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

魏特琳一八八六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其父是个法国移民，有个铁匠铺和小农场，其母在她六岁时就因难产而去世了。魏特琳半工半读从州立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一个中学教了几年数学，然后又进伊利诺伊大学读书。当时美国大学里传教运动大火，不少年轻人都满腔热情希望走向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深陷水火之中的万万千千的民众。远东是基督教扩张的主要疆域，六千多美国年轻的传教士中的三分之一去了中国。在义和团动乱以后，连慈禧的清廷都在倡导现代化，他们尤其欢迎西方传教士去帮助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对孙中山的民国来说，传教士更是多多益善。

一九一二年，二十六岁的魏特琳在获得科学学士学位以后，被美国基督教海外布道团（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派到中国合肥。中国妇女的贫困、愚昧和地位低下令她万分震惊，使她下定决心要为改善中国妇女的教育和社会地位而贡献一生。

一九一八年，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合肥三育女中任教六年以后，魏特琳回国休假一年，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教育学硕士。美国基督教海外布道团原定再派她去南通创办一所女子中学，但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North）、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浸礼会（The Baptist Church）和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在一九一五年联合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正急需一个代理校长以顶替回国休假的校长瑟斯顿（Matilda Thurston），于是她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到了金陵女大。到南京以后，魏特琳先是推迟了与同是传教士的未婚夫的婚礼，后来又取消了婚约。

因为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中国大学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魏特琳当了几乎九年的代理校长，直到金陵女大董事会在一九二八年任命该校一九一九年的五个首届毕业生之一、美国密歇根（Michigan）大学昆虫学博士吴贻芳为校长。吴贻芳上任以后，魏特琳担任了她的秘书和助理。吴贻芳是社会名流，与宋美龄的关系极为密切。抗战开始后，她是全国妇女伤兵救济协会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极为忙碌，因此魏特琳也跟着极为忙碌。除了校长秘书和助理，魏特琳还担任金陵女大教育系的主任（金陵女大在一九三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吴贻芳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离开南京以后，魏特琳又一次被任命为代理院长。为了应付特殊时期学院里的事务，吴贻芳指定由魏特琳、魏特琳的助理兼宿舍总监程瑞芳（Tsen Shui-fang）和学院总务处长陈斐然（Francis Chen）三人组成了一个紧急委员会。

当时只有三个学生还留在学院里，而十五个教职员工都只能拿半薪。

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淞沪会战的前一天起，到一九四0年四月十四日，魏特琳在日记里记下了她在那些岁月里经历的苦难、悲剧、挣扎和奋斗。她分批把那些日记寄给了在美国的同事和朋友。

美国大使馆从八月下旬起曾四次告诫敦促所有美国公民离开南京，魏特琳每次都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了。她说：“我认为我不能走。……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十八年的经历，以及与学院邻居十四年的交往，使我能够承担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

她相信：“烈士们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有时人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个人或政府”。

她又说她要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魏特琳第一时间参加了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当时她和金陵大学的特威纳姆（M.Twinem，中文名戴籁三）是那个组织里仅有的两个妇女。

为了防止日机的轰炸和日军士兵的骚扰，魏特琳安排在学院四周插了八面美国国旗，到处张贴美国大使馆出具的英日双语告示，并在学院中心竖起了一面自制的九米多宽的巨大的美国国旗，以宣示学院是美国的资产以及其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魏特琳他们还从阁楼上找出了两块早就不用的“大美国女子学校”的校牌挂在大门门框上，希望能起一点驱邪的作用。

为了接纳难民，他们把大部分家具搬到了阁楼上。由于那些阁楼比较隐蔽，日本人始终没有发现那些家具。

他们还及时用学院里的锅炉烧掉了刚搬来不久的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存放在学院里的大量书籍、政治宣传品和传单（因为靠近美国大使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一带被认为相对安全，被炸的机会较少，因此许多政府机构在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里纷纷迁移到那附近）。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晚上接受了第一批难民，那些人不是从无锡、苏州等地逃来的难民，就是被中国军队从城南赶来的南京居民，中国军队要放火烧后者的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离开，就是汉奸和间谍，就要被枪毙。

