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日本的和谈（三）

由于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进展似乎顺利，蒋甚至开始研究和谈成功后的停战、撤兵要点，并开始草拟《和平宣言》：“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芦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此为中国立国唯一之政策，亦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况与日本为同文同种之国家，诚能共存共荣，何忍相仇相杀！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中国亦以诚意应之。倘使能以此次战争之终结为枢纽，一扫荆棘，开拓坦途，共奠东亚永久之和平，是不仅为中日两大民族之幸，亦为世界全人类和平之福也。”

中方也草拟了《停战协定》草案等有关文件。《停战协定》草案共五条：1）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立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2）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4）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5）本协定自发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草案还提出：日军撤兵应分三个时期，每期一个月，至第三期时，日军完全撤出黄河以北及黄河、长江以南，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状态。考虑到清末《庚子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在平津一带有驻兵权，蒋特别以红笔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带之驻军人数务须与《庚子条约》相符，勿多驻兵。”关于当时存在于华北、华中的两个伪政权，草案提出：1）自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起两星期内，南北两伪组织即行取消；2）国民政府对于伪组织之参加者，宽大处理，但绝不能有预设任何条件。关于中日两国合作问题，中方提出：“必须在恢复芦沟桥事变前原状后，方能商订协定，事前只能交换意见，成立精神上的无文字的谅解。”

关于《经济协定》，草案提出：“绝对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日方“所提原则，尚须修改”，“将来举行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

关于《军事协定》，草案提出：“在恢复原状后，可先商订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满洲国问题，草案拟订了“相机应付”的三条谈判意见：1）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2）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3）暂仍保留。

十月三日，蒋继续研究和议，他在日记中写道：“媾和险矣。敌军对支院（即兴亚院）与特务总监之既经设立，岂肯轻易放弃？”他除继续担心日军停战后拒不从华北、上海、察、绥等地撤退外，还担心“对内宣言”以及“死伤军民之抚慰”等问题。他在十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十月七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他决定确定限期，不许日方拖延时日，同时绝对拒绝签订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

十月八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请训，蒋当面指示：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十月十八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怕汉口失守，我方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明白；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蒋特别强调：“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

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十三日，日军攻占河南信阳；二十一日，日军攻占广州。日军的军事行动使蒋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倭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

此前，蒋就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使蒋看到了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的希望已经大为增加。

十月十四日，蒋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为保存有生力量，蒋决定自武汉撤退，同时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和知十月十五日再到香港，十六日与萧振瀛会晤时称：回国后向近卫、板垣、多田等人汇报，都认为蒋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即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2）中国政府之调整；3）伪组织之收容；4）满洲国之承认；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6）日、华、满经济提携；7）战费互不赔偿。

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照单全收，因此作了“弱化”处理，其解释是：1）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2）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3）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4）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两三年后再商解决；5）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说，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的上述七项“谅解”，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十月十七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

十月十八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1）至4）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5），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6），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十月二十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说：“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

何应钦又迅速发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1），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1）、2）、3）、4）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

当时，中方的《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何应钦又于同日再发电称：“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

何应钦在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反映的都是蒋的主张。

十月十九日，萧振瀛与跟回汉请示又于十八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七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双方的《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2）《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亲善合作；3）中方要求规定日军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须一年方能撤完；4）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之问题，诚意谋求合理解决；6）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签订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关于3）收容伪组织的问题，和知闪烁其词，似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对此，和知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持伪组织，梁鸿志等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等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他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

蒋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十月十九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二条上眉批：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在第三条上眉批：（1）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其二，在和知“为难”的问题的第二条上眉批：“必须先行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国军。”

十月二十一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陈述，拟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定案电告中方。

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十月三十日前完成手续，十一月十日前在福州或九龙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午后九时至午前三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因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代替土肥原最佳。

萧振瀛在写给蒋、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六十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

十月二十一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

十月二十四日，蒋离开武汉赴重庆。

和知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十月二十五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十月二十八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十月二十六日致电何应钦及蒋，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

十月二十七日，蒋得悉板垣于十月二十六、七两日先后发表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十月二十八日，蒋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

十月二十九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

萧振瀛还是对和谈前途乐观，蒋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他又还担心和议达成后可能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三是英美不悦。

十月三十日，蒋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致电孔祥熙、汪精卫和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

十月三十一日，蒋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该文又称：“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蒋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蒋在其日记中说：“发表告国民书后，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

十二月十七日，土肥原到香港，邀萧振瀛见面，蒋指示："不准萧赴港"。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的刹车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