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四)（全文完）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赴日治疗。

十一月十日，汪因“多发性脊骨瘤肿”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

十一月二十三日，遵其遗愿，汪归葬南京梅花山西南中山陵之侧（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何应钦奉令将汪墓炸毁，在其原址建亭（今观梅轩）。打开棺木时，见汪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遗体尚未腐烂。其后汪的遗体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

汪伪政府收回了部分外国在华租界，如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日本租界；一九四三年七月，从维希法国手中收回上海法租界；八月，从日本手中收回日军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占领的上海公共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一九四四年七月，从意大利收回天津意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意大利界区。

一九三八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七点八万人，随着一九四0年汪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权后，由于国军投敌部队数量激增，汪伪军队居然迎来了一波“发展快车道”，数量急剧上升至十四点五万人。根据国府军政部长陈诚报告的数字，日本投降前，伪“和平军”一共编成了六个方面军和若干绥靖公署，总兵力高达六十五万五千人。这支伪军的主要来源是国军投降部队、日军移交的国军俘虏、投敌的国军游击队、来不及撤退的国军溃兵和收编来的土匪。自抗战开始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据延安《解放日报》不完全的点名，其中旅长以上将领五十八人（另有中央委员二十人）。

这些将领们有的是国民党军队中互相倾轧的牺牲品，有的是受到日军和共军两方面的夹攻而投靠汪伪政权以求生存，有的是国民党的编外部队，缺乏实力而备受歧视者，有的是发现日军与国军之间武器质量和数量的悬殊差别而完全丧失斗志者。值得一提的是，有十五个一期到四期的黄埔生降日（其中刘明复、金亦吾和李寄梅因留在大陆被枪决）。

投日归附汪伪政权的国军将领中较著名者有：

1.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授陆军少将。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身为第二六0旅旅长，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汪伪政权建立后投奔周佛海，周佛海举荐其为军官训练队总队长，后又推荐其为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汪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2.张岚峰与日军第十师团指挥官矶谷廉介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有教生关系。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主动降日后，矶谷廉介写了一封推荐信，令张岚峰赴北平参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张岚峰在北平受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见，并获封“豫东招抚使”，在陇海路沿线鹿邑、亳县、夏邑、商丘、宁陵、睢县以及其家乡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被日军编为“豫东剿共军”，不久更名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一九四0年春，汪伪政府任命张岚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命其为“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

3.军统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支队长丁锡山。一九三九年秋丁锡山率部于淞沪地区投敌，一九四0年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暂编第十三师。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正，继续抗日。丁锡山后参加了共产党，被任命为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一九四九年被国民党逮捕杀害。

4.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一九四一年二月，李长江率领所部八个支队投敌，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李后任汪伪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

5.军统忠义救国军蔡鑫元。一九四一年春蔡率部在江苏泰兴投敌，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暂编和平建国军第七路军”，年底，汪伪政府又将其改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九师”。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新四军进攻泰兴，蔡被俘，一九四六年一月被处以极刑。

6.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陆军中将孙良诚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率所部陈光然暂编第二十八师、赵云祥暂编第三十师、王清瀚独立第四旅、黄贞泰新编第十三旅、郭俊峰特务旅和于飞第四游击纵队投敌。孙良诚历任汪伪政府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他于一九五0年在上海被捕，一九五二年病逝。

7.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于山东临沂、莱芜率领所部投敌。吴部改组为山东方面军，吴任总司令，宁任副总司令。七月，山东方面军改组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任上将总司令。一九四五年一月，吴任汪伪政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战结束后，吴回到蒋介石手下，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吴继续担任总司令，并兼任津浦铁路南段警备司令。吴在一九四八年九月起义，所部被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其部下第一0四师三一五团是率先攻占南京总统府、并在门楼上升起红旗的部队。吴化文在建国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于一九六二年四月病逝。

杜聿明对吴化文的评价是：“吴化文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靠不住，要注意他。”

于怀安随吴化文率部投靠汪伪政府，任汪伪军第三方面军第六军军长。抗战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于任第一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山东被新四军第二纵队俘虏，经教育后任八路军山东军区高参，受中共指派积极开展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战役后，历任由吴化文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代参谋长和第一0三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二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绍兴联合工厂厂长、绍兴市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

8.第一二八师中将师长王劲哉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湖北咸宁被俘投敌，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暂编第四十三师。不久王率部出逃。一九四六年王与共军联络，任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一九四八年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四九年任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二年后曾任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等。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一九六八年春去世。

9.黄埔军校毕业的第六战区挺进军副总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金亦吾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湖北咸宁被俘投敌，任汪伪政权暂编第六师师长。抗战后重回国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湖南大庸被俘，一九五一年一月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10.孙殿英因盗掘慈禧和乾隆帝陵而臭名昭著。一九三九年，孙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孙任军长。彭德怀曾评价说，新编第五军是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关系最好的国军。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孙殿英在防地林县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和平救国军”司令并任新五军军长，兼任第四方面军指挥官、豫北保安司令。

一九四四年，孙部改编为第六方面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孙投诚蒋，任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一九四六年孙部改编为暂编第三纵队。一九四七年三月孙与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汤阴激战，城破被俘，一九四七年九月去世。

11.庞炳勋是台儿庄战役的功臣，为此升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四十军军长，一九三九年又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于河南陵川被俘后投敌，在汪伪政权中任暂编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所部为国民政府收编为新编第一路军，一九四六年初被编入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去职，寓居开封。庞随国民政府迁台湾，与昔日西北军旧友孙连仲合开餐馆度日，于一九六三年一月病逝。

12.齐子修的兵有两套军装：一套国民党的瓦灰色，一套皇协军的草绿色；他们有两种番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五师和日寇和平治安军二十二师。“齐子修的队伍，到底是什么队伍？”有人这样问他的高级参议张伯禹，张伯禹回答很干脆：“一子二爷，两系传家。” 齐于一九四三年夏季率部投降日寇。抗战期胜利后，齐逃往济南，企图召集旧部东山再起，后被国军司令王耀武以图谋不规的罪名将其枪毙。

汪在投敌之前，一直标榜自己是政治家，对军队不屑一顾，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因此在与蒋的斗争中屡次吃亏，所以他投敌之后特别重视兵权，他还专门制作了大元帅常服和礼服，每周三伪政权举行军事会议时，这个一天兵也没当过的汪委员长必定穿着全套军服参加。

汪的私生活一直无可非议，不贪财,不贪色。家里摆设简单。他喜欢请客吃饭，但吃的总是“极平常”的西餐。据说陈璧君有一次买了些西式餐具，汪误以为是昂贵的东西，暴怒之下把那些东西摔得粉碎，并责备陈璧君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

一九四三年有一次，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中国士兵关到战俘营去，汪勃然大怒，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下属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人自然把那些士兵当作敌人和战俘，但那些人为祖国卖过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以外，怎么能那么对待他们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博伊尔（J.H.Boyle）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一书中称：汪精卫国民政府和维希法国相似，“当他们认为德意日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归属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称：“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两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抗日名将张发奎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

在汪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寸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