计划被全盘打乱，徐州正面的津浦路战局迅速恶化。蒋介石设计逮捕了韩复榘，并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武昌将其枪决）而长驱直进，不待蚌埠方面板垣师团的北上配合，就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得打通津浦线的首功，从而给国军创造了围歼的机会。坚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尤其是池峰城率领的三十一师浴血奋战，寸土必争。而李宗仁在最关键的时刻强令孙仲连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包围圈不被日军冲破，他并悬赏十万元要孙连仲组织敢死队连夜突袭以打乱敌人的计划，孙连仲随即对池峰城下死命令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原本在远处逡巡不进的汤恩伯军在李宗仁的严词逼迫下（李宗仁在万分情急之下威胁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总算及时赶到了台儿庄战场，完成了对激战经旬，弹药汽油几乎耗尽，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的包围和歼灭。李宗仁本人率几个随员上前线亲自指挥了歼灭战。

李宗仁吹嘘说，在台儿庄之战中，矶谷师团四万余将士伤亡二万多。他的数字无疑大大夸张了，比较可信的应该是五千多。

但是国军在临沂和台儿庄的胜利推迟并没能阻止日军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占领徐州和打通津浦线。国军在台儿庄大捷后过于乐观，严重低估了日军的实力和恢复战力的速度，要求各部反攻，想乘机追击收复失地，但缺乏攻坚武器且前一阶段战力受损，攻势受挫，各部陷入苦战。从四月下旬起，日军集合部队从淮南、淮北两个方向全力攻击，国军被迫转入守势。五月中旬蒋介石和李宗仁知道形势已不可为，下令各部有序撤退，国军在五月十九日撤出了徐州，并于五月下旬全部抵达预定集结地区。

李宗仁能取得台儿庄的胜利，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他能够指挥各路杂牌军；二是他有准确及时的情报。

作为杂牌军阀，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心胸狭窄、多疑忌才、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体会深切，因此跟其他的杂牌军阀—不管是东北军、西北军，还是川军、晋军—有许多共同语言。他能够一视同仁，量材使器，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能帮忙处就尽力帮忙，所以他的一番“我们打了十几年内战，太无意义。在内战中炮火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的战争中，也是难得的机会”的豪言壮语，不仅不让人讨厌，而且能让那些江湖好汉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李宗仁的另一个法宝是何益之。何益之本名夏文运，因为当了汉奸怕连累家人而改名。夏文运在一九0六年出生于东北大连，一九二五年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奖学金留学广岛高师，一九三二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后，成为东京宪兵队少佐和知鹰二的翻译，并随和知被派到中国，担任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搞特工。一九三六年六月，他曾与和知一道被派到广西策动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等人倒蒋。和知多次热情地会晤李宗仁和白宗禧等，并送了广西不少军火物资。

李宗仁注意到跟和知一道出入的那个中国翻译不仅工作认真，还非常正派，洁身自好。凭多年刀光剑影磨炼出来的直觉，李宗仁意识到夏文元非等闲之辈，于是私下里派人邀夏文元到公馆里去坐坐。在聊过开始的场面话之后，李宗仁单刀直入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也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祖国残破，你的家乡也被敌人占据，国家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为什么要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呢？”

夏文运呆住了。在此之前，没有人敢问如此敏感的问题。面对李宗仁看穿一切的目光，夏文运无法掩饰自已的情绪，顿时泪下。

那场秘谈很快就结束了。夏文运悄悄离开了李公馆。谁也不知道从那一天起，他自愿当了李宗仁在日军里的内线，而且拒绝收任何报酬。

从一九三八年起，夏文运源源不断地通过设在一个日本友人私寓里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给李宗仁的情报部。在台儿庄战役里，从开打到结束，他的情报就没断过，有他通报日军的动向，李宗仁才能及时调集各路人马，堵住战线上的缺口，保证战役顺利进行。李宗仁说：“其情报之迅速准确，在抗战初期独一无二”，当时军事委员会的情报，远不如第五战区的情报可靠。

夏文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受到日军怀疑，从上海避往山西太原，从此与李宗仁的联系中断。他到山西后，先担任《新民报》社社长，后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厅长。

一九四六年，夏文运因汉奸罪被捕入狱。第二年，经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保释后定居上海。他在五十年代初迁徙香港，转而携家小去了日本，在东京铁路公司任职，退休后经营一家料理店。夏文运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了自传《黄尘万丈》，不过只字未提他为李宗仁提供情报的事。他在一九七八年去世。

