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四)
昆士兰的淘金热以及白澳政策的逐步实施
一.昆士兰的淘金热
淘金热来得快,去得也快。新南威尔士西部的金矿很快就被开采得差不多了。到一八六八年,维多利亚的淘金热也渐渐进入尾声。那时在浅层地表就能找到金子的机会已经很少,必须集资购买机械向深层挖掘了。华人中略有资本的不敢冒这类风险,集资方式也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过客”心态,于是一些华人矿工开始沿着新南威尔士东海岸去寻找新的比较容易开采的矿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有华人在北海岸的华人海滩(Chinamans Beach)安营扎寨,在离那里不远的埃文斯海德(Evans Head)附近采金。也有华人在北河(Northern Rivers)地区采金,据记载,在一八七一年,整个里奇蒙河流域(Richmond River District)的四千五百二十八个居民中,除了英国人和在澳出生的白人,还有十八个美国人、五个法国人、六十八个德国人以及九十八个华人。
一八七二年,昆士兰政府资助的一个考察团在约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进行了半年左右的勘察,最后报告说在帕尔马(Palmer)河流域发现了金矿,这就掀起了澳大利亚新一轮的淘金热潮。
在日夜兼程、最早涌往帕尔马河流域的人群里,大都是曾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金矿区拼搏、但回报却几乎不值一提的华洋矿工,他们指望在新地方能够转运。随后有数量更多的华人直接从中国前来。帕尔马河发现金矿的消息在最快的时间内传到了香港,那里的商家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临,在把利好消息散布到广东内地的同时,他们立即备足货物,预订船位。那些眼瞅着早前上一辈或同辈乡人携金而还、翻身致富的农民从珠三角各县汇聚到香港。从一八七四年起,那一批批广东人,其中很多人以赊单劳工的形式(即由船家或商家代为垫支船费,签订合同,到达目的地后从每月收入中分期还债),由各邑乡党或宗族的首领带着,一船接一船地驶抵库克顿(Cooktown)。
仅在一八七四和一八七五的两年里,就有四千华人在库克顿登陆。由于他们的大量涌现,库克顿街上一时充斥着脑后拖着一条猪尾巴辫子的华人,而各式各样的华人店铺、客栈和鸦片烟馆也很快成行成市。各类为帕尔马河金矿区服务的华人在库克顿最多时达到了三千左右,而当地的全部白人则只有二千。由于华人实在太多,以致当地报纸的大标题触目惊心:“中国人大举入侵!”
帕尔马河金矿区的河流冲击层砂金正好是设备简陋的华人所能充分发挥其不怕苦不怕累的长处的地方。华人中的小部分在申请到探矿执照后,便组织起一个个小组,分工合作,包干淘金。同时,由于可以得到的探矿执照有限,华人中的一大部分则经常跟在洋人后面,在后者快速淘完一片区域转往下一个更有前景的点以后,吃人家的残羹剩饭,而因为往往有多层砂金的缘故,有时候那些华人淘金工也会有不错的收获。
高峰时期在帕尔马河淘金的洋人总计约有一万人,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0年间,他们上报的所得黄金数分别为八十三万九千、十二万零二百二十三、九万和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三盎司,显示黄金产出在逐年急速下降。帕尔马河区域在二十四年里共出产黄金一百三十五万零六百八十五盎司。不过人数远远超过白人矿工的华人矿工所得多半不包括在那个数字之内。
相当多的中国人将到手的黄金直接带回国内。比如,一八七五年六月,有几个华人携带三千盎司的黄金在库克顿乘船回国;一八七七年二月九日,有一百三十五个华人携带二千盎司黄金在库克顿登船;次日,又有八十人结群离开库克顿,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千盎司的黄金;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六十人带着三千盎司的黄金结队回国;九月六日,另一组二百八十六个华人也在库克顿登船回国,他们带着二千英镑现金和六千一百二十一盎司的黄金。除了从库克顿出境,那些有所收获的华人还从昆士兰北部的其它港口回国。据统计,仅在一八七七年的前六个月里,华人矿工从昆士兰带出的黄金就达到了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盎司。以一八七五年每盎司黄金值三英镑十七先令的价格计,华人带回国的财富相当可观。
