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二十六）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澳大利亚人

一.莫理循（George Morrison）

莫理循一八六二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吉朗的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

莫理循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在墨尔本大学读医的第一年暑假（一八八0年年初），他从维多利亚的昆士卡利夫（Queenscliff）沿着海岸线走到南澳的阿德莱德，全程九百六十公里，历时四十六天。第二年的暑假，他划着一条单人艇，从新南威尔士的奥尔伯里出发，顺墨累（Murry）河而下二千公里，直到出海口，历时六十五天。后来他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篇章”。一八八二年六月，莫理循作为《年代》报（The Age）的特约记者，伪装成水手，在去新赫布里底群岛“招募”劳工的一条船上度过了三个月。他的报道称那种招募为不人道的“奴隶贸易”，从而导致政府出手干预，禁止了那种招工。同年底，莫理循从昆士兰的诺曼顿（Normanton）出发，历时一百二十三天，走了三千二百七十公里到墨尔本。一八八三年，他在新几内亚探险时遭到土著袭击，被长矛刺中两次，几乎丧命。几个月后，他被家人送到苏格兰爱丁堡，那里的医生从他的腹股沟取出了留在那里的一个长矛的倒刺。一八八七年八月，莫理循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随后他以医生的身份先后在美国、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地探险。回到澳大利亚以后，莫理循在巴拉瑞特当了两年住院医生。一八九三年五月，莫理循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次年到达中国。

一八九四年二月，莫理循从上海出发，花时一百天，溯长江而上，然后进入中国西南内地，一路上或骑马或步行，最后抵达缅甸的仰光，全程四千八百公里。莫理循说他全程只花掉了三十英镑。他的记录此行见闻的著作《中国风情》（An Australian in China）一八九五年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他得到了一次性稿费七十五英镑。莫理循从仰光去了印度的加尔加答，在那儿他得了间歇热，再次几乎丧命。回到吉朗养病痊愈后，他在十一月当船医去了伦敦。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作为《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远东特约记者，莫理循到达泰国。一八九六年，他从曼谷走到昆明。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泰晤士报》聘为第一个常驻北京的记者，从此他以“中国的莫理循”或“北京的莫理循”而闻名。次年他穿越东三省去了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他最早报告了俄国针对旅顺口的行动，他也敏感地察觉到日本对东北的觊觎以及列强就德国在胶州湾的特权的争斗。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00年的十五个月里，莫理循前后到过泰国、朝鲜、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北京。

一九00年六月至八月，莫理循帮助驻北京的西方使节团对抗了义和团长达五十五天的围攻。一个曾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在评论他在围困期间的表现时说：“虽然他不是军人，但他证明了他是营房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永远在活动，永远清楚周围的情况。他是兵营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判断冷静，无惧危险，有种尽力帮助别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在那个一塌糊涂的混乱里，他是个肮脏、乐观、健康、最有吸引力的英雄。”而同时在北京的另一个熟人则对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那人说莫理循“懒惰、自恋、不能容人、种族主义、不守纪律”。在击溃义和团以后，莫理循参加了对颐和园的劫掠，他从那里拿走了一些丝绸、皮毛、瓷器和铜器。

一九0四年二月日俄战争爆发后，莫理循奉命报道日方的行动。他随得胜的日军进入了旅顺港。他为《泰晤士报》报道了一九0五年在美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举行的日俄谈判。

一九0五年和一九0六年，在墨尔本的侨领们和满清法律修订大臣伍廷芳曾先后写信给莫理循请他帮忙促进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

一九一一年，东北爆发严重的鼠疫，莫理循前往哈尔滨，报道了那里在伍连德医生领导下科学有效的治理。

同年武昌起义后，莫理循是第一个将那个事件称作“革命”而向外部世界报道的西方记者。他支持革命派。

一九一二年，莫理循离开《泰晤士报》，应邀担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年薪四千英镑），从袁世凯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曾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是莫理循的建议促使北京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通过了《对德宣战案》，滥竽充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一九一九年，莫理循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后，莫理循感觉身体不适，辞职后前往英国德文（Devon）郡定居。他在一九二0年五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十年间，莫理循总共花费一万二千英镑收集了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各种外文书籍二万四千余册。那些书籍在一九一七年被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主持人岩崎久弥以三万五千英镑买下，运往东京，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了有“东方学家的麦加”之称的东洋文库。莫理循在出售藏书时有两个条件，一是那批书永远不得分散，二是它们永远对学者开放。

莫理循在北京的故居地址为王府井大街二百七十一号（旧时门牌是王府井大街一百号）。

二.端纳（William H Donald）

端纳是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最深的澳大利亚人。他是民国时期中国政坛上最为活跃的洋人。他的好友、著名的内幕作家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个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更为了解中国的内幕”。

