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二）

民国政府与澳大利亚（4）

七.中华民国驻澳第七任总领事陈维屏（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期间

陈维屏于一八七六年出生于北京，其父陈大镛为卫斯理宗（Wesleyans）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华北地区的著名牧师，一九00年六月在布道时为义和团所杀，陈维屏的母亲、十七岁的弟弟和十一岁的妹妹同时遇害。一九一一年，陈维屏赴美，先后入读俄亥俄韦斯理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波士顿大学，获神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一九一八年八月，陈维屏与石美玉医生等推动全国性的联合布道工作，于翌年成立了华人第一个自发的布道组织—中华国内布道团。一九二0年，陈维屏受聘为金陵神学院教授。

在陈维屏赴澳的途中，恰逢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悉尼华侨随即在二十七日于国民党会所开会成立了悉尼华侨对日救国后援会组织劝捐，同月墨尔本也设立了灭敌救国军费基金，在澳华人从此投入了共赴国难的艰难历程。十一月十五日，悉尼华侨在领事馆的协助下召开追悼东北殉难同胞大会。同年十二月初，悉尼成立了华侨拒日战费筹备会。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墨尔本公布得捐款六千七百十七英镑零六便士，其中电汇中央财务委员会五千英镑，犒劳前方将士二百英镑。五月二十八日悉尼公布得捐款三千一百三十四英镑十一先令，电汇中央财务委员会一千英镑，犒劳前方将士四百英镑，电汇上海十九路军一千英镑。在一九三一—三三年间，在澳华侨的抗日救国捐款累计达两万三千多英镑，此数尚未包括个人或悉尼、墨尔本之外的大小城镇的直接汇款。不过那些抗日捐款有相当部份没有汇出，原因是“原立章程，必要正式开战，始能将款汇回”。然而直至一九三四年，中日仍在和谈，因此悉尼拒日战费筹备会把余款退回了捐款人（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突袭珍珠港，美国在次日对日宣战，中国才狐假虎威马上跟着也对日宣战）。

后来华侨又成立了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国难后援总会（下辖各地分会），并指定永安、永生、锦顺和源泰四个公司收储，“积有成数，即汇中央指定收款机关，以应军需”。

陈维屏积极参与了那些募捐活动。他领导的领事馆向公众分发了许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材料。一九三四年，陈维屏出版了英语的《满洲还是满洲国：日本侵略三年的后果》（Manchuria or Manchukuo：The Effect of Three Years of Japanese Aggression）一书。他多处发表演讲，向澳大利亚官方和民众警告日本侵略的危险。

陈维屏还努力促进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

在五年多的任期中，陈维屏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对蔡廷锴访澳的态度。

蔡延锴在上海抗战和福建事变后下野，前往香港，并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出国“考察”。他在海外游历了整整一年，先后访问了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侨胞的热情欢迎。

蔡廷锴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到达悉尼，至三月二十日乘船回国，在十八天里由悉尼的中华总商会、致公堂等七大华人团体招待。华侨敬重他是敢于跟日本人干仗的好汉，并不计较他参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动福建事变反叛中央分裂国家的事，而党国可不健忘，他们专门派人到澳大利亚进驻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报》，组织撰写和发表攻击蔡廷锴的文章。

就蔡廷锴访问悉尼事，一贯正统、爱党爱国爱上帝的陈维屏对《悉尼先驱晨报》发表评论说，作为政府代表，总领事馆不能对蔡廷锴予以正式认可，理由一是蔡廷锴在福建事变中的责任，二是蔡廷锴在外国进行了反政府的宣传。

蔡廷锴为自己辩护，称他到美国后因被反对他的报纸所激怒，不得已向侨报将“卖国政府的事实报告”，并辱骂陈维屏“满纸胡涂，语伦无次，以此等蠢才而充外交官，安望其获胜利”。

一九三四年，时任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约翰·莱塞姆（John Latham）率领官方代表团访问了荷属东印度、新加坡和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香港、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七国，在途中，莱塞姆声称：“澳大利亚既是大英帝国的光荣成员，也是一个东半球国家”，表明澳大利亚开始发展独立于英国的外交政策。莱塞姆是第一个访华的澳大利亚政治家。

