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暴行

国军可耻的溃败与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焚烧抢劫骚扰，使得许多南京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日军刚进城时，曾由衷地表示宽慰，以为和平和秩序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不料日军在占领南京最初几个星期里的疯狂野蛮，难以言状，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南京成了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以致拉贝他们那些洋人怀疑那些日本兵都是从监狱里刚释放出来的嗜杀成性的凶犯。日本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一直要求与西方强国并起并坐，然而他们部分士兵丑恶的本性一旦得到纵容，却极其残暴兽性、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以致南京市民久久不能克服对日军的近于歇斯底里的恐惧。

那些日本兵痞不分昼夜在大街小巷流窜，闯进住宅和难民所，肆意调戏和侮辱妇女。年纪大或长得一般的妇女，白天被拉去干活，晚上被轮奸十～二十次，而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晚被轮奸多达四十余次。他们连已经有六个半月身孕的十九岁的女孩、十一二岁的女孩、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和庵里的尼姑都不放过。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因为挣扎反抗，脸上被割了七刀，腿上被刺了八处，肚子上两英寸的一处刀伤导致了流产。好几个妇女被奸死后阴道里又被插了竹竿、木棍或酒瓶。有时日本兵实在找不到女孩，就拿男孩子发泄。

在英美烟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公司职员帕森（Parson）的住宅里，人们发现一个中国妇女的阴道里插进了整根高尔夫球棒。

日本兵还曾强迫中国老头与互不认识的老妇性交，而自己在旁观看，哈哈大笑。

有个日本兵闯进一家，发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他企图强奸其中一个女儿，被坚拒后恼羞成怒，将三个妇女锁入屋内，然后纵火，把一个女孩烧成了焦炭。

有个八十一岁的老妪被要求脱光衣服，她拒绝说自己太老了，当即被杀。

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妇女时，因为五个月大的婴儿在旁边啼哭不止，兽性大发的他竟蒙住婴儿的嘴和鼻子，把婴儿活活闷死了。

日本兵的兽行还导致了南京城里一时性病泛滥。

因为鼓楼医院的那些传教士医生护士出于信仰而坚决拒绝为被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堕胎，那些妇女和他们的家人不得不用各种土办法堕胎，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生命危险。

八九个月后，城里还出现了许多日本兵作孽以后留下的弃婴。

华裔美国人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根据《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等大量资料撰写并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南京之强奸：二战中被遗忘的种族灭绝》（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孙英春等翻译的中文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于次年出版。二00四年又出版了由马志行、田怀滨和唐乃颖翻译的《南京大屠杀》。该书分三部分：1）日本军方、中国受害者和西方目击者的陈述；2）战后世界舆论、主要是欧美舆论的反应；3）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掩盖的原因。

张纯如在书中把拉贝称作“中国的辛德勒”。

张纯如的书出版以后，引起了社会轰动，长达十星期被列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上。她的研究受到不少专家的赞誉，不过也受到另外一些专家的质疑（比如张纯如人云亦云，估计南京被强奸的妇女人数在二万至八万之间，那上下幅度未免太大，而且恐怕不太可靠。因为当时在南京的全部成年妇女只有八九万，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说过几乎每个妇女都遭到过被强奸的厄运），同时张纯如受到了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除了《南京之强奸》以外，张纯如的第一部著作是Thread of the Silkworm（蚕丝），台湾中文版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大陆中文版题为《蚕丝：钱学森传》。

      （张纯如在一九九一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她还说：“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

张纯如的另一部著作是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美国华人史），台湾中文版题为《美国华人史：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一百五十年华人史诗》。

二00四年八月，在为她的第四本著作、记录在一九四二年四—七月那三个月间发生的“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的过程中日本皇军虐待七万五千个美军和菲律宾战俘的罪行收集素材时，张纯如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抑郁症。她的家人、朋友和医生们都怀疑那部分归因于她睡眠严重不足、胡乱大量服用五花八门的中草药以及对心理健康有副作用的药物。随着抑郁症每况愈下，张纯如被诊断为患有“反应性精神病”，而医生给她的药物同样于事无补。据说她研究的题目如南京大屠杀、在美华人的遭遇和“巴丹死亡行军”，都使她感到压抑和悲凉。

十一月九日上午，张纯如在自己的车内饮弹自尽，年仅三十六岁。她的身边有用于镇静神经的药物。她在前一天留下了三张纸条，其中一张上写道：“我无法甩掉那种念头，即某个比我能够想象的更强大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情报局还是其他什么我永远不知道的组织，先是招募了我，然后是迫害我。只要我活着，那些力量决不会放过我”，“我突然意识到对我的生命的威胁：我惊恐地感觉到自己在街上被人跟踪，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我家的外面，送到我的邮箱的信件被损坏。我相信我被关进诺顿病院是因为政府在企图破坏我的名誉”。

