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五）

淘金热消退后华人的去向以及城市里华洋之间的关系

一.淘金热消退后华人的去向

帕尔马河流域的淘金热也只持续了几年，到一八八二年后，砂金已经基本淘罄，只剩下一些岩层中的金矿脉还可以开采，大批矿工因无以为继而陆续离开。在繁荣高峰时期人口一度超过二万的淘金中心区的梅顿（Maytown）刚刚审查通过的市镇建设蓝图，因人口骤降至一千人左右，而且还在萎缩，就只能束之高阁了。只有少数华人继续坚持留在梅顿，直到一九四0年代该村被彻底废弃。

其实最早被澳大利亚淘金热裹卷的一些华人从一八五八年起就开始知足言归或因失望而放弃陆续离境回国娶妻（妾）生子、成家立业了。后来的人回去的也不少。他们中同样有的腰包如愿比以前鼓了一些，有些人可以说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有的则是寻金梦断，黯然沮丧，贫穷如故。大多数人回去后就以天伦之乐自娱，少数人在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以后又返回澳大利亚继续打拼。还有些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返乡，他们意识到指望淘金发财如同海底捞月，不如到酒馆当佣工，每月可得薪金两英镑，旱涝保收，而且不那么辛苦；或者为英国人打工，垦荒种蔗；或者自己租借荒地，驾轻就熟地种菜售卖，他们往往能几乎承包了整个村镇菜蔬的供应；或者开店经商，如新南威尔士的索法拉小村，在一八五四年时仅有五百左右居民，而在淘金热高潮的一八六一年，光华人就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一八七一年，又只剩下了六百四十四个人，华人只剩下了八十一个，然而村里却有华人开的七家杂货铺、两家客栈和一家药店，村里甚至还有一个开业的华人翻译。在一八九0年，在新南威尔士有八百余家华人店铺；还有些人成了园丁、运送木材和水的车夫、裁缝、鞋匠、木匠、渔夫、家庭佣仆、拾荒者等或者剪羊毛工及收割工等季节工。特别悲惨的则成了乞丐。

那些小有积蓄却没有回国的人有时会受到乡亲的非议，他们通常的罪过无非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利轻离”或者“富贵而不归乡，犹如衣锦夜行”之类。

一八六八年以后，有不少华人转赴刚开始发展的新西兰淘金谋生。

从帕尔马河出来的许多华人向东面凯恩斯和库克顿一带和南面发展，许多成了昆士兰北部香蕉、甘蔗、玉米等大规模种植业的开创者（如凯恩斯一带本来没有种甘蔗的，是华商往那里引进了蔗业。华人还引进了烟草、棉花和土豆等的种植）。

不幸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沦为游荡于异国他乡的孤鬼野魂。在巴拉瑞特就有个华人坟场，据那里的大金山中华公会介绍，淘金热时期在巴拉瑞特曾有三～五千个来自广东台山地区的华人，其中近千人长眠在那个极其荒凉简陋的坟场里。那里的死者大多不满四十岁，第一个埋在那里的是三十五岁的詹姆斯·李福。

到十九世纪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有六～九万，而其中仅有不到一半是付了入境人头税而合法入境的。随着澳大利亚的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起飞，悉尼成为大英帝国的第四大商港，从而与墨尔本一起，为民众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许多华人逐渐从各个矿区迁移到那两处从事蔬果供应、杂货买卖、经营向中国出口檀香木以及开餐馆、家具店和洗衣坊等。在种菜卖菜方面，华人差不多垄断了市场，基本上没有洋人的竞争。以在一八九0—九六年间成立的永生、泰生和永安三大果栏为首，华人也一度控制了新南威尔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香蕉市场。在洗衣业方面，华人在墨尔本一度占有约三分之一的市场，几乎每个区都有华人的洗衣坊。在家具制造方面的竞争则非常激烈，欧洲人在手工业和制造业方面一点不逊于华人。

一八八一年，悉尼有华裔人口二千二百三十二人。一九0一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则显示，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万零六十三个华人男子和一百五十九个华人女子中，三千四百七十四人居住在悉尼。在全州的华人中，种菜种果树的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在与之密切相关的蔬果店谋生的有六百五十人。依然在淘金的还有一千零十九人，余下的主要为其他各种体力劳动者。此外，还有普通餐馆商铺店主二百九十人、商务文员二百二十六人以及富商七十二人。