端纳一八七五年出生于新南威尔士的利斯戈（Lithgow），二十三岁时成为当地报纸的记者。一九0一年，他被《德臣西報》招募前往香港。

      日俄战争爆发时，端纳受日本的盟国英国的一家报纸的派遣，去东南亚寻找从红海驶出后即告失踪的号称“太平洋第二舰队”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那支舰队的任务是增援困守在旅顺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本海军对它的动向极其关注，却不能发现它的踪迹。端纳凭着一个新闻记者探寻内幕的勇气和独特的嗅觉，孤身一人南下数千里，终于在越南金兰湾（Cam Ranh Bay）找到了那支舰队。部分由于他的连续报道，太平洋第二舰队不得不离开那个中立国的港口，结果被守株待兔的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拦截攻击，损失极为惨重（一九0八年，日本政府曾向端纳授勋）。

端纳在一九0六年担任《德臣西報》的总编辑兼社长，后任《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编辑，并成为两广总督张人骏的顾问，他还结识了革命党人胡汉民和宋耀如等。一九一一年，端纳作为《纽约先驱报》（The Herald）驻华记者到上海，联系上了伍廷芳，并成为武昌起义的上海总部顾问。孙中山回国后，他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并在一九一三年帮助孙中山撰写了他的第一个对外宣言—《共和政府宣言》，此文人称“端纳的宣言”。

因为明治维新和打败俄国人，端纳原本非常赞赏日本，但日本对中国的作为使他变成了反日派。他于一九一五年首先在《泰晤士报》上揭露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密约的內容，震惊世界，促使了“倒袁”的成功。端纳是北洋政府的顾问。

一九二八年，端纳作为張作霖父子的谋士随张学良到奉天，后来成为张学良亦师亦友的私人顾问和秘书，他帮助张学良戒掉了鸦片烟瘾，促进了东北易帜。端纳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了国联组织的调查满洲事变的李顿（Lytton）调查团。

美国记者和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说端纳具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惹人讨厌的床边风度。他极其注意健康，遵循原则，讲求计划。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撒谎”。

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下野后，端纳陪同他游历了欧洲。

一九三四年初回中国不久，端纳又被蒋介石聘为顾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时，端纳正在上海。宋美龄找到他求助。依据多年与张学良的交往，端纳相信张不会杀蒋，他毫不犹豫接受了宋的委托，决定前去西安探明真相。十二月十五日，端纳转道南京、洛阳到达西安。张学良请他劝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蒋，并继续拥护他为领袖。端納随即见到了蒋。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在端纳的安排下，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先后飞抵西安。作为调停人，端纳数次往返于南京与西安之间。他是蒋介石最终得以获释的关键人物之一。

端纳希望中国发展民主政治。他受蒋介石的委派，兼任国民经济研究所顾问一职，实际上负责该所的行政工作。该所研究战时国民经济的运作，对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建设颇多贡献。但端纳跟蒋介石意见不能始终保持一致，以致在一九四0年五月不辞而别离开中国，驾着他的游艇在南太平洋群岛间穿梭以疗养身体。他在风光旖旎的塔希提（Tahiti）岛上住了一段日子。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宋美龄急电端纳希望他回中国助战。在从新西兰去中国的途中，端纳经过被日军占领的菲律宾马尼拉时被关入集中营，但日本人不知道这个洋人正是他们在悬赏捉拿的“中国人的西方魔鬼”，而集中营里没有一个人出卖他。

一九四五年二月，应蒋介石要求，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专门组织了“洛斯巴尼斯”行动，派空降兵占领了关押端纳的集中营，将他用直升机送往檀香山的海军基地医院，但他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常在病榻上大口咯血。

宋美龄又派飞机把他接到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医治。在其弥留之际，宋美龄亲自站在他床侧为他诵读《圣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端纳去世，在隆重的国葬之后，他被埋在宋氏家族的墓地里。

端纳身后几乎一无所有，仅留下一部回忆录《中国的端纳》（Donald of China）。    这部由他口述、美国记者塞勒（Earl Selle）帮助整理的回忆录，使用第三人称叙事，于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出版。

端纳以为人正直和富有政治头脑著称，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澳大利亚甚至有人呼吁他回国竞选总理！他在评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曾说：“不知怎的，我竟轻易地得到了中国许多政治派别的信任。我对中国人很可能有一种直感，只要他们有什么差错，我准能知无不言，而且从来不欺骗他们。他们收买不了我，这一点也获得他们的尊重，仅此而已。”“人们总是想听好话，我偏要说他们如何不对，而不是如何正确，只有这样，我才能当好顾问。”