在帕尔马河矿区淘金,华人面临的全新的一大挑战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肆虐的热带丛林疾病。
从库克顿往西到位于澳大利亚大分水岭西部腹地的帕尔马河金矿区,距离约为二百多公里,山高途远,林深树密,原先无路相通,一八七三年底当局派遣的筑路队循着以前勘探者的足迹,在崇山峻岭中用刀开辟出了一条崎岖的山道,四年以后那山道才经过铺设而可以通行马车,但路况仍然非常糟糕,而且在漫长的雨季里常因山洪泥石流而阻断。在热带丛林里,各种蚊叮虫咬防不胜防,不明疾病的流行,更使许多人曝尸荒野。
另一巨大挑战是随时可能遭遇土人的袭击。
帕尔马河流域本是土著的栖息地,当地土人远较其它地区的土人好斗与凶残。在金矿发现之前,只有一个白人探险家在一八四0年代到过那里,但他被土人杀死而没能活着出去。当大批淘金者来到以后,土人的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为了保卫家园,土人对入侵者展开了疯狂的攻击。在一八七三年底库克顿刚开始建埠时,有一批洋人矿工迫不及待地进入帕尔马河矿区,希望能先下手为强,但他们中很多人不久就狼狈地退出,部分是因为热带雨季难以作业,部分则因为受到土人的不断袭击,有人为此丧了命,还有一些人失去了踪影。据报,有一对夫妇带着幼儿在密林的水边宿营时遭到土人突袭,丈夫被杀,幼儿被摔死,脑浆溅洒在树干上,而妻子则被就地分尸烹食。
人数众多的华人是土人的主要袭击对象。土人往往埋伏于前往金矿区途中地势险要处,待成群结队戴着斗笠挑着箩筐的华人抵近时投掷长矛,发射毒箭,许多华人因此被杀死。那条山道上有一个被称为鬼门关(Hell’s Gates)的险峻隘口,长途跋涉而来的行人在隘口前一路爬坡,快到隘口时都精疲力尽,加上除了鸟铳、铁铲和长刀外没有任何先进武器,而土人以逸待劳,人多势众,据报道,仅在一八七六年,就有三十多个华人淘金者在此丧生。土人也经常袭击在淘金场的华人。那些孤单的菜园工人或行旅客商,更常常是土人攻击残杀的对象。
被土人掳走的华洋淘金工大都成为土著食人族的美餐。据说,土人更喜欢吃被称为“长猪”(Long pig)的华人的肉,他们嫌白人的肉吃起来太咸了些,而华人肉吃起来就跟猪肉一样,甚至可以跟美味的袋狸(Bandicoot)肉相比。有人在研究澳大利亚华人史的著作中披露,“在澳洲内陆某地近年发现穴洞多处,洞内白骨山积,叠叠者皆土人食余之残屑。细察之,则腿骨多折断。亦有无足者,似皆刖刑之余。初不解其故。及后,有一年老土人告云,该地土人于擒获华人后,虑其逃逸,辄先断其足,弃置山穴中。华人痛楚哭号,然不得死。土人则逐日择其一二,曳出宰割,以供大嚼。故华人之被擒而死者多无足。”据说最凶残的吃人生番是迈沃耳(?)人。
在帕尔马河流域淘过金的华人有许多谈“土”色变、闻“土”丧胆、避之唯恐不及的故事。
华人矿工在帕尔马河还面临政府和洋人的歧视。
淘金需要申请探矿执照,但是因为政府在核发执照时明显地偏向于洋人,一些华人申请执照不能如愿以偿,导致他们只能在洋人丢弃的矿场和矿坑中继续开采,而许多白人在前往新的矿场淘金无果后想再回到原来丢弃的矿坑继续开采时,发现已经鹊巢鸠占,从而对华人心生怨恨;加上前来淘金的华人源源不断,人数远超洋人,洋人们便不断制造舆论,向政府施压,要把华人赶回去,并限制其他的华人进来。
在帕尔马河矿区,另一大问题是华人矿工的内卷。
华人矿工属于不同的团体和帮派、或者各种不同的堂口,加上刚结束不久的在四邑和珠三角地区的土客械斗所遗留的宿怨,不同群体间的摩擦此起彼伏。如果不同群体作业的相交地段金苗旺盛,就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要是那些群体的首领能够协调妥协,大家利益均沾,则是幸事。但如果谈不拢,那就会互相找茬并发展为群殴械斗。一八五0—六0年代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场上,这种因地盘之争而导致械斗的现象就已存在,比如一八五七年六月,在维多利亚东北部靠近新南威尔士的沙溪(Sandy Creek)金矿场,两群华人为争夺发现了金块的场地以竹竿、铁锹等相互攻击,许多人头破血流,而在旁的洋人加入弱势一方,趁机夺取富金地块,两帮华人在次日又合力对洋人出手,以期夺回那富金地块。