夏文运的丰功伟绩没有得到过任何奖赏，甚至连姓名都默默无闻，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他。

李宗仁靠夏文运的通风报信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但夏文运之所以能弄到绝密情报，却是因为和知给了他巨大的权限，而且对消息泄漏始终不闻不问。在长期同事中同夏文运结下深厚的友谊的和知属于日本陆军内部力主反苏的“北进”派，他认为侵华是大错特错，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敌人，日本应该联华反苏而不是把中国驱入苏联的怀抱。

战后，和知被盟军当成战犯逮捕，李宗仁亲自出面为他说情，还派夏文运远赴菲律宾做人证，证明和知曾经为中国抗战提供过大量情报，有突出贡献。在李宗仁的庇护下，和知只坐了两年牢。

五.兰封（即河南兰考）会战（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六月九日）

兰封会战是徐州会战的尾声和武汉会战的序曲。参战国军十五万多，主将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前敌总指挥薛岳以及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等，伤亡约三万。马威龙少将阵亡。参战日军二万二千，主将为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等，伤亡约三千七百。

徐州地区国军主力为避免被敌人南北合围，主动退出徐州，向西撤退。土肥原师团为切断第五战区军队西撤和第一战区军队东援的陇海铁路，渡过黄河突进豫东。薛岳调集六个军共十二个师的兵力，趁势包围了孤立突出的土肥原师团，希望再打一个“台儿庄”。然而，桂永清部在日军的猛攻下仅仅抵抗了两三个小时就临阵脱逃，弃守兰封，以致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整个兰封战役的布局全线泡汤。薛岳不仅功亏一篑，未能歼灭日军主力，反而面临被日军援兵反包围的危险，不得不命令国军向西突围。

此役国军以中央军十二个师包围日军一个突进的师团，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功败垂成。蒋介石称兰封会战为“千古笑柄”。

为了阻延机械化的日军在平原的急速追击，以蒋在珍为师长的国军新编第八师奉命在六月九日在河南郑县（今郑州市）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南岸开掘堤防，以水代兵，几天里造成了广袤的黄泛区，短暂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据说黄河决堤为武汉会战的准备争取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早在掘堤之前，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就广造舆论，连续发出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报道。决堤后的几天里，中央社从郑州发出专电称：“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六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宣称黄河决口是日机轰炸所致。因为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第一战区命令新八师炮制了日机轰炸经过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官兵和二千余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

即使在抗战以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那个谎言。直到一九六七年，台湾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他的《蒋总统传》一书里才承认:“我方将黄河堤炸毁”。七十年代台湾国防部出版的《抗日战史》第十二册中，再次承认是国军掘了花园口，并称那“对挽救国家危亡，做出至高贡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相关官方文件逐渐解密，证实了当时是最高当局下令掘堤的。据郝伯村回忆：“我们当时的宣传说是日本人炸的，我们栽赃到他们，这个是为了鼓舞，不要影响我们的士气，这是不得已的。当时我们知道日本人是不会炸的，我们稍微懂得一点战术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怎么会把自己前面的路挡掉呢？但是我们当时要激发全民痛恨日本人、痛恨日本侵略，所以我们当时新闻上面说，就是日本人炸的。当然这个不是事实。”

掘堤以前，地方政府曾通知决口附近民众撤离并发放了每人五元的“逃荒费”。郑州当地专员也催促民众撤离。决口附近的百姓大多搬迁了，但下游广大区域的百姓毫不知情，事发多日后才得知“日机轰炸”导致决堤。洪泛区涵盖河南、安徽及江苏三省四十四个县五万四千平方公里，造成将近四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直接致死民众将近九万，间接致死（几年里的水、旱、蝗灾等）估计在三十～八十万之间。

黄河决堤一方面显示了国民政府草菅人命的残忍无情，另一方面表明了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到底的决心，使日本上层寄望于中国很快屈服的念头破灭。

日军被黄泛区阻隔以后，被迫放弃了沿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耗时一月，对被围困在泽国里的部队进行空投补给和搜救。据说黄河决堤直接造成日军的伤病亡人数近万，装备（汽车、战车、火炮及通讯器材）损失无数。

直到近八年以后，国民政府才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完成了“黄河归故”即花园口堤防的修复工程。

国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因自行弃守兰封，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处死刑，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武汉被枪毙。他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中央军黄埔系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