澳大利亚华人在一九0一年后还去斐济开辟香蕉种植园，在收获季节每两个星期可以为悉尼供应一万挂香蕉。

曾经有人设想过，在淘金热过去以后，华人或许能将丝绸织造、桑树、棉花和茶树种植等引进澳大利亚做大做强，可惜实际上都无人问津或浅尝辄止。当年的华人大多过份重视滿足家人家族丰衣足食的物质渴望以及光宗耀祖的精神需求，缺乏开拓市场的远大目光，更少有溶入洋人社会的愿望和胆量，结果是华人对澳大利亚现代化的贡献乏善可陈。李汝福（James Simpson Lee）的锦顺号从自产自销的家具店发展成大型的家具销售公司（Sampson-Lee & Co）并且上市是个例外。

不过香港的先施和永安百货公司以及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都是由从澳大利亚回去的广东香山的商人创办的。其中一九00年一月由在悉尼开果栏致富的马应彪创办的先施公司是香港第一家华资百货公司（先施取自四书《中庸》篇“经营之道，必先以诚施于人，而取信于人”），永安公司则起源于郭标、郭乐和郭泉兄弟等在悉尼经营的水果批发生意“永安果栏”（郭标在上海跟孙中山过从密切）。郭氏兄弟还在一九二一年创办了集纺、织、印、染为一体的规模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的全国第二大的私有棉纺织企业。

有个叫谭仁沛的华人，先去帕尔马河淘金，后在昆士兰经商，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五十一年。临终前他写下了自传《阅历遗训—My Life and Work》，以中英双语出版。书中有他训诫子孙后代的“十戒”生意经和人生经验：1）在进货时，首先要考虑市场的需求量，适可而止。一要防虫蛀，二要防变质。如果有把握货物销路好，进价又合适，那可当作例外。如果货物极便宜，更不妨多多买进。2）待客要礼貌耐心。货物要备全样式以供顾客选择。如果样式不合顾客心意，应设法更新，以让客人满足，从而招徕更多的客户。3）点货交货时，要确保没有错误。如果客人抱怨数目不对，应平心静气地进行复查。如果确有差错，应立即补足，并坦率认错。如果数目并无差错，则应委婉解释，以免冒犯顾客。4）在客人多应接不暇时，应安慰客人，请他们稍待，不要让客人失望。5）客人的账目如果没有结清，应该催收，不过言语要温和，不要触怒客人。如果再三去函索讨或当面恳求仍然无效，就要另想办法。如果对方还是拖延，不妨婉求分期付款。不要轻易打官司，多打官司会带来大凶。千万小心！6）打烊休息时，要关上锁好门窗，并亲自检查，以防窃贼。特别要小心火烛，避免火灾。7）我们这里地势低洼，最怕洪水。如果大雨连绵，十多天不晴，又遇上初一或十五海潮高涨之际，发现水将漫至岸上，必须赶紧把货物搬到楼上，以免临时仓皇失措，导致货物被水浸泡，造成损失。8）用美德影响他人，而不用力量征服他人。要善于说服人，而不要惹人讨厌。店里伙计以及兄弟姐妹间如果偶尔发生误会和冲突，应先忍耐，事后再做解释，使别人明白始末，从而大家和好如初。9）凡事以和为贵。如果能够以此为原则，生意兴隆指日可待。10）如果事不关己，千万不要强加干涉。古训说：祸从口出。毫不涉及份外事，就能一辈子高枕无忧。千万谨慎！

像谭仁沛这样正直、善良、勤快、本分、谨慎、诚实、谦恭、通情达理的人品，不仅是华人的楷模，而且为澳大利亚普通民众所赞赏。

二. 城市里华洋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金矿场的华人和洋人矿工之间时不时会处于怒目相向、睚眦必报、剑拔弩张的状态，尽管澳大利亚社会弥漫着对似乎无穷无尽的华人潮的忧虑和不安，但在悉尼和墨尔本那些天广地阔的大都市里，华洋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睦、友善的。

一八九二年九月四日的下午，悉尼市民领略了在悉尼空前绝后的一场规模宏大、壮观精致的发丧仪式。后来的其他华人—无论是德高望重的梅光达，还是国民党大佬、安昌公司的老板余荣—的葬礼都不可同日而语。在事实上，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葬礼。