一九三五年五月，澳大利亚在上海建立了贸易代表处。

《东华报》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篇文章中对陈维屏冷讽热嘲，他们不敢明言陈维屏亲国民党、关心国民党党务远超过对华侨社区的关心，就说他“专做上帝工夫”而不尽领事职责：

“从前之领事昏庸愚懦，不善外交，不顾侨务，不必论矣。现任总领事陈维屏先生富有中西学识，擅长外交才能，乃任职四年，对于往日苛例未见解除，现时苛例全无知觉……殊属不解。或谓我总领事一大宗教家也，常受远近教堂聘请演讲耶稣圣道，几有应接不暇之势……诚不愧为宗教大家，但不知其将何以尽领事职责，并将何以对我外交部眷念侨胞之至意。吾侨有此领事为福与否，可于此以觇之矣。”

而《民国报》在听说陈维屏因受人非议、心情不悦而已递上辞呈后发表了“各侨商联名挽留陈总领事”一文：

“驻澳总领事陈维屏氏，五载以来为我侨胞办理一切事务至为尽力，清廉正直，有口皆碑；近因被人诬蔑，顿萌退志，已向外交部辞职。本洲各侨商闻讯，纷纷慰达陈氏，恳切慰留；一面电呈外交部请勿准其辞职，俾能继续努力为吾侨谋幸福，为国家争光荣。惟闻陈氏至为消极，不知能否打消辞意也。”

那文章后面附了份挽留名单，其中包括悉尼五十家主要商号以及个人一百五十九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悉尼侨商设宴，邀请了联邦政要、新南威尔士州上下议院的议员、各国使节和报界记者等百余人为陈维屏践行。

陈维屏于次年一月十三日乘船回国，有约四百人到码头送别。

抗战胜利后，民国首都从重庆迁回南京，为了纪念凯旋，蒋介石将南京官邸的礼拜堂命名为凯歌堂，陈维屏是主持凯歌堂的牧师。

一九四九年，陈维屏随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迁往台湾，一九五一任台北信友堂主任牧师。一九五四年四月，陈维屏牵头发起组织自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并任理事长。该协会同时全盘接管了外国传教士相继离开后留下的基隆私立博爱救济院，改其名为博爱家园。一九五五年，陈维屏又与钮永建等人倡议在桃园成立了名为私立中原理工学院的基督教大学（即现在的中原大学）。

陈维屏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为六十四岁的张学良与五十三岁的赵一荻（赵四小姐）的婚礼证婚，在场的只有宋美龄、张群等十二名至亲挚友。一九七0年十二月，陈维屏以九十四岁的高龄又为台湾著名女子田径运动员纪政（纪政在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进入百米短跑决赛，创造了亚洲纪录。她还获得了八十米跨栏的铜牌，为台湾赢得了第一块奥运会奖牌）的婚礼证婚。

陈维屏在一九七二年逝世。

八.中华民国驻澳大利亚第八任总领事保君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二月）期间

陈维屏的继任人是保君健。

保君健是江苏南通人，肆业于南通五属中学、上海南洋中学和北师大附中。从北平大学法科经济系毕业后，保君健公派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返国后，保君健历任北平国立师范等大学的教授、北平民国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以及国务院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九江英租界接收委员会主任秘书等职。

徐志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南京去北京为林徽因在北平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作题为“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捧场，他的机票是当时任中国航空公司财务主任的保君健免费赠送的。结果那架飞机在大雾中误触济南开山坠毁，徐志摩罹难。当天深夜是保君健去上海徐公馆向徐夫人陆小曼报告噩耗的。

保君健于一九三七年元旦在悉尼宣誓就职。他在宣誓后的简短讲话分外铿锵有力：“奉令来澳宗旨系为党国效命、为侨民服役”。与保君健同时到悉尼的，还有党国的“新生活运动视察员”骆介子。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发起以“礼义廉耻”为道德标准的“新生活运动”，并要求全民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实行。骆介子南来就是为了在华侨中开展“新生活运动”，同时向华侨提倡“互助合作运动”、“国语国文运动”、“国货行动”和“救济运动”。