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有很多出版商许以优厚酬金，请端纳撰写回忆录，但他总是表示拒绝。端纳是得以跻身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知道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意写出来，因为他是非观过于鲜明，这种是非观只容许他写目睹的全部真相，如果写回忆录，或者遮遮掩掩，或者伤害朋友，而两者他都不愿为之。他同情和理解一些中国朋友的缺点和蠢行，所以不愿谈论有关他们的事情。

不过在一九四0年的南太平洋，在一个女秘书的帮助下，端纳还是陆陆续续写下了他一生经历中的一些片段：如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披露“二十一条密约”的经过等。在马尼拉集中营里，端纳又向狱友查普曼口述了大约五十页回忆录，主要是关于孙中山早年的活动，他对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党人攻打南京时所作的贡献、他对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袁世凯和张人骏等人的印象，以及他于一九二八年抵达满洲，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为止的一些经历。

端纳出狱后在檀香山治疗时，塞勒闻讯前去采访，要求写他的传记，端纳意识到来日无多，考虑再三，才答应由塞勒帮助他写回忆录，不把历史带进坟墓。他躺在病床上，每隔一天，向塞勒口述一小时，有时他十分虚弱，几乎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但他竭尽全力，大概持续了二个月，这次又讲到了西安事变前夕。

      端纳对塞勒说：“你知道，如果让我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我会这样开头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富有人性的民族的书’。第二句话是：‘但并不是试图阐述中国人民的爱好、习俗或道德的论文。’第三句话是：‘本书写作的宗旨是理解与同情心。’”

临去上海前，端纳留给塞勒五千美元，作为他整理和出版回忆录的经费。他对塞勒说：“我会寄给你有用的材料，以便你最后完成这本书。”但是在端纳回到中国以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塞勒却再未收到过端纳寄给他的任何材料。相反，端纳要求他立即停止写作和出版回忆录的工作，端纳同时写信给他的亲朋好友，要求他们不要向塞勒提供与回忆录有关的任何帮助。

塞勒后来猜测那是经常去医院探视的宋美龄向端纳施加压力的结果。端纳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或许比任何人都知道更多有关事变的内幕，但是他不想披露其中的隐情，他既不愿使蒋介石难堪，更不愿对当时仍在囚禁中的张学良造成任何不利的后果。

端纳对自己的私生活始终守口如瓶，对他的家庭生活极少谈及。他曾说起过，一九0五年他在香港与一个澳大利亚姑娘结了婚，几年后，生了一个女儿。一九一二年前后，他的妻子对他说：“端纳，与其说你娶了我，不如说中国娶了你。”后来，她带着女儿永远离开了他。

三.梅卓琳（Jocelyn Chey）

梅卓琳一九三八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沃里克郡（Warwichshire），她的曾外祖父曾在印度传教。她的家庭世代都是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他们相信社会正义、公正和平等。她的父亲是个应用物理学教授和社会主义者，参与过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一九五四年，她父亲受聘于悉尼理工大学（现为新南威尔士大学），携全家移居澳大利亚。

一九五六年，梅卓琳进悉尼大学，五年后从中文专业毕业（大学期间她还学习了人类学、法语和日语等。她的毕业论文分析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日记）。她是战后澳大利亚大学中文专业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之一。

一九六0年底，梅卓琳籍英联邦奖学金到香港大学中文系读硕，研究晚清诗人黄遵宪。一九六三年初，梅卓琳获得硕士学位后短暂回到悉尼，不久又回到香港，在英国地区信息办事处根据大陆报刊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撰写分析文章。其间她与从大陆北方逃难到香港的齐梦麟结识相爱，一九六四年两人结婚，因为齐梦麟只有香港的居留证而没有护照，他们只能去澳门度了几天蜜月。

一九六五年，在一个为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梅卓琳带着她没有护照的丈夫回到澳大利亚，她在悉尼大学读博，研究课题是“寻找现代中国唯物主义的本土渊源”（The Search for A Native Ancestry for Modern Chinese Materialism）。一九七0年毕业后，她留校教中国近代史。因为她的关系而有了澳大利亚护照的齐梦麟往返于澳大利亚、香港和巴西之间做玉器生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梅卓琳参加一个悉尼高校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他们在那里亲身体会到了以平等为标榜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森严的等级差别以及无所不在的严密监控。

在澳中建交前夕，梅卓琳分别写信给澳大利亚外交部和海外贸易部，毛遂自荐说：“如果你们打算承认中国，你们会需要更多的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所以或许你们能给我一个工作？”

两个部都接受了她，而她选择了海外贸易部。一九七三年，梅卓琳成了公务员，负责澳中贸易。她把家从悉尼搬到了堪培拉。当时澳大利亚非常希望能向中国出口羊毛等农牧业产品，而中国则将有限的外汇都用于进口欧美的高科技产品，因此梅卓琳的工作困难重重。