承办那场发丧仪式的是悉尼头牌殡仪馆的老板娘科比（P.Kirby）女士。

发丧仪式的主角是悉尼华商、维记（杂货）公司的老板、六十八岁的叶威记，尽管即使在悉尼的华商中，叶威记也算不上数一数二。那场仪式是典型的东方土豪的穷奢极侈的摆阔。

在发丧游行之前，叶威记的子侄頭戴白帽，身穿米白色丧服，长跪在棺前。棺木用厚实的雪松做成，外包西式银棺。棺前点燃香烛，同样身着米白色丧服的至亲轮流上前鞠躬。在牧師用中文致简短的悼词以后，发丧队伍从下午两点开始从岩石（The Rock）区出发。

那个中西混合的一英里多长的发丧队伍穿过悉尼两个最繁华的街区，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完全抵达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游行全程以及码头上都有警察维持秩序。

走在发丧队伍最前面的一个人将大把冥钱洒向天空，那是逝者前往天堂或冥府的“买路钱”。接着是全程不断吹奏“死亡进行曲”的巴尔曼铜管乐队（Balmain Premier Brass Band）。铜管乐队后面的人群中高举着写着悼念词语的各种各样的幡幢、铭旌和横幅，其中位置最前非常醒目的是由两个人撐着的写着“哲人其萎”四个大字的黑绸布竖幡。队伍中有逝者的油画像，画像后一个人拿着把据说是为了让逝者“保持凉爽”的大扇子。然后是一个象征“和平、幸福和安息”的盾形天蓬。接着是一辆完全被鮮花及花环覆盖的马车，车顶上是个以白花为主的花冠。由六匹马拉着的安放棺木的灵车紧跟着花车，灵车后尾随着大约二百五十辆马车和其他车辆。为队伍殿后的是海军志愿兵铜管乐队（The Naval Volunteer Brass Band）。在市政厅以及海德公园旁的教堂前，发丧队伍短暂止步以表示对市长和教会的敬意。

除了亲人，参加送丧的共有三千余人，他们大多来自悉尼的七大华人社团（中华总商会、致公堂、联益堂、公义堂、励志会、洪福堂及四邑会馆），其中甚至包括前些日子刚在法庭上大打出手的两个敌对团体。

到了码头边，棺木先被停放在一个凉棚里，棺木的前面是逝者的油画像，油画像的前面摆着香炉、香烛、整只的烤乳豬和烤羊、米酒、水果、食物以及各种各样的糖果。至亲男女分立在棺木的两旁。送丧的人群作长达几近一小时的祈祷，然后轮流向逝者鞠躬告别。

最后在众人的注目下，棺木被用船吊转移到慈南号（Tsinan）船上。经过防腐处理的逝者遗体由其妻子伴随，将被运回广东东莞京山乡的叶氏家族墓地安葬。

据说那艘专船的费用是八百英镑，而丧礼的全部费用约为一千英镑。

据估计，叶威记留下了七万余英镑的遗产。

悉尼的大报《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以及《悉尼邮报及新南威尔士广告报》（Sydney Mail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在第二天都长篇详细报道了那场万人空巷的仪式。隨后几天澳大利亚各地的报纸都作了转载。所有的西文报道都充满着惊叹和好奇，而没有丝毫的埋怨、讥讽或嘲笑。

（叶威记的丧礼催生了香港及澳大利亚的东义堂。东义堂的初衷是在东莞“建筑义冢，寻兄友骸骨，岁时祭祀；运送先友骸骨回里，归正首丘。继而办义学，培育失学贫童”。香港在一八九三年率先成立了东义堂，并在一八九七年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建立了“东莞义冢”。澳大利亚东义堂负责搜集无人照料的东莞人骸骨，每隔五年运回香港下葬。

自从有了澳大利亚东义堂以后，其他一些县的华人也建立了类似的每隔若干年将乡亲骨殖送回原籍安葬的善堂，如香山的隆都同善堂和增城的联福堂等。）

叶威记出生于一八二四年，他的父亲是东莞的一个小商人。传说叶威记去过美国，但不久就回老家了。他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在一八五三年到了悉尼。