魏特琳始终坚信国军焚烧城内外的民房绝对是大错特错，因为那根本阻挡不了日本人（至多能推迟日军晚二十四小时进城），那种牺牲毫无价值，而受害者尽是穷人。魏特琳质问：为什么非毁灭城市不可，为什么不能把城市完整地交出去？

魏特琳他们原计划在学院的八栋建筑里收容二千七百五十个妇女和儿童，实际上他们在最多时收容了一万多个难民。除了极少数老年男子，他们坚决拒绝接收成年男性。

因为当家的是美国人，又只收容妇女儿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是南京所有难民所里相对最安全的一个，尽管实际上那里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妇女免于被日本兵掳走或强奸的危险，更不能阻止日本兵入内抢劫。比如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就有十二个妇女被从学院里掳走（其中六个在第二天早晨回来）。在治安情况已经大为好转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还有三个姑娘被从学院里掳走。有一次魏特琳自己甚至被一个日本兵打了耳光。她还曾多次被日本兵用枪用刺刀威胁。为了维护那些妇女的安全，魏特琳整天不停地奔走于各个大门和宿舍之间，一旦得到日本兵闯入学院的报告，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会匆忙赶去阻止他们作恶，为此她经常和衣睡觉。因为日军在安全区里放肆强奸轮奸，许多年轻妇女从安全区的其他区域逃进学院避难。在城外乡村的许多青年女子为了逃避日寇的侮辱，剪短头发、用灰土涂脸、穿着男人或老年女人的衣服，跑到学院门外祈求收容。为了收容更多的年轻女子，魏特琳他们往往不得不劝说老年妇女离开学院为未婚的姑娘们让出位置。魏特琳经常在学院的前门坐镇，不只吓唬试图进院的日本兵，同时也阻挡许多想到学院里找他们的老婆、女儿和姐妹的男人。

那些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如菲齐、斯迈思、米尔斯、福斯特、贝茨和索恩等，都经常到学院里给魏特琳他们助一臂之力。

到文理学院来的日本兵许多穷凶极恶、粗鲁可憎，也有的友善和气、彬彬有礼，像好奇的观光客，有人甚至为学院捐款。有的日本兵看到美国和日本使馆颁发的告示就离开了，有的则视而不见，甚至嗤之以鼻。

有一百多个日本官兵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学院搜查中国士兵，他们的刺刀上带着血迹，并在学院里的交通要道架起了六挺机关枪，在学院外布置了随时准备射击的士兵，如果有人试图逃跑或反抗，他们就会开枪。学院里没有一个中国士兵，但是有不少士兵逃跑以前扔下的军服和少量武器还没来得及被处理干净，幸亏日本人在各栋建筑搜查时不很彻底。那次搜查后，带队的军官给学院开了份没有中国士兵的证明。可是第二天又有一批日军来搜查，他们对前一天的证明不屑一顾。最后是日本使馆的武官给魏特琳再次出具了证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搜查。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使馆给学院派了二十五个巡逻的警察。但当天晚上，那些警察就强奸了两个女子。在魏特琳的强烈抗议以后，那样的事停止了。不久改为每天四个警察。问题是那些警察每天都换，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魏特琳特意每天都去跟他们的军曹打招呼，聊上几句家常。

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起，日本使馆不再为学院派警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妇女找到魏特琳，哭泣磕头哀求她设法帮助寻找并救出在十二月中下旬、尤其是十二月十六日那天被日本人抓走的被怀疑是士兵的他们的丈夫和儿子。那些妇女无依无靠，却往往拉扯着几个孩子，还要赡养老人，处境令人心碎。魏特琳的助手们先后记录下了多达七百三十八个失踪者的姓名、年龄、职业、被抓走的日期和地点，魏特琳则把那些材料交给日本使馆的武官。日本人嘴上总是答应尽力调查，有错纠错，其实只是敷衍了事。而魏特琳心里明白，那些男人多半早就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集体屠杀了，只是她怎么也不忍心让那些妇女绝望。后来有大约一千五百个男人被发现关在金陵大学东面那个臭名昭著的“模范监狱”里做苦工，但日本人坚持他们全是前军人。魏特琳又分两批把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个妇女签名或按指印的陈情书呈交给了日本当局、自治委员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收集那些资料花费了魏特琳和她的助手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魏特琳总觉得她有义务为那些可怜的女人做些什么，哪怕能救出一个人也好。在长时期的徒劳无功以后，魏特琳最终得以从模范监狱里保释出了三十多个人。