张纯如被埋葬在加州洛思阿图斯（Los Altos）的天堂之门（Gate of Heaven）天主教公墓里。

南京市为张纯如制作了两尊雕塑，一座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另一座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

张纯如的祖籍江苏淮安在二0一七年建立了一个张纯如纪念馆。

张纯如的研究严肃认真，取材丰富，然而她的《南京之强奸》被引进中国后并不畅销。与之相反的是张艺谋根据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尽管纯属充满鸡血意淫的天马行空胡编乱造，却赢得了票房的巨大成功，观众近千万。严歌苓的全部历史根据是魏特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的一段话：

“圣诞节前的一天！大约在十点钟，我被叫去办公室见XX师团的一个高级参谋。幸亏他带着一个使馆里的年纪很大的中国翻译。他要求允许他们从我们的一万多个难民中挑选妓女，他说他们要一百个。他们觉得如果让他们开办一个正规的有执照的场所，那么士兵们就不会去强奸无辜清白的妇女了。在他们答应绝不带走良家妇女之后，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去挑选。在那期间，那参谋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久，他们找到了二十一个。他们说其中一些妇女是听说在找妓女而主动站出来的，同时他们认为还有一些妓女躲着。事后，一群又一群的姑娘来问我日本人是否还会来选另外的七十九个。我能够回答她们的就是，如果我能做到，我绝不会让他们那么做”。

在严歌苓的笔下和张艺谋的镜头下，魏特琳的那段记录却被演义成了李教官的殊死抵抗、杀敌无数，美国浪子米勒的智勇双全、见义勇为以及一群风尘女子的爱国情怀、舍身相救！

在夫子庙那一带建立的大型士兵妓院里不仅有中国女子，还有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

没有人确切知道日军在南京到底残杀了多少中国人。在拉贝日记及其所附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及死亡人数。拉贝在德国的演讲中曾说到他们欧洲人估计在五～六万人之间。他显然大大低估了被日军集体屠杀的国军士兵的数量。不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口处那“3”后面五个“0”的数字恐怕也未必靠谱，因为当时南京只有平民二十五万，其中绝大多数在国际安全区里得以存活，其他约有不到十万的军队，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抵抗中牺牲，比如孙元良在他的“战斗详报”里就说，在保卫紫金山和雨花台的战斗中，“全部官兵六千余皆英勇壮烈殉国”（当然那样的数字也不宜全信），还有一部分国军成功撤退或突围，如从下关全员撤退到浦口的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和从南京东北方的栖霞山冲出日军包围圈的粤军叶肇的六十六军和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守军在投降被俘后一部分被迫当劳工，大部分被日军屠杀，但他们远远没有三十万之众。

红卍字会的大约六百个义工每天平均埋葬二百具上下的死尸，他们往死尸撒上石灰消毒，用草席裹住，然后运到下关和上新河地区的万人义冢埋葬。根据最后的统计，他们一共埋葬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尸体，其中在安全区外如燕子矶、下关和三汊河等地收殓的近四万尸体中绝大多数是战俘，他们中许多人的双手被铁丝绑在身后，而在安全区内收殓的百分之八十是平民。还有许多尸体是由其他慈善团体或亲友埋葬的。

日本兵往往把许多尸体塞进空屋里，然后点火焚尸灭迹，那同时也烧掉了日本兵洗劫掠夺的痕迹。

当初意图阻挡日军坦克而挖掘的壕沟里曾一度填满了尸体。

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古林寺枪杀了许多僧侣。

下关有五十四个发电厂的工人，被安排住在和记洋行。为了帮助电厂恢复发电，拉贝应日本人的要求把他们派去电厂，他们中的四十三人却被日军捆绑着带到江边，用机枪射杀了，因为日本人诬指他们是国营企业的员工，而实际上发电厂是个私营企业。

任何日本兵都有处死中国人的权利。老百姓在日本兵面前不及时鞠躬行礼就有被刺杀的危险。许多人因为一时不明白日本兵要什么而被杀。只要稍有反抗或不顺从，更会立刻被枪击或刺刀捅戳。许多中国人被日本兵用作练习刺杀的靶子。那些见到日本兵而惊恐逃跑的人，都会被从背后射杀。在许多西方人看来，日本兵杀中国人“就像在野外杀兔子一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京的街道边到处可见尸体，池塘沟渠更是填满了尸体，恶臭熏天。在开始的二十多天里，日本人不准红卍字会收尸埋葬，以致许多尸体被野狗啃咬，而市场上有人在卖狗肉。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一具被捆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出现在离拉贝的住宅不远处，他无数次向日本人要求将其埋葬或他自己安排人将其埋葬，却莫名其妙地总也不得允许，直到几乎五十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才被准殓尸。