同年八月,在墨尔本西北约一百二十公里处的坎贝尔溪(Campbell’s Creek)金矿场,一帮广府人(珠三角地区的广东人)与一拨“香港人”也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在一八六一年兰滨平地的排华暴乱中,三千洋人矿工驱赶殴打二千华人,后者毫无还手之力和意愿,损失惨重;而在同一时期在索法拉(Sofala)村附近,华人自己之间的帮派械斗,却比对付洋人矿工的攻击要凶狠得多。那里的广府人和香港人相互看不顺眼,总是寻衅挑事,冲突斗殴,甚至购买枪支、制造兵器、对帮内人员进行排兵布阵的训练。此事经当地警察和洋人团体干预调解,最终没有酿成大规模流血械斗。在帕尔马河金矿区,这样的帮派导致的严重流血冲突终于在一八七八年八月爆发,由约四千个号称“澳门人”与六千个广府人的群体在营地附近以来复枪、木棍、铁棒、铁锹、斧头和长短刀具展开大规模混战,总计死伤二百多人,直到大队警察赶到,强力介入,将双方首领召集协商,才结束了那场冲突。
有一些华人淘金运气极差,以致铤而走险,不仅抢劫同胞,也抢劫洋人矿工,甚至杀害洋人店主抢劫财物(当然,也有洋人矿工抢劫华工)。
关于帕尔马河的艰苦生活和华人被困的消息传回老家后,亲戚们听到他们的悲惨遭遇,很是为之担忧,甚至给他们汇去了回国的旅费。
除了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华人的足迹还曾踏上过澳大利亚的中部和北部大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整个北部地区有四千以上的华人而只有三百多洋人。当地当局认为淘金太艰苦也太危险,故而限制洋人淘金,以致华人成了那里金矿的主要劳动力。艾丽斯斯普利斯(Alice Springs)附近的华人溪(Chinaman Creek)无疑就是当年华人淘金聚居的场所之一。华人(特别是新加坡华人)还是达尔文—松树溪(Pine Creek)铁路建设的主力。
二.白澳政策的逐步实施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终于顶不住舆情的压力,通过了《规范与限制华人移民法案》(An Act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那个法案以维多利亚在一八五五年颁布的类似法案为蓝本,主要的区别是严格了对运载华人来澳的船长的管理,加重了对那些犯规船长的惩罚,比如船长抵港需立即向当局呈报所载华人乘客的名单,否则最高罚款二百英镑;如船长试图逃避缴纳每个华人十英镑的入境人头税,他将为每个人加罚二十英镑(许多船长在香港或东南亚的港口接受贿赂帮助偷渡);此外,犯规的船还将被充公。与维多利亚的法案不同的是,新南威尔士的法案规定新到的华人不得归化,这个规定对当时的淘金华人多半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打算成为澳大利亚人,不过对其他人就影响深远(新南威尔士在一八四七年制定的《外国人法修正案》(An Act to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Aliens)和维多利亚在一八六二年制定的同名法案都明确规定,凡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任何良民,只要事先向总督提交申请,并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宣誓效忠,都可以归化并享受与大英帝国子民同等的待遇)。有趣的是,那个法案仅仅适用于男性华人和他们的子女,换言之,当时华人女性不但可以随便入境澳大利亚,而且可以归化入籍。
那个法案就是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三年的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的滥觞。
按照《中英北京条约》,华人到大英帝国各通商口岸的前题是“与英民立约为凭”,而许多华人并没有与英国人签订合同就随意来澳,这是新南威尔士政府新的立法的法律根据。
