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与同好朋友分享旅行的酸甜苦辣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正文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五)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2021-10-07 00:03:38) 下一个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五)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本节要点:

1)包惠僧是陈独秀的崇拜者,也是其二十多年的挚友。

2)包惠僧在大革命失败后因为远离组织,对前途悲观失望而退党。

3)在新朝的近三十年中,包惠僧噤若寒蝉。

包惠僧(一八九四—一九七九)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小地主家庭,其父当过个九品小官。

包惠僧从小个性倔强,性格直率,路见不平就开打,有“大炮”之称。

他原名悔生,跟董必武初识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他喜欢,干脆将错就错改了名。

一九一七年,包惠僧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在教了半年书以后,他当上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和《中西日报》等报纸的特派外勤记者,走南闯北,结识了各地江湖上的三教九流,对中国的现状及民间疾苦有所认识和体会。

一九一九年春,包惠僧入北大中文系当旁听生,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同年离开北大后,他仍回武汉当记者。

一九二0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应武昌的教会学校文华大学之邀到武汉访问,包惠僧慕名前往采访。此次采访是包惠僧与陈独秀长期交往的开始。包惠僧回忆道:“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

陈独秀很快就给包惠僧写信,建议他在武汉找几位同志,一起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

不久以后的夏天,董必武也接到了李汉俊的信。李汉俊在信里说,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董必武马上找武汉中学的同事好友陈潭秋商讨此事,陈潭秋当即赞成。董必武建议吸收张国恩(张与董必武不仅是同乡、同学,还曾同去日本留学,又是中华革命党的同志),陈潭秋则提到了包惠僧。

一九二0年秋,武汉共产党支部应运而生,包惠僧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不久,共产国际的代表马迈(?)来到武汉,与包惠僧作了两次长谈。马迈说他不久要回莫斯科进陆军大学学习了,他鼓励包惠僧也去莫斯科学习。因此包惠僧就写信给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赴苏学习。中央答应了,但一时没有人接替包惠僧的工作而不能在短期内成行。

一九二一年一月间,因中共的金主维经斯基回国了,中共经济来源一时枯竭,加上武汉支部的其他人都回家过年,包惠僧一人在武汉几乎无钱举火,就跑到上海找中央。

那时中共临时中央的代理书记是李汉俊。李汉俊让包惠僧干的工作之一是在临时中央的教育委员会里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刘少奇和肖劲光等人都是经包惠僧之手出国的。

由于中共上海支部组织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颇有声色,导致法国巡捕房搜查了临时中央在霞飞路的机关部。李汉俊因此决定机关部暂停活动,委托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请示如何开展工作,并希望陈独秀早日回沪。

包惠僧约在五月底到广州,被陈独秀留下当《群报》的撰述。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开会说临时中央要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要广州支部派两个代表去出席,上海还汇来了二百元旅费。陈独秀表示他走不开,会议当场决定由包惠僧与陈公博赴会。

在一大期间,包惠僧爱任性谈笑,是个活跃分子。

一大后,包惠僧留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杂志。

因为马林要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工作,而包惠僧与陈独秀有交情,马林就派包惠僧前去广州劝说陈独秀。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陈独秀登上了返沪的海船,包惠僧一路相伴。

十月四日,包惠僧和杨明斋吃过午饭后到陈独秀家串门,恰巧柯庆施也在,于是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就请他们打麻将,陈独秀在楼上午睡。就在他们打牌之际,一伙警察闯了进来。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及高君曼被押上汽车,关进了法国巡捕房。《民国日报》的总编、中共党员邵力子和同盟会元老褚辅成正好那天下午去拜访陈独秀,也被埋伏在那里的巡警抓获。后来,经马林等人营救,陈独秀被关押两天、包惠僧等人被关押五天后全部被释。这五天是包惠僧一生仅有的坐牢日子。   

出狱后,包惠僧被派往武汉,出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并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他先找到著名律师施洋,创办了粤汉线上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平汉线上帮助建立起了工会组织,项英就是包惠僧在那时发展入党的。包惠僧还指导了汉口人力车夫的罢工。

一九二二年春,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主任的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曾避居武昌黃土坡包惠僧的办公室,他们同住了十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