一个日本兵要一个男孩抓住一头猪，孩子劲不够而没抓住，日本人就开枪打碎了他的颚部。

另一个男孩没法给日本兵找到猪，被破腹后扔进了池塘。

据说南京每四个家庭至少有一人被杀。

中国军人先以抵抗为名烧了南京市郊，日军后以防止中国军人抵抗为名烧了市区。日军有组织的纵火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的。夫子庙连同其周围的茶馆和大市场、主要商业区如太平路、新街口广场、中山东路、国府路和珠江路等都变成了垃圾场瓦砾堆。被烧的还有国立大剧场、高尔夫俱乐部、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的住宅等等（翁文灏的住宅最后只剩下了一堵墙的一小截）。中央研究院的五幢主要建筑中，三幢被烧毁，里面经营多年的生物标本室被彻底烧焦。

日本人毁掉了一大半城市。在那些天里，晚上天空被大火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被烧，保险柜被砸开，里面的钱被偷走。

德国人克勒格尔写道：“令人多少感到有点安慰的是，这次破坏的程度不如太平天国进城的那一次”（其实上一次的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太平天国进城时发生的，而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在一八六四年攻陷天京后纵火杀掠，造成了二～三十万平民的死亡）。但是在其他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人无异于当年破坏一切、摧毁一切的成吉思汗（即某些人极端推崇的“一代天骄”！）。也有人将之比拟为一九一五—一七年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

日本兵经常无视住宅大门上张贴的日本大使馆签发的告示，他们甚至公然撕下日本宪兵颁发和张贴的布告。

他们对美国星条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告示更是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许多星条旗被扯下撕毁或踩在脚底。总计有一百五十八所美国人的住宅被抢。贝茨的住宅四次被劫掠。美国大使馆的十一辆汽车和两辆卡车被抢。美国大使住宅的汽车被偷。留守美国使馆的中国职员及其家属全部被劫掠。美国使馆三秘的住宅（马合街29号）里两个佣人被杀，尸体一具在车库里，另一具在床底下。

三十八所德国人的住宅被抢，其中包括德国使馆的参赞、行政官员和秘书的住宅。留守在那里的中国仆人被打。连大使陶德曼在萨家湾九号的住宅也曾被抢，里面墙上挂着的中国画被偷走，过道里的壁橱被打坏。四栋德国商人的住宅被彻底烧毁。不过大约有二十幢德国人（大都是军事顾问）的住宅基本无损。

德国哈普罗（Hapro）公司的五处房产中，一处遭劫被焚，全损，三处被劫，只有一处无损（Hapro是一家工业制品公司的“马甲”，直接听命于德国战争部（后来是戈林（H. W.Goring）），曾秘密为中国军队提供武器）。

英国使馆也被抢走了十一辆汽车。

那些往往喝醉的毫无节制的日本兵日以继夜地抢劫，他们什么都抢，连人们身上的几个铜板也不放过。鼓楼医院的美国护士海因兹的手表也被他们抢走了。

有时日军先把商店的货物库存搬运一空，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

日军用抢来的各种运输工具如卡车、汽车、自行车、手推车、童车、驴子和骡子运走他们抢来的财物。有时他们让中国人扛着抬着他们抢来的东西，然后拍照制造中国人抢劫的伪证。

日本兵更是什么都偷，小到火柴、蜡烛、碗盆、铜壶，大到马匹、水牛、汽车、钢琴，以及戒指、耳环、手表、相机、被褥、鞋子、衣服、床、床垫、地毯、家具、餐具、自行车、字画、缝纫机、腌菜、酒、香烟、车胎和汽油等等。

一个中国工人替日本人干了一天活，回到家里，一家六口正要吃饭，一个日本兵路过，朝桌子上放着的几碗稀粥里撒了一泡尿，然后狞笑着扬长而去。

偶尔有胡作非为的散兵游勇被日本宪兵或军官当场逮住，往往只是扇几个耳光，痛骂几句了事，再没有其他惩处（后来据说有日本兵因此而受到严重惩罚的，比如被立即送往前线）。

不过在占领期间，日本人基本上没有触动中山陵寝所在的国家陵园和灵谷寺地区，谭延闿墓也大致没有受到破坏（墓前珍贵的白色大理石石瓮和瓷罐被砸坏了）。蒋介石的住宅同样没有遭劫。日本人还把孔庙修葺一新（莫非他们也想过办些“孔子学校”？）。