梅卓琳全程陪同了中国第一个访澳的贸易代表团。她发现团长白相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非常小心谨慎。

澳大利亚在贸易方面发起的第一个大项目是一九七四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澳大利亚贸易展览会。

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梅卓琳应邀到她香港大学的校友、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的手下担任文化参赞。她说她在使馆里料理除了贸易和政治以外的一切事务。

因为长相和北方口音，齐梦麟多次被挡在使馆开始时暂住的北京饭店和以后的使馆建筑之外。有次去参观故宫时，他甚至被拘留了几个小时。他们夫妇当时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两个儿子进了北京唯一招收外国孩子的芳草地小学，同时又注册了新南威尔士州为边远地区的孩子开设的远程课程，通过外交邮袋传送教材和作业等。

梅卓琳组织了在北京举办的澳大利亚风景画展览，为中国众多艺术家提供了第一次观摩西洋原作的机会。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梅卓琳全家奉命撤退到香港，但在八月底她又为了处理苏珊·戴（Susan Day）的事被紧急召回北京。在西安外语学院教英语的苏珊跟学院里的一个职工宋恋爱而申请结婚，不料学院不仅不批准，还把宋弄走了。不久苏珊又在街上被人用斧子砍伤。但苏珊不屈不挠，伤好后还是坚持要跟宋结婚。梅卓琳到京后跟有影响的外国人联系，请求他们帮助与中国政府斡旋，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斯诺（Lois Snow）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ey）都答应帮忙。两个月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也曾当面跟邓小平提及过此事。中方最后让了步，戴宋两人得以结婚。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第一对中澳联姻。此前，周恩来批准过一对中法联姻。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梅卓琳等几个使馆馆员在长安街上的鸿宾楼饭庄为即将赴澳访问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设宴送行，但刘却迟迟不露面。后来才听说，发生了大变故，刘庆棠不能出国了。

一九七七年由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率团到澳大利亚举办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其中包括那件从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极其珍贵的金镂玉衣。一手促成此举的梅卓琳专门回澳全程陪同。共有六十万人即澳大利亚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分别在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参观了那个展览。

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八四年，梅卓琳担任新成立的澳中理事会的首任执行主任。澳中理事会大力推动澳中交流，与之对口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主席王炳南也十分积极，而梅卓琳跟友协负责澳大利亚事务的段津更是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段津在九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光在一九八一年，澳大利亚就有博物馆、妇女和登山等多个代表团访华，而中国则有新闻界代表团访澳。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梅卓琳担任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她先后促成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维多利亚的波特兰炼铝厂和中钢集团向西澳的查纳尔铁矿的投资，还帮助在南京建成了一个大型羊毛仓库。

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梅卓琳担任国际羊毛局中国分局（China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Wool Secretariat）局长，她起先在香港工作，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他们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为了推销羊毛产品，梅卓琳曾大做电视广告，还在上海电视台举办毛衣编织比赛，在北京搞毛衣展销。

一九八九年六四过后不久，梅卓琳安排黄苗子夫妇离开北京飞往澳大利亚。

一九九二年，梅卓琳受邀担任了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她说在那三年里，她干的最自豪三件事是：1）将在香港的华人澳大利亚人和洋人澳大利亚人两大群体联合起来；2）支持末任英国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争取在香港逐步实现全民普选的努力，并且使之成为澳大利亚的香港政策（当时澳大利亚的外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原本跟彭定康处于民主国家的政治色谱的两极，埃文斯动辄就说“不能相信英国人”，而他俩最后却成了好朋友）；3）为在香港的澳大利亚人社团的子女筹建了澳大利亚国际学校。

梅卓琳的官邸曾被窃，她丈夫的几件贵重收藏品失踪，警方折腾了一大阵子一无所获。与香港黑社会关系密切的博彩业大亨何鸿燊（Stanley Ho）后来对她说，如果你早来找我，我肯定能帮你找回那些东西。

一九九五年夏，梅卓琳退休回到澳大利亚，他们夫妇卖掉了在堪培拉的房子，搬到了悉尼，以便能跟梅卓琳的父母住得近一些。梅卓琳先后被聘为悉尼大学的客座教授、西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的兼职教授。她是西悉尼大学的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院长和悉尼科技大学的澳中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而那两个研究院的主要捐款人都是黄向墨。梅卓琳认为黄向墨是真心希望中澳友好，而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对黄向墨有失公允。

梅卓琳目前参与很多援助难民的活动。

梅卓琳夫妇有许多中国朋友，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杨宪益夫妇和黄永玉。

梅卓琳著有《中国的新社会》（China's New Society）和《北极星中国：探索与中国的关系》（Lodestar China：Navigating the China Relationship），后者于二0一九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译本《中国的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