让魏特琳他们特别头痛不已的是那么多难民制造的排泄物和垃圾，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怎么也不肯听从规劝，到处拉屎撒尿，把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厕所，让人无处下脚。一些宿舍的浴缸里满是屎尿。还有就是进进出出的人群的鞋底带来的烂泥，尤其是在雨雪天，那些烂泥成了泥浆，使一向整洁干净的学院变得不堪入目。

二月十八日以后，南京只剩下了六个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其中之一。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到家里，在晚上又回到学院过夜。她们在家里没有丝毫的安宁，日本兵不断地骚扰，抢东西。有时日本兵把丈夫赶出去，然后强奸他们的妻子，甚至睡到天亮才离开。那些妇女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她们逃进学院，会救了自己，但可能害了丈夫和儿子，因为在日本人眼里，单身的男子，哪怕是十六七岁的男孩，都可能是前中国军人。

先后有三十七个婴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诞生，同时有二十七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夭折的孩子。

到五月底，所有的难民所都关闭了，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还收留着八百多个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

那时学院里整洁了很多（虽然严重缺少消毒的石灰），花匠甚至清除了被折断踩坏的灌木和草地，种上了新树和水仙、茉莉和紫罗兰等花卉。

魏特琳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福音布道和祈祷，更不用说感恩节、圣诞节和复活节等的宗教庆祝活动了。

在程瑞芳等许多人的帮助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一九三八年二月起先办了几个组织妇女学习圣经、唱赞美诗的圣经班，然后仿照丹麦的“人民教育”模式（从六岁到十六岁的强制义务教育），从九月起启动了两个项目：家政手工课程和实验课程。前者为期一年，每期有一百来个学生，收的都是一贫如洗、文盲或只有极低文化、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的妇女，该课程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培养集体生活、团结互助、轮流做饭、清洁等习惯；二是学文化，如中文、算术和圣经等，还学习卫生知识和育儿经验；三是学习种种谋生技能，如缝纫、针织、种菜、腌菜、养鸡和烹制点心等等。毕业以后，学院会给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小笔贷款，帮助她们开始小生意。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大的实践的基地，魏特琳甚至用自己的钱在学院旁边买了一亩多的一小块地。实验课程从初一到高二分五个年级，前后收了三百多个学生，教语文、算术、音乐、生物、化学、英语、历史、体育和宗教教育等课程。那些学生中大部分勤工俭学，即用为学院打扫教室、宿舍和食堂，为无家可归的人缝制棉衣被褥等抵消部分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魏特琳还计划以后为学院附近的邻居的女孩子们提供学习的机会。

魏特琳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足够的合格的教师，还有就是根本买不到圣经、铅笔和笔记本等学习用具。学院里也缺乏合适的教室，因为那里大多被难民占住了。

让魏特琳长久恼怒不已又无可奈何的，还有红十字会为学院办的粥厂大肆克扣，中饱私囊，那里的勤杂工小偷小拿，负责人大偷大拿，以致难民们经常饥肠辘辘。

魏特琳自己也经常为物价飞涨而发愁。

在很长的时间里，每天从头顶呼啸而过的日军轰炸机都会让魏特琳心惊肉跳，那会让她联想起狂轰滥炸下肢体不全的尸体。她经常希望有某种力量把那些飞机从空中拉下来，把那些炸弹沉入长江。

从广州、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宜昌、万县、西安、南昌、重庆和成都等地陆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让她感到压抑和无助。她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寄希望用战争用杀戮解决矛盾和纠纷。

下雪和结冰时，魏特琳会为缺衣少食的中国民众和士兵感到心痛。出太阳时，她则会宽慰地想到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会比较暖和舒适。

