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三）

民国政府与澳大利亚（5）

九. 中华民国驻澳第一任公使徐谟（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期间

一九四一年中澳正式建交（二战以前，除了英国，澳大利亚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正式的外交使团）。七月十五日，中澳两国决定互派公使。澳大利亚派驻重庆的首任公使是弗雷德里克·艾格尔斯顿（Frederic Eggleston）爵士。中国则在堪培拉设置了公使馆，悉尼的总领事馆随之降格，不再是中国驻澳的最高外交机构而改为公使馆的下属。

民国第一任驻澳公使徐谟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从小在上海长大。他在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北洋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一九一九年在北洋政府的外交官招聘考试中荣登榜首，被派往中国驻美公使馆见习，并担任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秘书。一九二二年，徐谟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教授。一九二六年，徐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接着先后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庭法官和镇江地方法院院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徐谟回到外交部，先任参事，后任欧美司司长。在此期间，他协助外交部长王正廷从英国收回威海卫，与法国达成了关于北部湾的协议，并与希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商务条约。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徐谟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他还兼任过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主任和考试院典试委员会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等职。

悉尼近千华人举行了欢迎徐谟抵澳的集会，而国民党第一次没有办欢迎国家的外交使节的宣誓效忠仪式。

在任驻澳公使期间，徐谟被墨尔本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徐谟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作为法律专家，徐谟在一九四五年参与起草筹备成立国际法庭的草案。在旧金山会议上，他担任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中国代表。一九四六年，徐谟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后又连选连任。一九五六年他当选为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同年六月，徐谟因心脏病突发，在国际法院法官的任上于荷兰海牙（Hague）去世。

一九四二年三月，从菲律宾狼狈撤退到澳大利亚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奉命在墨尔本建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部，在那里有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办公室。

七月，原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迁到了悉尼。直到一九八0年代，那是在澳大利亚营业的唯一一家外国银行。

同月，民国政府在墨尔本建立了领事馆。第二年三月，民国政府又在珀斯建立了第三个领事馆。

十.在澳华人与二战

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澳大利亚政府对所有滞留在澳的盟国公民包括华人都提供了三年的临时居留签证，有效期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当时决定，如签证到期时战争仍在继续，则该签证自动展延两年。

那时在澳的华人，除了少数归化了的之外，都被视为外侨（alien），哪怕他们已经在澳大利亚居住了几十年。他们不能应征入伍，不能享受国民的许多待遇，因此澳大利亚华裔直接投入二战保家卫国的只有二百人左右，下面是他们中的几个例子：

1）Thomas Wong See。Wong See是第一个加入皇家澳大利亚空军的华人。他一九一二年出生于悉尼，于一九四0年进空军，在接受了短期的新兵训练以后又完成了最基本的飞行训练项目。他在同年底成为首批“帝国空军培训计划”（Empire Air Training Scheme）项目的学员，前往南非和罗德西亚（Rhodesia，即今天的津巴布韦）受训。一九四一年五月，Wong See回到澳大利亚。次年六月，他前往英国，在第四行动培训中心接受进一步的飞行训练，随后奉命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海岸警备队，先后在第四百六十一、三百五十七和二百二十四飞行中队服役。一九四五年八月，Wong See回澳继续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服役，两个月以后退役。

2）Roy Francis Goon。Goon一九一三年出生于维多利亚的巴拉瑞特，父亲是个中医，母亲是个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的爱尔兰人。Goon从小就是个飞行迷，二十岁时在当地的飞行俱乐部学会了飞行。他在中国抗战开始时曾效力于蒋介石的空军。二战爆发后，他回到澳大利亚，以平民教练的身份为皇家空军训练飞行员，他的二百余个学生中，基思·“布鲁尼”·特鲁斯科特（Keith“Bluey”Truscott）后来成了英伦空战中赫赫有名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当Goon想参军上战场杀敌时，却被根据一九0九年的联邦国防法的规定，因为“不够欧洲人”（not“substantially European”）而两次被拒之门外。直到他向空军部长詹姆斯·费尔贝恩（James Fairbairn）当面抱怨并表示打算去香港参加英国空军以后，他才如愿以偿成了皇家空军的一员。Goon先后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和澳大利亚执行任务，一九四三年升任为第八十三飞行中队的指挥员。