当包惠僧在武汉积极开展工作之际,中央通知他到北京找李大钊接受新的任务。在邓中夏的陪同下,包惠僧第一次见到李大钊,两人长谈到深夜。李大钊把包惠僧安排到北洋政府交通部的京汉铁路局工作。

在那期间包惠僧举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叫夏松云,江苏高邮人,本是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包惠僧在黄冈乡下原有个父母包办的妻子。

一九二三年二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罢工被镇压下去以后,包惠僧虽然免于被捕,但还是被解了职。失去公职以后,包惠僧重操旧业,一度为北京的《宪报》撰稿,而家里的主要收入来自夏松云在唐山扶轮学校的教职。

这时,包惠僧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来,当时中共党内能领导他的只有陈独秀一人,而张国焘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只会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指挥别人。然而张国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顶头上司。张国焘曾向中共中央告包惠僧的状,要求开除包的党籍,只因陈独秀不同意,才不了了之。在与张国焘的冲突中,包惠僧始终认为存在一个“张国焘小组织”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包惠僧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接任随蒋介石东征的周恩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和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等职。在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包惠僧先后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

其间中共中央曾打算送包惠僧去莫斯科学习,包惠僧要求让妻子夏松云同行,却被拒绝了,因此他就没去成莫斯科。他认为是张国焘在刁难。

一九二七年一月,包惠僧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四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包惠僧被清洗了出去。五月夏斗寅叛变后,他一度被夏部扣留。后来回到武汉,在七月二十日前后到南昌。

南昌暴动部队南下时,包惠僧因病重无法随行。周恩来让他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去武昌找组织,并给他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故乡黄冈。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不过没能找到中共组织。武汉呆不下去时,他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又逃往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已脱党多年的李达和施存统等。上海的情况混乱复杂,包惠僧和这些人一样,对革命前途悲观和恐惧,于是消极脱党。

脱离中共之后,包惠僧在上海办《现代中国》杂志,卖文为生,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0年,包惠僧曾参与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不过旋即就脱离了第三党而恢复了国民党党籍。

从一九三一年起,凭借在黄埔军校时与蒋介石的交往,包惠僧担任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此时包惠僧与第二任妻子夏松云的隔阂越来越深,最后两人分居。在他家当家庭教师的谢缙云随即走进了他的生活,不久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一九三五年,包惠僧担任国民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次年,包惠僧自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先任內政部参事,后任內政部户政司司长,一九四七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局长。

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出狱以后,包惠僧常去看望。他还曾提出接陈独秀两口子去家里住。陈独秀则曾买了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时,贫病交加,门庭冷落,包惠僧是少数多次去探望他的旧友之一。包惠僧(还有台静农)也参加了陈独秀的葬礼。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在国共胜负已见分晓、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之际,包惠僧向内政部提出辞职,申请遣散,举家避居澳门。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包惠僧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分头发了电報。给周恩来的电报全文为:“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來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爭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來晤教。弟包惠僧叩。”一个星期以后,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

十一月,包惠僧抵达北京。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董必武请他吃饭,告诉他:“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并作了长谈。周恩来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十二月结业。

一九五二年四月,包惠僧被委任为内务部研究室研究员。

从一九五七年四月起,包惠僧任国务院参事。

回到大陆后,包惠僧谨小慎微,夾着尾巴做人,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一九五七年,他奉命写成了《包惠僧回忆录》,还以“栖梧老人”的笔名发表了四篇回忆文章。在国务院党外人士的鸣放座谈会上,他也发过言。反右之后,他又沉默了。

文革中包惠僧劫数难逃。他不仅被贴了大字報,而且被参事室的同僚用拐棍打伤了右腿,吓得他连夜让子女将千辛万苦珍藏了四十年并且裱糊装订成册的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毀。从此包惠僧一蹶不振。他还长期受心脏病的折磨。

一九七九年七月,八十五岁高龄的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病逝在家。他的骨灰被带回老家安葬。

包惠僧老家由父母包办的原配妻子叫丁雪姣。他自选的第一任妻子为夏松元。第二任妻子为谢缙云。包惠僧有子有女,数量名字均湮没于尘世。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