总领事馆于是雷厉风行，先是大扫除，“穷一日之精力，非特领馆墙壁、地板及器具等件均经刮垢磨光，纤尘不染，即档案、文卷、账册等项亦经理清楚，有条不紊”。然后是“整顿馆务”，保君健对全体馆员训话，要求“办理馆内一切事务应依照科学方法进行，藉以增进行政之效率。办公时间内，馆员不得料理私事。除因公接洽外，尤应谢绝宾客之探访，以免妨碍公务。公私概须分明，尤不可有感情之作用，更万不可多预闲事，致招误会，有碍馆誉。处世接物均宜和慎为怀，本领馆代表国家，各人一举一动，务宜审慎”。接着，保君健又大力鼓动华侨购募救国公债。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英国殖民者到澳一百五十周年，保君健与总领事馆的三个下属合写了一本六十四页的英语小册子《百年中澳关系》（A Century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书中收了六篇文章，保君健写了其中的三篇，一篇简单介绍华人如何移民澳大利亚、当时各州华人的情况以及中澳政府之间的关系。保君健呼吁澳大利亚政府给予华侨公正待遇以至公民权，虽然他声明无意挑战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文章显示在当时的华裔中，已经几乎有四分之一是混血儿了。一篇探讨中澳两国的文化差异。另一篇介绍两国间的经济往来。保君健非常不满中澳间巨大的贸易差距（从一九三三—三七年的五年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值达一千五百五十万英镑，而同期从中国仅进口了二百万英镑货物），但他没有说明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向澳大利亚大量出口。保君健对澳大利亚出口管理以及市场营销的系统性和规范化非常赞赏。

副领事曹文彦的文章题为“澳大利亚一百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中的华人”（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s 1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文中先是对澳大利亚颂扬一番，接着说明保君健和他本人受命将中国政府的祝词和国旗赠送给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然后详细解释了由陆皓东设计的中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元素和色彩所表现的含意，他说中国国旗的蓝、红、白三色代表了法语中的“平等、自由和博爱”，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含义相同。

王良坤在他的文章“理解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中说：“中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在对获得幸福的欲望的看法上。必须理解的是，西方文明以所满足的欲望的数量来衡量幸福，而中国文明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真正的幸福是在减少这些欲望中发现的，你拥有的以及欲望越少，你就会越快乐。西方崇尚物质主义哲学，而中国崇尚并坚持生命的精神需要。而这两种观点目前都不合适，我们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随习领事K.D.Hung（中文待考）文章的标题是“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商机”（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n Commerce in China），文章抱怨澳大利亚没有充分利用在澳华人的聪明才智和经验知识，以致对中国市场缺乏深刻的认识。文章建议澳大利亚人“不仅要听官方所赞助的堪培拉著名讲师的讲座，还需要在澳大利亚的每个城镇和村庄讨论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机会”。文章认为澳大利亚可以向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大量出口麦子、面粉、羊毛、水果、罐头食品、玉米和铁道枕木等等，同时可以从中国购买丝绸、生姜、花生和其他高质量的产品。

那本书的最后附了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上发表的书面讲话。宋美龄的讲话强烈控诉日寇在中国的暴行，赞扬妇女的牺牲精神，似乎比那些外交官的文章更接地气。

保君健很有钱，而且慷慨大方，她的夫人是个美国人，喜好社交，因此他们夫妇在悉尼人缘极好，他们不仅经常在领事馆举办舞会、放映电影以联络各界人士，甚至还组织成立了一个英华网球俱乐部。

保君键在澳大利亚共五年多（最后几个月作为驻悉尼总领事受在堪培拉的公使徐谟的领导），之后任驻印度总领事，后又担任过驻秘鲁暨玻利维亚大使、驻约旦大使和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一九三七年，澳大利亚政府实行了一项新政策：如果在澳华人所办商号或企业的年营业额超过五千英镑，就可从海外引进一名助理协助工作。

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给在澳华人写了封公开信，号召他们支援抗战，接着宋美龄又对他们发表了广播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