Goon的八个兄弟姐妹中六个参加了二战，其中一个受伤以致终身残疾。

3）康财。康财于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昆士兰的凯恩斯，一九四一年参军，先在陆军第六师通信情报处担任发报员。因为通中文和日文，还能听懂和说简单的意大利语和南斯拉夫语，他很快被调到盟军情报翻译处。一九四二年，康财随军参加了著名的在新几内亚的科科达小径战役（Kokoda Track Campaign。该战役挫败了日军从陆地进攻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的企图，从而保证了澳大利亚本土不受日军的侵略)。此后，康财继续在新几内亚战场的各个海岛上从事侦察、翻译和审讯等工作。战后，他先后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达尔文服役，主要参与对日军战犯的军事审判。康财在一九四七年退役。

4）黄如彩（Jack Wong Sue）。黄如彩在一九二五年出生于珀斯，是个商船水手。他先申请参加海军，但因为华人家庭的背景而被拒。一九四三年，黄如彩成功加入了皇家空军。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Z特别小组的六个伙伴每人贴身携带一颗三十秒钟就能致命的自杀药片，被空降到日军占领的婆罗洲执行阿加斯三号行动（Operation Agas 3），为澳军正在策划的解救被关押在山打根战俘营里的战俘的行动搜集情报（该行动后来被取消），并训练当地的华人和马来人游击队袭击和骚扰日军。六月，黄如彩化装成华人苦力，再次深入敌穴，走进一个日本兵来来往往的车站，胁迫那里的华人站长吐露机密。为此黄如彩在战后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黄如彩著有《血染婆罗洲》（Blood on Borneo）等回忆录。

澳大利亚国民党主席余荣的几个儿子都上了抗日前线，其中一个不幸当了战俘被关押在新加坡樟宜（Changi）的战俘营里。

墨尔本侨领刘光福的儿子当了海军，在尼泊尔号驱逐舰（HMAS Nepal）上服役。

由于日军从菲律宾南下势如破竹，受雇于西方列强各轮船公司的二千多名中国海员随船撤退到了澳大利亚，主要分散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等港口。他们大多数是英商和荷印轮船公司的中低级技术人员和普通水手，或是厨师和厨房帮工，因为一时薪水停发，生活受窘，为了抱团自救，他们于一九四二年在悉尼的侨青会的协助下，成立了澳大利亚中华海员工会（Chinese Seamen Union of Australia），并成为左翼的澳大利亚联邦海员工会的一个特别支部。一九四三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这个工会，并将其置于中国驻澳公使馆的领导之下。

应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澳大利亚中华海员工会积极组织海员为战争服务。因为战时对海员的需求量极大，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前往各种被征用的商船工作，还有很多人被澳军征召，编成中国劳工连（战时澳军下属有三十七个劳工连，其中有几个以华人为主），在码头上为盟军装卸军用物资，或在特定地区种植专门供应盟军的蔬菜水果等等。

滞留在珀斯的约五百名左右的中国船员被澳大利亚军事当局编为中国劳工第七连，先在弗里曼特尔港为美军修理军舰，然后在一九四二年底被全员转移到布里斯班，与来自其它地方的华籍劳工一起，在布里斯班河靠近出海口的伯林巴（Bulimba）船坞为美军修船和造船。

第七劳工连离开后，西澳政府农林部按战时体制，将当地的一些华人组织起来，编为新的华人劳工连，从事各种物资的生产和搬运以及蔬菜水果的种植，以满足盟军的需要。同时，华人劳工连还承担了部分澳军和盟军的后勤工作如洗衣等。

北澳特区的莱瑞玛（Larrimah）是澳军的整训基地和物资集散地之一，那里也有一个华人劳工连。

十一.郁金香部队（Tulip Force）

二战爆发以后，中澳分头在神州大地和南太平洋跟日本人血战，成了同一阵线的战友。其间，澳大利亚军人的靴子第二次踏上了华夏大地。

一九四一年初，英国在东南亚日益感受到了日军南侵的威胁。作为英联邦军队的一部分，澳军加入在缅甸的英军准备对日作战。澳军第八师的一部分官兵在眉谬（Maymyo）的丛林战训练学校接受了六个月爆破、伏击和侦察等方面的训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批受训者中的两个军官和四十三名大兵，加上五个英国士兵，组成了一支名为郁金香部队的小分队前往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培训与日本人作战的中国游击队。英军为郁金香部队提供了六个月的给养、大量炸药和各种装备。一九四二年一月，那支小分队乘坐卡车，沿着滇缅路，经过十八天三千多公里云贵高原上崎岖山路的颠簸，到达昆明。然后又行程八百多公里，先是汽车后是火车，在二月十七日辗转到达湖南的祁阳，进入国军著名的游击将领李默庵领导下的第一突击队（按照当时的编制，突击队为师一级的部队）第五突击营的驻地。陈姓中校率领的第五突击营刚参加过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战役。

