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日本的和谈（四）（全文完）

一九三九年一月，曾任法务大臣和铁道大臣的小川平吉和萱野长知访问继近卫辞职后短暂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及外相有田八郎，游说新内阁支持对重庆的和议，平沼同意一试，重庆也不反对，中日和议再起。

萱野长知与孙文为朋友，曾全力支持赞助中国革命，一九0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萱野受邀参加庆典。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一九二一年，萱野等人受犬养毅等派遣，前往了解孙文在广东是否搞“赤化”的问题，在广州受到孙文的接待。一九二五年三月，孙文在北京病危，萱野急赴北京看望。萱野应邀参加了在北平举办的孙文治丧活动。一九二九年，萱野又参加了奉安大典。

一月二十一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蒋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会议据此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会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严密限制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言行，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会议还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

三月，蒋第二次主动寻求对日和谈。

三月四日，蒋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芦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其间，宋美龄数次以到香港治牙为由亲自把关。

三月十七日，柳云龙（蒋姨母之子）、杜石山与萱野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了如下条件：1）平等互让；2）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3）领土完整主权独立；4）日本撤兵；5）签订防共协定；6）中国赞成经济合作；7）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8）对满洲国另行协议。

三月二十四日，日本代表小川抵港参加谈判，但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

四月初，小川提出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那时才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也复电“用密约办理”。

小川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犹豫。杜石山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秘密进行，能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七十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五月，日本海军航空队使用九六式轰炸机，由汉口机场起飞，在三日和四日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近四千人死亡，两千三百多人受伤，损毁建筑物近五千栋，约二十万人无家可归。蒋悲愤莫名，说：“敌对我国一面恫嚇，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愚不可及也！”

五月十一日，小川直接致函蒋：“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他请蒋速派要员来港，或允许他自己偕萱野赴渝。

小川的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心腹干部讨论，不料事为中共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则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小川六月三日离港，十四日离沪回日。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曾于六月二十二日同意与板垣、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汪精卫建议在洞庭湖上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当蒋为派遣要员问题迟疑不决之际，汪精卫成立伪政府的事已大有进展，东京最终确定了实行“倒蒋立汪”的政策。九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

于是，萱野十月十三日离港，日蒋交涉又一次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日方对萧振瀛—和知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当时日本在华人员中有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主张仍以蒋为谈判对象。一九三九年三月，和知等人相继抵港，三月十二日，在重庆的萧振瀛接到密电说：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的阴谋，为国家大局起见，“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萧振瀛还接到报告，说土肥原、和知两人“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萧振瀛在接获上述电报后，于三月十三日致函蒋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对萧振瀛此函，蒋未作答复。

日方还是不肯轻易罢休，他们企图利用蒋千方百计阻止汪精卫伪政府的成立而诱使重庆政府再坐到谈判桌前来。一九三九年九月，和知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十一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和知提出，如日华之间成立“全面停战协定”，即可取消汪伪各组织，甚至可以将汪“剪除”。

孔祥熙对此感到兴趣，十月六日，他致函蒋，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不料引起蒋介石大怒。十月九日，蒋复函孔祥熙，严词痛斥：“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至此，萧振瀛与和知的关系遂告结束。

虽然蒋自己授意戴笠在河内暗杀过汪，但他不愿借日本人之刀杀汪，那无异于将达摩克利斯（Damocles）剑亲自交给日本人，从此不得不对日本人俯首听命而毫无反抗余地。

十个月以后，再次组阁的近卫意识到抛开国民政府寻求和谈是痴心妄想，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他改口说：“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扬弃从来错误政策，更换人事，改途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帝国亦不加拒绝。”声明强调“东亚新秩序”，倡议建立一个由中、日、满组成的经济联合体，以日华平等的原则，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一九三九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了同蒋直接交涉的策略。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即“近卫三原则”：1）善邻友好；2）共同防共；3）经济提携。近卫内阁宣称日本期旨不在领土与赔偿，而是结合东亚两大文明和中日满三国，并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藉以诱导国民政府和谈。他们还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据说戴笠曾提到，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可以来重庆”。

十二月二十七日，军统局派特工曾广冒充任职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跟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等人在香港同原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现任香港机关长的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参加会谈的还有今井武夫等。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一九四0年三月和六月在香港、澳门先后进行了两轮分别为十一次和四次的交涉。日方很快就对“宋子良”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什么也不能做主。后来从门锁匙孔中偷拍到了他的照片，经南京的周佛海他们鉴定，确定了他是冒牌货。但是日本人认为那仍不失为探究蒋介石的意图的一条渠道，所以以假作真，与之反复周旋，直至一九四0年十月十四日，才由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完全停止此行动。

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领导的这一工作称为“桐工作”。

蒋嘱咐重庆代表坚持三点：应取得日军撤兵保证；明确日本的和平条件；会议必须极端秘密地进行。

日本代表提出的“停战先决条件”是：1）承认满洲国；2）放弃容共抗日；3）保证与汪精卫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合并；4）缔结防共协定；5）日军在华北、蒙疆驻军；6）在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7）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8）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日本提出以日中两国之互惠为基础，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以及如重庆政府接受日本要求，“日本则尊重中国之主权及领土，不干涉其内政”等原则。

日本拟将驻华日军在一九四一年从八十万降至五十万。

重庆代表则声称接到蒋介石的长篇训词，另提“和平意见”八条，其主要内容有：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方式另商；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中国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于和平妥协时，从速撤退在华军队。

重庆代表说中国绝对难以正式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他们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国，或命汪隐退。

蒋介石始终坚持必须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这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线。在每一次的和谈尝试中，最终踩刹车的总是他。

武汉会战以后，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蒋介石越来越相信他的“拖”字诀和持久战。他以“剿共”为名、以统一西南为实的战略让他不禁有先见之明的自得。他坚信只要苦撑下去，哪怕五年十年，战局终有转好的一天，因为他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援助的希望越来越大。随着反法西斯阵营的建立，蒋毫不犹豫地坚决与美英苏等盟国抱团取暖。在美国全力介入二战之后，蒋彻底放弃了与日本的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