在为中国民众的苦难时时焦虑的同时，魏特琳和她的朋友们也时刻关注担忧着欧洲局势的发展，那里也是越来越阴云密布，不容人宽心。

除了主持学院的管理、制定和安排学院的教育项目、代人上课、面试学生、给学生评分、以及应付外人无穷无尽的要求、为人调解纠纷排忧除难，还有极其频繁的迎来送往，魏特琳还要为学院募款、核算帐目、写财务报告、向在纽约的学院的董事会定期汇报学院的工作、写信与全国和全世界的同事朋友熟人们互通消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并经常应邀撰写文章，她早就在日记里抱怨身心疲惫，压力太大，不堪重负，要做的事情太多，做事时不断受到干扰，老是担心要及时做完一切该做的事似乎永远没有指望，两个得力助手之间的意气相争以及她跟回到学院的前金陵女大校长瑟斯顿的争吵也于事无补。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魏特琳觉得快要撑不住了，更年期的反应更是雪上加霜。同事和朋友们都劝她回美国休假。一九三九年六月，联合基督教布道团希望她回去担任副主席（她谢辞了那个工作，她认为自己的智力、精力、文化和训练背景都不能称职；她不能离开南京；她认为布道团需要一个年轻人接班），学院的董事会也在美国为她安排了工作，但她放心不下已经开始的那两个项目，怕那些项目会随着她的离开而半途而废，她觉得学院太需要她了。她希望那些项目能够成为学院里永久性的组成部分。

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到二十二日，魏特琳有整整三个星期没写一行日记。她说：“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最容易让魏特琳暂时忘掉悲伤、恐惧和沮丧的是学院里孩子游戏时的欢笑以及他们的歌声。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在青岛的四五个星期的休假也没能让魏特琳恢复健康。

一九四0年五月二日，魏特琳当众宣布自己恐怕不行了。她恳求瑟斯顿答应坚持把那两个项目办下去。

不久，魏特琳因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得不离开南京回美治病。回国以后，她先后求助于几家精神病院。在那个年代，精神疾病被视作耻辱。除了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那些口风极紧的朋友，没有人知道多少魏特琳的病情和她离开南京以后的情况。

魏特琳先企图服用安眠药自尽而未遂。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她在她借住的联合基督教布道团一个秘书的公寓里用煤气自杀身死。在她最后留下的文字里，她认为自己已经不能恢复健康了，她说她宁可死而不愿发疯。魏特琳终年五十五岁。她全心全意为中国贡献了二十八年。

魏特琳有个王姓私人汉语老师。她经常感叹自己的汉语不够好，不能用汉语流利地布道，汉字也写得不够漂亮。

在去世以前，魏特琳反复念叨她想念中国，要回到中国去。她说中国才是她真正的家。在她最后的文字里，有一句是：“如果我能生活十次，我都会把它们献给中国”。

在位于密歇根谢泼德（Shepherd）的魏特琳的墓碑上镌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拉贝在日记里曾写到他并不清楚魏特琳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她是个正直可爱的美国人，她一直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躲在学院里的那些姑娘。拉贝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魏特琳昂首挺胸走在前面，领着四百个妇女穿过街道，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到金陵大学。

魏特琳被中国人称为“活菩萨”或“慈善观音”。毫无疑问，她是个极富同情心和共情心的大慈大悲的圣人。

重庆的国民政府曾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授予魏特琳一枚襟绶采玉勋章。

魏特琳的全部日记被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

二000年，张连江、杨夏鸣和王卫星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编译出版了《魏特琳日记》，在二00五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

在南京师范大学里陈列着魏特琳的半身铜像。

魏特琳的主要助手程瑞芳一八七五年出生于武昌。她是个护士，在一九二四年被聘为金陵女大的舍监。她深受魏特琳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

在难民所期间，照料病人、接生婴儿和处理死者等等都是程瑞芳的事，她一直在超负荷工作。

程瑞芳的战时日记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终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她的日记是已知的唯一的由中国人用中文写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记录。

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档案的一部分，程瑞芳的日记被保存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占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把它变成了日本驻军的司令部。

日本投降后，程瑞芳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参与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回归和校园的修复。

一九五二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程瑞芳退休回到了武昌，但因为没有养老金而在贫困中挣扎。一九六四年，她曾应吴贻芳和一些校友的邀请重访了文理学院。

一九六九年，程瑞芳去世，终年九十四年。

Hu Hua-ling（胡华凌，音译）和Zhang Lian-hong（张连红，音译）根据魏特琳和程瑞芳的部分战时日记编译而成的《无畏的南京妇女：明妮·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战时日记》（Undaunted Women of Nanking: The Wartime Diaries of Minnie Vautrin and Tsen Shui-fang）在二0一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