六月以后，郁金香部队跟随第五突击营穿过湘中和湘东，进入江西，越铜鼓，直趋靖安丘家街，他们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当时与郁金香部队在一起的还有一支英国医疗小分队和他们的医院。不过到了十月份，那些英国人就撤出了中国前往印度。

在中国境内近十个月的时间里，郁金香部队未参加过任何一次作战（其中个别成员曾经参加过一次突击队的侦察行动）。他们的贡献是利用其从缅甸带来的爆破工具和侦察器材给国军游击队进行了一些培训，并指导了那些士兵如何操作迫击炮等。

郁金香部队乏善可陈。李默庵在《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对他们的评价非常低，他说那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本是商人、牧师和传教士等，尽管他们带来了炸药和一些侦察设备，但他们自己并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他们态度消极，纪律驰废，无心训练，却看不起中国人。他们索求太多，难以驾驭，制造的麻烦远多于其工作成绩。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强入民宅，任意拿走财物，骚扰妇女，甚至强奸。

而按照那些澳大利亚大兵和英军的说法，他们面临的首要困难是沟通问题，那不仅仅表现在语言的交流上，还体现于对训练的方案、计划和实际操作等方面的理解上。同时，双方对军令和纪律的要求也不同，从而造成相互间的诸多误会与扯皮。其次，澳英大兵的胃实在无法适应湖南江西一带的饭菜，以致于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着家乡的食物，根本没有心情去认真训练。还有，那支部队在横穿中国西南和中部地区的过程中，饱受瘴气、疟疾、痢疾和伤寒的困扰，其中两人在过江西铜鼓时染病身亡（也算是在与中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牺牲），这种状况使得他们的士气相当低落。最后，他们不愿意听从中国人的指挥，从而使得他们常常无所事事。澳大利亚人还说中国人只贪图他们的设备，对他们的存在却感到尴尬。

郁金香部队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经昆明飞往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然后从那里回家。

尽管郁金香部队在中国几乎毫无建树，不过那些军人中事后有些留在中国，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飞越“驼峰”，为中国抗战运送军事物资。

十二.从新不列颠岛解放与遣返中国战俘和平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澳军十一师第四旅的两个营在九月十日从西南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 Island）的西部乘舰前往岛上首府—东边的拉包尔（Rabaul）解救被关押在那一带五十个苦役营里的澳、印、英和美等国的八千多战俘。

登陆以后，澳军发现那里还有七百四十八个国军战俘以及八百十五个中国平民。那些军人和平民是在一九四二年底和一九四三年初被日军从万里以外运到岛上做苦工的。其中军人的人数已不足最初运来时的一半，其余人已经死于日本人非人的虐待和疾病。而那些从广东和香港掳来的劳工（后来被称为“广东民众大队”），最初抵达时共有二千三百八十人。

新不列颠岛是如今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一部分，当时大约有二十万居民。战前该岛属于国际联盟委托澳大利亚代管的澳属新几内亚（The Territory of New Guinea）。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迅速攻占了该岛，在拉包尔一带集结了十万陆海军，那里一度成为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海军基地和陆军指挥中心之一。

为了大规模地修建工事、机场、码头和仓库等，把那一片热带丛林覆盖、地形复杂的地区改造成军事要塞，日本人可用的除了各国战俘，就是从中国和东南亚输入的大量苦力。       

一九四二年底，日军从南京老虎桥战俘营和关押在沪、杭等地的抗日官兵中挑出了一千五百零四人，将他们分两批从上海装船，经过“地狱般的航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运达新不列颠岛。来自南京战俘营的一千名中国军人中，有五十七名自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后就饱受羁押和折磨之苦的著名的四行仓库“孤军营”的官兵。其他有中央军十四军和二十七军、忠义救国军、新四军以及苏、浙、皖三省游杂部队的官兵，他们中甚至还有上海和武汉的武警。而来自沪浙的五百零四人都是在一九四二年五—七月间于浙赣会战特别是衢州战役中被俘的军人。