在一八七七年的全盛时期,昆士兰的库克顿及帕尔马矿区的华人总数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当地有个同时受当局和华人信任的华商经常在双方间协调沟通,以致被人称为“领事”)。昆士兰被迫向香港政府要求扣住驶往昆士兰的船只以减轻压力,但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否决,于是昆士兰在一八七七年九月一日通过了他们自己的《限制华人移民法案》,禁止中国人进入新的金矿场。
澳大利亚就此通过各州的立法严重堵塞了华人到澳淘金的机会,并基本上禁止了华人入籍。
一九0一年一月,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宗主国英国获得了独立,并通过(男性)全民公投组成了联邦。当年十二月,联邦政府颁布了《限制移民与驱逐非法移民法案》(An Act to place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and to provide for the removal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prohibited Immigrants)。该法案将七类人列为非法移民,其中包括2)被认定会成为公众负担的人、3)傻瓜或疯子、4)严重传染病患者、5)三年内曾被定罪(非政治性质)并被判处一年以上监禁的人、6)妓女以及7)纯体力工人,而最恶劣的是被列为非法移民的第一类:不能在入境时的听写测验中写出某种欧洲语言中长达五十个词的一个段落的人。据说有些移民官员在测试华人时故意选择相对冷僻的语种。
白澳政策的主要排挤对象是源源不断而来的淘金华工,不过并不仅限于华人,而是针对一切有色人种。一八六0年代,在昆士兰的英国移民开辟了大片甘蔗园地,收割时需要大批人手,为了降低成本以跟斐济和南非等地大量使用黑人劳工的甘蔗种植园竞争,那些甘蔗种植园主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六年间,陆续从所罗门(Solomon)群岛和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群岛上引进了一万一千多名波利尼西亚(Polynesia)黑人(夏威夷语称之为Kanakas,意为“男人”,即所谓的“金加人”)劳工。然而那些人在为甘蔗种植园主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涉及他们的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如一八九五年至一九0五年间,在昆士兰涉及金加人的审判占了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四十五。此外,那些引进的黑人劳工减少了欧洲移民的工作机会及收入,因此许多欧洲移民强烈反对这些黑人劳工。随着甘蔗园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这些金加人被陆续遣返。
不过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大规模有系统不走法律程序运动式地驱逐过华人和其他亚洲人,不管是否属于“黑七类”(在澳大利亚至少有一千一百个日裔居民,他们中的三分之二是一九0一年以前就抵达澳大利亚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而大约三分之一是在布鲁姆(Broome)、达尔文和星期四岛(Thursday Island)等珍珠产地谋生的潜水工人。二战期间他们都被作为敌侨而关进了拘留营),也没有不让他们回国探亲。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发放“听写测试免考证”(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俗称“回头纸”。需临时离境的人缴纳一英镑的手续费,填写表格签字画押后可得一式两份的“回头纸”,离境时把其中一份交给海关存档,回来时交第二份,海关将两份比照核准后放行。如果没有“回头纸”,那就得进行听写测试,其结果几乎毫无例外会被送上下一班轮船回家(作为对比,远东海参崴那一带大片土地,本是中国的领土,那里的汉人却被沙俄和苏俄反复杀戮驱赶,以致扫荡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