叶威记在一八七一年开始在岩石区用“维记”字号经商。不很清楚在那以前的十八年里他在哪里，干了什么。

叶威记经商有两个特点：一是虽然不懂英语，他却有两个洋人生意伙伴—克里斯多夫·牛顿（Christopher Newton）和西格蒙德·霍芬（Sigmond Hoffnung）。他从他的洋朋友那里学习疏通海关的诀窍、了解洋人的消费喜好，他后来还让霍芬替他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专门为维记供货的公司；二是叶威记不安于在悉尼跟其他华商抢饭碗，他把沾亲带故投靠他的人派到新南威尔士的伯克（Bourke）、贝加（Bega）、布瑞德伍德、奇安德拉（Kiandra）和蒂尔巴蒂尔巴（Tilba Tilba）以及昆士兰的布里斯班、金皮（Gympie）和斯坦索普（Stanthorpe）等地去开设分店，兼营国货洋货，以求广种薄收。

叶威记的维记还承办为华人将黄金运回香港的业务。仅在一八九一年，他们就运走了大约价值七～八千英镑的黃金。

维记的悉尼总店的另一个功能是帮助来自广东、特别是东莞的新来者，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牵线搭桥，将求职者引导到菜蔬市场或其他乡村城镇去，以致来自东莞的移民群体迅速扩大，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社团。当然，叶威记也没少援手偷渡者。

维记在一九0一年收盘结业，虽然在次年又重新开业，但已经风光不再，生意大不如前了。叶威记生前的声望无济于事，维记也不再是在联益堂中代表东莞的商家了。

一八九七年，在《广益华报》的大力推动下，华人满腔热情投入了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六十周年的狂欢典礼。他们的游行队伍以精工制作、色彩斑斓的两条东方长龙为核心，辅以异国情调的舞狮、乐器演奏以及各类杂技表演，吸引了人山人海。

一八九九年八月初，华商向悉尼维多利亚女皇医院大笔捐款，在医院落成的庆祝活动中，华人又一次展现了舞龙耍狮等特技。

该月底，著名的吉本斯·布莱特（Gibbs Bright）船运公司专门为众多知名华商举办茶会，以庆祝该公司的新型客轮从香港首次入港悉尼。

一九00年十月，四名新南威尔士州议员出席了《东华新报》主办的晚宴，并于席间聆听关于中国时局的讨论。

一九0一年，墨尔本华人为欢迎到访的约克（York）公爵（即后来于一九一0年登基的乔治五世国王）及夫人暨庆祝澳洲联邦成立，为市民奉献了另一场大型的华式视觉盛宴。当地的记者写道：“在场观众皆起身站立，对华人精湛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而暂时忘却了这里是白人的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庆典期间，华人花费二百英镑在主要街道Swanston街上竖立了一个巨大的拱门，张灯结彩，并打出了一幅“中国公民的欢迎”（Welcome by the Chinese Citizens）的英文横幅。然而，“公民”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专指大英帝国的子民身份，尽管外国人可以通过入籍归化获此身份，但限制华人归化的一系列法规早已实施，以致当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生活在新南威尔士的万余出生在中国的华人中，仅有一百零六人已经归化为大英帝国子民，为华人总数的百分之一，墨尔本的情况也不会更好。

虽然在大城市里的华洋商人总体上能够和平共处，但如果某方的蛋糕被触动多了，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摩擦。比如，昆士兰的华人果农搞得风生水起，他们的天然直接下家—悉尼的华人果商—也跟着沾光，华人果商的水果价廉物美，给洋人同行造成极大的压力。华人经营的家具店、洗衣店等，也因为工人的工时长、工酬低、福利差而在价格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一九0四年五月，悉尼工会（The Sydney Labour Council）、自由改革协会（The Liberal and Reform Association）、乡村商店店主协会（The Country Storekeepers’Association）、店员联合工会（The Shop Assistants’Union）和家具商协会（The United Furniture Traders’Association）等一百来个团体在悉尼成立了一个以抵制华人商店和华人货物为主要号召的反华反亚联盟（The Anti-Chinese and Asiatic League）。为了与之对抗，悉尼华商成立了保商会，他们鼓吹“商战”理念，希望以商业上的成功战胜洋人的排外和种族歧视、确保华裔的平等地位和商业稳定。来自西澳的陳霞被选为保商会的主席，他在就任演讲中強调“四海一家”的基督精神，更強调华商一贯尊崇英国传统的自由、公平与商业精神，进而宣称华商所追求的是商业的公平，而不是与欧裔竞爭。

至于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民众，他们只知道客观地比较华洋商贩货品的质量和价格的高下，所以，尽管洋商的抗议声高亢嘹亮，在实际上并没有严重阻碍华人的商机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