在新不列颠岛的两年八个月里，那些战俘和劳工时时刻刻受到残酷的大自然的折磨：岛上密布蚊子、鳄鱼、毒蛇、蜘蛛、蜈蚣、蚂蝗和蝎子等动物和昆虫，流行疟疾、丛林热、出血热、斑疹伤寒、登革热、坏血病和脚气病，再加上变幻无常的热带气候，雨季防不胜防、随时爆发的雷阵雨、山洪和泥石流。而远比一切水土不服、毒虫恶疾、自然灾害更可怕的是残暴的日军以及为虎作伥的台籍日本人。

战俘和平民劳工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寝不得安，病不得医。凡体弱患病不能做工或稍有不服表示者，动辄被枪毙、被刺刀杀死、被军刀砍头或活埋，无缘无故被咒骂殴打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每天得干十多个小时的活，或在森林中开路，或挖防空洞，或筑飞机场，或挖壕沟建碉堡，甚至被迫冒着盟军的空袭抢建抢修机场和其它防御工事（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盟军对拉包尔实施的一次大规模轰炸持续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将拉包尔的建筑和地面的防空设施几乎全数摧毁，也造成了大量盟军战俘的伤亡）。

在拉包尔的台湾日本兵生于日据时代，说闽南语，日语也流利，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视为大日本的皇民。中国抗战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日军战事吃紧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台湾特设勤劳团”，到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前线新几内亚当军夫，在日军野战医院、救护所甚至战斗部队服务。

在拉包尔，许多台湾日本兵后来顶替日军负责管理盟军战俘。为了表现他们对日本的忠诚，台湾日本兵中的一些人对待战俘，尤其是对待同文同种的中国战俘，甚至比日本鬼子更凶恶。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美军在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实施跳岛战略，将拉包尔那个日军重兵集结的海陆军要塞冷冻包围，由于供应补给线以及与本土的联系被逐渐切断，十万日军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因此从一九四四年以后，日本人就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战俘和劳工的本来就极其微薄的粮食供应，导致后者只能靠野果和其它野生植物生存。

在解放了苦役营里的战俘和平民以后，澳军清点完人数，把他们从分散的营地迅速集中到距离拉包尔不远的卡拉维雅湾（Karavia Bay）的营地。澳军委派了麦添强为中国军人营地的翻译，与麦添强同时被任命为翻译的还有一个担任随军牧师的澳大利亚人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弗格森战前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多年，会讲很好的汉语，他的中文名字叫孙信生。

自从得悉新不列颠岛有中国战俘获救的消息以后，中国驻澳公使馆就积极与国内相关机构如军政部和外交部等联络，并商洽澳大利亚军方和航运部门，寻找遣返他们的船只。当时主要的困难是中国的海军早已荡然无存，澳大利亚的海军也一时无力支援，而有强大海运能力的英美只顾遣返自己的战俘，对运送中国战俘的事则相互推诿、置身事外，其他的运输船只同样稀缺。同时中澳双方还要与香港当局就有关中转停留问题进行沟通。

包括三百三十九名军人和八百零二名平民的第一批被遣返者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乘坐澳大利亚运输舰离开拉包尔，次年一月二日抵达香港，平民全数在香港下船再返回广东各地，而军人被继续转往上海。

七个月以后，第二批军人终于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乘坐一艘商船从拉包尔出发，到香港后换船前往广州（在第二批中国军人被遣返以前，澳方警察在他们营地的内外都发现了非法酿制的酒精，以致发生冲突，造成混乱。在等待遣返期间，又有十人死亡）。中国政府为两次遣返支付了船费。

除了从中国运来的战俘和苦力，澳军还从拉包尔西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集中营里解放了大约八百个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移居拉包尔等地的客家人和广府人。日军占领新不列颠岛后，那些人被全数关进了集中营。他们不需要遣返。

虽然有七百多名中国官兵死于新不列颠岛的战俘营，不过在战后只找到了不足四百具遗骸，那些遗骸分别被葬于碧塔帕卡（Bita Paka）战争公墓和拉包尔战争公墓里被称为中国军人公墓的一侧，当时由澳军的军墓管理当局负责管理维护。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国共双方都无暇顾及那些葬在异国他乡的抗日将士遗骸。在一九六0年代初，当地华人曾多次向台湾当局的侨务部门及国民党高层提请维修中国军人公墓或建造纪念碑，但没有下文。一九六四年四月，澳大利亚军墓管理委员会宣布他们自此再不过问任何与中国军人公墓有关的维护管理事宜。风吹日晒雨淋，如今中国军人公墓再无踪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