据说那时在扬子江上的日本海军纪律比较严明，几乎没有水兵施暴的事件。

日本宣传机构在为他们的士兵在南京的暴行辩护时经常引用的例子是“通州事件”，说一些士兵实在是义愤填膺，报复心切。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属的通州保安队约五千士兵哗变，他们攻击了居住在通州城内的约四百二十个日韩官兵、浪人和侨民，至少二百余个日本人和韩国人，大多是老弱妇孺，被抢劫、强奸、凌辱和杀戮（日方称二百三十五人被杀。一九七0年代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里记载有一百零四个日本人和一百零八个韩国人被杀）（次日，日军杀回，屠杀中国军民七百余人。哗变士兵曾希望驻在附近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能施以援手，但二十九军纹丝不动）。

南京沦陷期间一部分国人的丑行

紧随着日军，国人入室偷盗非常普遍。秩序稍微恢复以后，安全区里上海路和宁海路一带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用芦席木板搭成的极其简陋的店铺里出售的绝大多数东西如衣服、布匹、床具、餐具、花瓶和铜器等等，一看即知是偷来抢来的赃物。那里摩肩接踵，生意兴隆，仿佛成了以前新年里的夫子庙庙会。而那些市场越兴旺，店铺越多，偷盗的行为就越普遍。原本拯救生命的安全区一度变成了窝藏和销售赃物的巨大黑市。除了商店，那里还有不少茶馆和饭铺（日本当局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底清除了安全区里的店铺，于是那些店铺转移去了莫愁路那一带）。

只要家里没人，桌椅、木床、窗框、门和地板等都会变成他人取暖的木柴。到后期，为非作歹的多数是中国人。为了减少损失，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先下手为强，砍下了自家土地上的树木。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大使馆的保险库被窃，五万美元不翼而飞。

国人中的瘾君子赌棍偷盗更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他们拆房卖砖，偷农民种的菜，甚至挖棺材当木柴卖。在“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以后，一切妖魔鬼怪垃圾渣滓都浮了出来。

尽管始终没有离开南京，索恩家的门也被拆掉了，他的家在安全区外面，但离安全区很近。何应钦的住宅开始时作为日军秋山支队的司令部，毫发无损，秋山支队司令部转移以后，那房子失去了保护，到后来几乎完全消失了，日本兵用里面的家具烧火取暖，老百姓又把它一片片拆得精光。

在拉贝的日记里还记录着四个中国强盗认定一个同乡家里藏有钱财，于是把同乡的四肢捆绑起来，吊挂在火堆上烤，逼他供出藏钱的地方。

拉贝曾提到，帕特南·威尔（Putnam Wheale，真名Bertram Lenox Simpson，汉名辛博森，出生于中国，早年加入中国海关，后因报道义和团事件成名后改行专任驻华记者。他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政府顾问，一九三0年受阎锡山委任掌管天津海关，任内遭遇暗杀不治身亡）在他记录一九00年北京围困期间经历的书《北京信札》（Letters from Peking）中承认，他和其他一些欧洲人也干过抢劫的勾当。拉贝坦白：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仆人张国珍曾用一块二毛钱买回了一台价值三十八元的台式风扇，另外用两块钱买回了两个明代花瓶（当时昂贵的是食物，一只鸡就要两块钱）。

程瑞芳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叙述：几个中年妇女难民互相咒骂撕打，争夺来访的日本妇女国防组织辅助协会的三个老太扔下的几个烂苹果和几颗糖果。程瑞芳说她被“气死了。……那些女人毫无羞耻心，她们是人渣。她们哪怕饿死，也不该吃日本人的东西。”

难民们经常争吵不休，甚至向日本人互相举报揭发告状。不少人狐假虎威，借日本人之手挟私报复，而被举报者往往大祸临头。

有人从伪政府找来警察，然后当面无端指控别人卖枪给游击队，迫使那人掏钱消灾。

更有无赖为日本人当奸细，出卖当过兵的同胞，或出卖妇女的藏身之地。

在日本人的胁迫下，一些中国人愿意证明抢劫、抢劫和焚烧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所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些难民妇女不肯待在屋子里，愚蠢地走到大门附近闲逛招摇，以致惹来日本兵的骚扰。

补遗

在南京沦陷前后的那段非常时间里，人们看到国府、国军、日军、日本当局、日本外交官、伪政权官员、列强外交官、洋传教士、洋商、洋医生护士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国百姓的种种表现，不过似乎没有看到“中流砥柱”的丝毫踪影，他们好像并不存在（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暗中或远处“偷着乐”。一九三九年以后开始有新四军在乡村地区活动的传说）。日本人倒是很热衷反共，他们经常喜欢把蒋介石和共产党（苏俄和共产主义）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